【文匯網訊】在今年3月轉任全國政協民族宗教委員會主任之前，朱維群曾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長達15年，並曾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參與和達賴私人代表的接觸商談。在本次專訪中，他主要闡述了對宗教和西藏問題的看法，讀者從中可以瞭解到中共中央當前在上述問題上的大致思路。
據中國新聞週刊報道，當前，中國信仰宗教的人數在增加，宗教的社會影響力也隨之上升。在此背景下，政府在宗教管理事務方面也面臨越來越多的難題和挑戰。
為此，就當前中國宗教熱點問題，6月10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原常務副部長、新任的全國政協民族宗教專委會主任朱維群接受了《中國新聞週刊》的專訪。
1998年，朱維群出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後任常務副部長)，在此任上就職長達15年，長期從事民族、宗教和西藏、新疆工作。從2002年開始，朱維群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參與和達賴私人代表的接觸商談。
今年3月，朱維群從中央統戰部轉到全國政協任職。
中國新聞週刊：迄今中國的宗教信眾數量還沒有一個全面統計。據你瞭解，目前中國五大宗教信眾人數有多少?
朱維群：我國10個少數民族的多數人口信仰伊斯蘭教，總數大約有2300萬人。天主教比較容易統計，因為入教的儀式比較規範，大約是650萬人。基督教歷史上是從天主教中分化出來的，據有關部門科學抽查大約是2300萬人，實際上可能比這個數字略高。中國信仰佛教和道教的人數很多，恰恰又最難統計，因為成為佛教和道教信徒的手續、程序比較開放。周恩來總理曾說中國信教群眾有1億多，這個說法依然適用。
曾經有人建議在國家人口普查時加上「宗教信仰」一項，我們沒有同意。因為宗教信仰對國家來說是公民的私事。其次，不少人宗教信仰會發生變化。此外，把我們的公民分別冠上由國家認定的「宗教」身份，政治上也不利。
中國新聞週刊：目前社會上信仰宗教的人越來越多，宗教影響力越來越大，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朱維群：目前我國宗教無論在信眾數量上、社會影響力上都呈現上升態勢。我們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肯定信教群眾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積極力量，自然也就為宗教提供了比過去寬鬆得多的環境。再加上市場經濟的不確定性對人們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的影響，這種上升總體上可視為是自然的，正常的。
我們的工作目標，不是簡單地加以壓制，而是承認當前宗教現象有其內在規律，將其活動納入法制軌道，實現規範化、有序化的管理。
但是，當前普遍出現的宗教不正常發展和活動混亂的現象，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這些現象背後固然有經濟社會變化一般因素起作用，但也有一些人為因素在推動。
在境外，主要是一些外國勢力利用基督教對中國進行滲透，非法傳教，甚至企圖把基督教變成反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分裂中國的政治力量。
在境內，主要是佛教，由利益驅動導致過熱，不正常活動增多。特別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幹部把宗教視為獲取經濟利益和提高本地知名度的工具，視為「業績」，濫建大佛像，濫建寺廟，人為擴大宗教的影響;「承包」宗教活動的場所;利用職權同寺廟爭奪「聖物」。
這些行為實際上是把宗教變成商品，違背了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針，違背了法律的相關規定，侵犯了宗教界的合法權利，也敗壞了社會的風氣。而相形之下，對宗教事務依法管理、對宗教團體的教育引導卻很薄弱，甚至根本不上心，使得中央的三令五申和有關法規形同虛設，導致混亂現象蔓延。
中國新聞週刊：那麼，該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
朱維群：我們實行和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因為這一政策符合宗教現象發展規律，符合人民和國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說我們可以贊成唯心主義，可以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持中立態度，可以放棄在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中間進行唯物主義、無神論的教育，放棄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和引導責任。
至於該如何治理這些問題，且不說那些更複雜的事情，我們當前可以很快做起來的事至少包括：不允許任何人用行政力量推行、助長某種宗教;不允許宗教干預屬於政府的各項職權;團結愛國宗教團體，把境外利用宗教進行的種種滲透堅決頂回去;對宗教事務實行有效管理，促進、幫助宗教團體建立健全內部管理制度;在媒體和各級各類學校教育(宗教院校除外)中，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些措施與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完全不矛盾，而且恰恰是保證宗教事業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所必須的。
如果任由一些人以宗教為名謀取金錢利益，形成、擴大勢力，以至尾大不掉，越往後會越難收拾。
中國新聞週刊：對於中共黨員是否可以信教的問題，目前社會上有不少議論，對此你有什麼看法?
朱維群：2011年我寫的《共產黨員不能信教》一文，發表於《求是》雜誌，就是針對我在工作中發現一些黨員同志不信科學信宗教、甚至變成宗教徒而發的。文章引起較強社會反響。據我所知，黨內公開反對的聲音並不多，但不少人內心是不高興的。
我堅持認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黨員不能信教的原則。道理很簡單：第一，從世界觀上說，中國共產黨的世界觀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是黨的一切理論與實踐的基石。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外國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資產階級政黨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黨的政治綱領與世界觀是高度一致的。
正是由於擁有科學的世界觀，我們黨才能領導人民用自己的奮鬥現實地推動中國社會的革命、進步和發展，而不是去追求虛幻的天國和來世。而宗教的世界觀無一例外屬於唯心主義、有神論。如果允許黨員信教，那麼就是允許黨內兩種世界觀並存，這勢必造成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動搖和喪失，在思想上、理論上造成黨的分裂。
第二，從組織上說，如果我們允許黨員信教，就等於允許一些黨員既接受黨組織的領導，又皈依於宗教人士的門下，接受各類宗教組織領導。如果在藏區，就等於允許黨員接受達賴的「宗教」思想影響，承認達賴的「根本上師」地位。五大宗教乃至更多宗教在黨內並存，勢必在組織上造成黨的四分五裂。恰恰是在西藏和新疆這兩個反分裂鬥爭極為尖銳的地方，自治區黨委都旗幟鮮明地堅持黨員不能信教，這不是偶然的。
第三，黨員信教，勢必成為某一種宗教勢力的代言人，一些地方將出現宗教徒管黨的宗教工作的現象，就不可能平等地對待每一個宗教，不可能真正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根本不能指望這些人去抵禦境外滲透，黨的宗教工作將從根本上塌台。
總之，如果允許黨員信教，將使我們黨從思想上、組織上自我解除武裝，黨的先進性喪失。我認為，保持黨的純潔性，除了政治上、組織上、作風上的純潔性，還應有基本的一條，就是世界觀上的純潔性。
有人指責，強調黨員不能信教違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這是毫無道理的。當一個人自願加入我們黨的時候，實際上他就是根據宗教信仰自由原則選擇了不信仰宗教;根據同一原則，他還可以重新選擇信仰宗教，只是他需要退出我們這個以辯證唯物主義為共同世界觀的政黨而已。
當然，在一些多數人口信教的少數民族中，可以允許黨員對一些從宗教禮儀轉化來的民族習俗靈活對待，以避免脫離群眾，但思想上的要求不能降低。
中國新聞週刊：你怎樣看待達賴喇嘛的宗教地位?怎樣看待接觸商談的前景?
朱維群：當我們稱丹增嘉措先生為「達賴喇嘛」時，本身就表明我們還沒有否定他的宗教地位。但是，不要忘記，他同時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身份，即他在政治上是一個以分裂祖國為目標的政治流亡者。
近些年，達賴喇嘛作為政治流亡者的身份越來越搶眼，而越來越不像個佛教徒。比如，眾所周知，珍愛生命，反對殺生，包括反對自殺，是佛教的基本教義，但達賴喇嘛不僅不制止他的手下煽動境內少數人自焚的罪惡行徑，反而以各種方式予以支持，反覆表示他不會對自焚行為叫停。
又比如，眾所周知，活佛轉世自古以來有一套必須遵守的歷史定制與宗教儀軌，包括金瓶掣簽和向中國中央政府報批的制度，但達賴喇嘛不僅反對這項制度，聲稱「轉世」只能由他個人決定，還到處宣稱要轉世為外國人，轉世為女人，轉世為蜜蜂……
再比如，藏傳佛教中，傑千修丹護法神為前任歷世達賴所尊崇，而十四世達賴喇嘛無端強迫信教群眾放棄傑千修丹信仰，一手挑起信教群眾紛爭。這哪裡還有一點兒宗教上的虔誠，以及對歷世前任達賴喇嘛的尊重?
關於接觸商談，我一直把這個事情看得比較淡，因為歷史充分表明，這個集團分裂主義的本質是不會變的。如果說有變化的話，就是這個集團越來越窮途末路，其行為越來越不計後果。而西藏的前途自1951年和平解放和1959年民主改革後就由西藏人民自己做主了，達賴改變不了這個歷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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