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當下，由巴克萊資本公司創造的新詞「李克強經濟學」 (Likonomics)正在成為經濟學界討論的熱詞。它被用來代指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為首的新一屆政府為中國制定的經濟增長計劃，其核心內容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槓桿化和結構性改革，以短痛換取長期的益處。
據中國經濟周刊報道，前程長遠，勤苦曠劫，方始得成。當下，由巴克萊資本公司創造的新詞「李克強經濟學」 (Likonomics)正在成為經濟學界討論的熱詞。它被用來代指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為首的新一屆政府為中國制定的經濟增長計劃，其核心內容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槓桿化和結構性改革，以短痛換取長期的益處。
巴克萊認為，李克強已下定決心將中國經濟帶上一條可持續發展的正確道路。
作出這個判斷,是在政府「鐵腕治理」了今年6月爆發的所謂「錢荒」之後——央行並未像以往一樣，立即通過逆回購向市場投放一些流量，以緩解資金短缺，即商業銀行渴求的「放水」。
事實證明，即使在過去的3個月，中國經濟經歷了一輪經濟增速的下滑，新一屆政府還是頂住了出台新經濟刺激措施的壓力。
減速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原商務部副部長魏建國回憶起他曾主管的加工貿易不無唏噓。加工貿易解決了中國的1.2億農民工就業問題，也成就了中國這樣一個製造大國的出口。但中國出口如今的處境卻十分尷尬：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前5個月的出口只有1.6%的增長，離我們制定的10%的目標有很大距離。「全年能否有一個好的前景?我們期待著，但是很困難。」魏建國說。
「為什麼中國經濟會減速，因為前30年的模式不能支撐未來的發展了，必須調整前30年的模式。中國現在就面臨著一個改革的十字路口。」 國務院發展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對《中國經濟週刊》說，經濟減速中央政府有壓力，地方政府有壓力，企業有壓力，市場有壓力，銀行也有壓力，但有壓力才能轉型，沒有壓力是不可能轉型的。
現在看來，中央政府願意為長期的可持續發展付出短期的經濟減速的代價。
「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高速增長，已經到了一個要邁過一道坎的階段。」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說。
在過去30多年間，中國經濟總量躍升至全球第二位，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和工業品製造國;但與此同時，信貸擴張、過度投資、地方債風險、出口依賴、生態破壞，以及政府的過度干預導致資源配置的不公與低效，也成為了經濟高速增長的沉重代價。
「這的確不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中國的確面臨很多問題。」印度中國經濟文化促進會秘書長穆罕默德·薩奇布直言不諱地指出，「對中國來說，最大的挑戰是政府的權力超過了經濟發展，這樣會阻礙經濟的繁榮發展，這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中國一定要非常謹慎。」
波蘭前副總理科勒德克認為，在這個轉型期，中國經濟必須從出口和投資驅動的模式轉到以消費為驅動的模式上來。「因為中國的消費比起世界上其他國家太弱了，甚至比起新興經濟體如巴西、俄羅斯，中國的消費總體上也處於非常疲軟的狀態。」在其主政波蘭期間，曾追求一種黃金秩序，即一種比較健康的經濟增長速度，這種速度平衡了出口、進口，平衡了投資、GDP、消費、財政預算和財政支出。在他看來，中國也應該這樣。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霍建國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坦言：「我們的經濟最終要逐步轉向內需為主的增長模式。然而，這種轉型需要漫長的時間，恐怕5年不一定能完成。從提出轉型經濟至今已經過去了10年，現在看來，效果並不怎麼理想。」
新動力
當然，在過去的3個月裡，新一屆政府也一直在積極地尋找支撐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3月底，李克強到江蘇、上海考察時，同意並推進建立上海自貿區，從而使上海、長三角、長江流域形成改革開放新格局，以自貿區建設構建新引擎。
5月底，李克強出席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北京峰會，要求加快推動服務貿易發展，推動現代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6月初，到河北考察時，李克強提出加快環渤海地區一體化建設，也是打造中國經濟增長的另一新引擎。
「現在看來，產業、區域和開放，這三個方面都將是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新引擎。」王一鳴說，培育新的增長引擎，推進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這是從供給端來找到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而城鎮化則主要解決中國經濟需求端的問題，它對中國意味著，未來可以創造新的消費需求及新的投資需求。
毫無疑問，新型城鎮化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引擎。
然而，前30年由政府主導的城鎮化刺激經濟增長之後遺留下來的種種弊端仍讓決策者心有餘悸。在GDP指標的考核指揮下，地方政府抓項目，修大馬路，建高樓，建新區，建廣場……卻仍然沒有解決人的城鎮化問題。
「新一輪的城鎮化要堅決避免城鎮化的弊端，這需要從體制上解決問題。」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前不久，剛剛參加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國務院關於城鎮化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的分組討論。「討論很熱烈，平常一般到11點左右就散會了，我所在的第六小組一直討論至中午12點。城鎮化實在太複雜，達成共識比較難。」
事實上，由國家發改委制定的《「十二五」城鎮化規劃》早在去年底就已完成，但遲遲未公佈，主要原因亦是大家對城鎮化的路徑還沒有達成高度的共識。
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表示，「中央政府在討論什麼樣的城鎮化，地方政府在做什麼樣的城鎮化，都非常重要。」問題的關鍵是，兩者很有可能並不一致。他在中國很多城市考察時，鮮見城市的改革，而幾乎每一個城市都有擴張的衝動。
「對地方政府來說，城鎮化最重要的結果還是GDP。土地的城鎮化遠比人的城鎮化重要。與此同時，他們需要很多的錢加大投資，從而又進一步加大了早已高企的地方債風險。」他認為，中國城鎮化的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將取決於地方政府，因為他們才是城鎮化的推手。
放權
對處於轉型期的整個中國來說，怎麼解決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已經成為關鍵問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認為，必須扭轉由於政府過度干預經濟造成的經濟失衡問題。
她以近些年產能嚴重過剩的光伏、風電、生物製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例，痛陳政府干預經濟的弊端，「這些產業一上升到國家戰略，經國家規劃，就變成了政府行為，各級政府就把它作為一種政績工程，於是全國若干個政績工程出來，很快導致過剩。一些產能過剩到了一個非常極端的情況，這種產能不僅在國內需求過剩，而且放眼全球我們這個生產能力也是過剩的。光伏就是這樣。」
由於政府干預下導致的經濟失衡，「這麼多年的發展積累了巨大存量，GDP的總量，產能的總量，以及貿易的總量都挺大。要把我們的存量調整作為改革中最大的試點。」
然而，這麼大的存量到底怎麼消化、盤活，是個問題。
「怎麼辦?只有用時間來調整。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來化解我們過去嚴重過剩的產能。」張燕生說。
在他看來，當前中國經濟的最大困境仍在實體經濟。「實體經濟不穩中國經濟下一步要出大問題。」
霍建國同樣將實體經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予以強調，「現在的實體經濟發展困難主要是因為投資環境不好，給它們一個公平的環境，民間的內生動力發展慾望是很強的，若能動員發展起來將解決很多問題。」
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說：「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政府怎麼放權，民營經濟怎麼發展，怎麼打破一些壟斷，怎麼使得金融機制能夠為這些創業和中小企業服務。」
李克強上任之後，曾代表新一屆政府作出承諾，要把國務院各部門行政審批事項的1700多項再削減1/3以上。第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上，他又強調，大幅減少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真正向市場放權，減少對微觀事務的干預，激發經濟社會發展活力。
放鬆政府管制也因此被學界擴大解釋為「李克強經濟學」的重要內容。
從朱鎔基到李克強
人們期待著「李克強經濟學」將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帶上全方位、深層次的改革之路。誠如李克強本人所言，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
李克強的改革魄力也喚起了人們對朱鎔基時代的記憶。
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一直被認為是上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領導者，和中國共產黨的權力中樞裡最具經濟眼光的人之一。掌管中國經濟的幾年間，朱鎔基以其驚人的改革魄力和勇氣，克服內外部的矛盾和挑戰，推出了他的「改革新政」，涉及企業制度改革、財務制度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投資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價體制改革等多方面，最終將計劃體制下的中國轉軌經濟帶上了市場化的道路。
李克強和朱鎔基一樣，都接手了一個過度投資的經濟體，都處於一個矛盾和利益衝突極其尖銳和複雜的轉型期，並且，現在看來，他們都準備以短期的改革陣痛換取更長期的、平衡的、可持續的增長。
但相比之下，李克強所面臨的時代背景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管清友分析：一是外部環境更為複雜，全球化紅利在減退;二是上一輪改革紅利基本消耗殆盡，新一輪改革遭遇深水區;三是利益更加多元化，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訴求大相逕庭;四是經濟轉型的任務很重，但中國經濟升級版不可能一天完成。
管清友在回顧改革開放經濟史的時候，以「三次闖關」來總結期間的三個關鍵時間點上所經歷的三次重大改革：第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末的物價闖關，內容是將實行了4年的「價格雙軌制」並軌，讓市場決定價格的變化。第二次是1990年代中後期市場化改革闖關。第三次是當下正在進行的轉型闖關。「目前觀察，國務院所做的去槓桿、去產能、調結構、促轉型會在中國經濟史上成為第三次闖關。」
第二次闖關是由朱鎔基主導完成的，而這一次闖關的大任則落在了李克強的肩上。「如果說朱鎔基時代的任務是確保順利轉軌，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那麼李克強時代的任務就是建立強化市場型政府，實現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
在管清友看來，「新政府試圖釐清政府與市場關係，轉變政府職能，削減政府開支，約束政府權力，增強經濟內生動力，實現結構調整，推進全面改革。這與朱鎔基改革所面臨的困難一樣，殊為不易。」
1996年歲末，朱鎔基副總理在北京看話劇《商鞅》。據媒體報道，他為劇情所動，潸然淚下。同為改革者的他慨歎，商鞅以驚人的勇氣掀起改革之潮流，終為頑固派羈絆，車裂而死。
前程長遠，勤苦曠劫，方始得成。
兩千多年過去，中國步入了新的改革時代。帶著陣痛加速轉型和升級，尋找新引擎，成功的改革將推進中國經濟步入新黃金時代，迎來一個民富國強的繁榮未來。
「轉變政府職能，就是要解決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問題，通過簡政放權，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激發市場主體的創造活力，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就是要把政府工作重點轉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
「在存量貨幣較大的情況下，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較高。要實現今年發展的預期目標，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資，空間已不大，還必須依靠市場機制。」
——李克強在5月13日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動員電視電話會議上指出
下一步，我們將堅定不移推進金融市場化改革，健全現代金融體系，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的改革。同時，深化境外戰略投資者與中資銀行的合作，穩步推進股票、債券、保險市場對外開放，促進人民幣跨境使用，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拓展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
——李克強5月24日在瑞士經濟金融界人士午餐會上發表演講時表示
「當前中國正致力於轉方式、調結構、促增長，全面推進工業化、信息化、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
——李克強5月26日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會談時表示
中國經濟的五個新引擎
《中國經濟週刊》 記者朱梓燁李鳳桃姚冬琴劉硯青趙明月實習生余巧楠呂立夏| 北京報道
談及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絲·尼古拉，至今還能原文複述中國前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07年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中外記者見面會上說過的一段話：
「中國經濟存在著巨大問題，依然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結構性的問題。所謂不穩定，就是投資增長率過高，信貸投放過多，貨幣流動性過大，外貿和國際收支不平衡。所謂不平衡，就是說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經濟與社會發展之間不平衡。所謂不協調，就是一、二、三產業不協調，投資與消費之間不協調，經濟增長過多地依賴於投資和外貿出口。所謂不可持續，就是我們還沒能很好地解決節能降耗問題和生態環境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擺在我們面前需要解決的緊迫問題，而且是需要長期努力的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全球各大經濟體受到嚴重衝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被中國超越。為了帶動經濟復甦，中國出台了4萬億的刺激計劃，也讓投資、產能過剩的矛盾凸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向《中國經濟週刊》指出：「這些錢投到正常增長的新興經濟體去了，變成了房地產、資產和全球大宗商品的泡沫。這些泡沫導致國內非理性的繁榮，並大量進口，而進口歐美國家的商品則帶動了發達國家的復甦。」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過去的5年，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依然薄弱，資源環境約束加劇，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深化改革開放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任務艱巨。
處在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重要時期，全球經濟震盪加劇，各個國家都在積極採取措施應對複雜多變的經濟形勢。當此之時，中國是否還執著於發展速度?「保八」是否是中國的「速度底線」?
2013 年第一季度，中國7.7%的GDP增速低於很多國際機構的預期。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美洲前接受拉美國家媒體聯合書面採訪時說，我們不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而是更加注重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出訪亞歐四國期間也多次表示，對於中國這樣大的經濟體來說，保持年均7%左右的增速很不容易。
5月中旬，李克強在一次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動員會上表示，要實現今年發展的預期目標，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資，空間已不大，還必須依靠市場機制。
有經濟學家指出，相比一季度表現，今年二季度經濟仍處弱勢徘徊階段。從「三駕馬車」來看，出口在外部環境沒有大的衝擊下擠出水分、回歸真實，投資受製造業低迷影響略有下滑，消費增速穩中有升，經濟並未出現明顯企穩回升態勢。而今年以來，能源原材料價格下跌、企業經營困難、PMI指數走低、金融市場波動加劇都為經濟回升帶來了不確定性。
人民日報總編輯楊振武在由《中國經濟週刊》雜誌社承辦的「第三屆全球智庫峰會」主題為「中國經濟的新引擎是什麼」的平行分論壇上致辭指出，中國根據當前的世情國情，在進行一系列重大戰略調整，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以經濟轉型謀求長遠發展，以和平發展謀求對世界的更大貢獻。在這個過程中，如何發現中國經濟的新動力，如何打造中國經濟的新引擎，就顯得尤為重要。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道路，這一論斷為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指明了方向。
在第三屆全球智庫峰會上，國內外官員、專家、學者論及這個問題的時候，絕大多數都提到了改革、實體經濟、城鎮化、擴大內需和提高開放水平，而事實上，這5個關鍵詞是一脈相承的：改革是前提、是基礎，發展模式不改變，結構不調整，金融改革不深化，改革不落在實處，產業便難言活力，便很難找到新的增長點;
實體經濟要淘汰落後產能，要獲得資金支持，要培養能夠成為新引擎的產業。而不論是服務業、公共產品，還是航空航天等新興產業，都需要市場培育，而不是政府指定;
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轉換經濟結構的體制改革和配套現代產業的形成，有助於加快中國城鎮化進程。它們的最終目的都是拉動內需，將中國經濟從投資驅動轉為消費驅動;
強大的內需和更加開放的對外經貿，所打造的內部穩定、外部融合、民富國強的中國經濟，將更加獨立自主、更能引領世界。
新引擎1 改革
中國必須通過改革釋放新的增長潛能
2013年，是新興經濟體由正常增長到開始減速的轉折點。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向《中國經濟週刊》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正在經歷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為「雙速增長」，美日歐的經濟陷入危機，新興經濟體正常增長;第二階段為「雙速減速」，美日歐經濟陷入低迷，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開始減速;第三個階段是「倒雙速增長」，美日歐經濟開始恢復，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卻在回落。
張燕生認為，2013年就是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的轉折點，而在未來的某一個時點，可能在2017年前後，世界經濟進入第三階段。
「金融危機是美歐國家在全球經濟中尋租的結果，他們負債消費的模式導致了自身巨大的貿易逆差，也帶來了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順差。全球金融危機時，他們卻把危機的責任推到『窮國』身上。」張燕生指出，「2013年，窮國也到了拉不動這輛大車的時候。此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模式需要調整，否則再過5年，富國有可能通過『再工業化』等創新手段將經濟結構調整過來，而窮國卻由於忽略調整，光給富國拉車，自己陷入泥潭。」
此時，中國政府主動放慢GDP的增速，既有主動調整的考慮，也有客觀經濟形勢的壓力。張燕生認為，當下中國最緊要是做好新的調整，即改革。
與相對悲觀的張燕生不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對中國經濟潛力的判斷是「中國經濟8%的增速將維持20年」。
但林毅夫的判斷有同樣的一個前提，那就是中國經濟發展必須發揮比較優勢，做到深化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克服人口紅利過早消失，以及提高人力資源來補償增長的不足等。
改革，已刻不容緩。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向《中國經濟週刊》表示，尋找中國經濟的新引擎，要先思考經濟結構到底存在哪些問題，然後針對這些問題去調整、去改革。
有觀點認為，中國必須通過改革釋放新的增長潛能，再造增長新引擎，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新經濟週期。
而在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霍建國看來，改革本身就是中國經濟的新引擎。
改革的重點是轉方式和調結構
中國前30年的發展模式已不能支撐未來可持續的發展，需要改變。轉變發展方式，首要任務是調整結構，而不是關注GDP的增速。
經濟結構的調整必然帶來陣痛，而經濟增速的放緩也帶來產能過剩的壓力。面對社會上對於降低增速的不同聲音。張燕生說：「追求速度的人說增速下降很快，應該用刺激方案將速度升上去;而另一種聲音在說，如果用短期經濟刺激政策去搞極限增長，中國經濟很快就會到達增長的極限，長期增長潛力下降，最終中國經濟將為此付出代價。」
張燕生認為：「現在中國正處於一個坎上。當GDP降到7.8%的時候，經濟結構在優化，就業在增加，城鄉和區域的差距在縮小。那麼，為什麼不能把速度進一步降下來，降到7%和7.5%，使工作重點真正放在調結構、轉方式和促改革上?」
近年來，中國結構調整的成效已經顯現。張燕生表示：「2012年中國的GDP增速是7.8%。其中，消費的增速是51.8%，高於投資;內需的增速是 102.2%，遠大於外需;服務業占GDP比重達44.6%，今年1月份上半年增長到47.8%;而研發經費已經增加到GDP的1.97%。去年，我國創造了1266萬人的就業，創十年新高。」
金融改革已進入「深水區」
要素價格改革、公共財政和稅收體制改革、戶籍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國有資本經營改革和金融領域改革等，被認為是下一步改革的重點。而在第三屆全球智庫峰會上，金融改革被一些專家和企業代表著重強調，並被視為中國經濟新引擎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絲·尼古拉認為，改革要有先後順序，金融改革最為重要，應放在日程表的最高位置。
霍建國向《中國經濟週刊》表示，改革中最重要的是企業投融資體制的改革。要為企業提供多樣化的融資渠道，更重要的是按照市場化標準規範各個行為主體的行為，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理清監管者、銀行、企業之間的關係，下一步，金融改革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今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2013陸家嘴論壇上，監管層表達了要推進金融改革的決心。銀監會主席尚福林首次提出中國銀行業改革發展的「頂層設計」。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認為，當前金融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涉及面廣，難度極大，因此應由相關部門設計改革的總體方案，加速改革向縱深推進。
央行對「加快推進存款保險制度的立法」的表態，便被視為深化金融改革的信號。
有專家指出，允許民間資本進入金融行業、促進金融機構發展、推進利率市場化、逐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豐富金融市場投融資產品將是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金融改革將成為放開壟斷管制的突破口，引導金融機構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
而在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看來，在金融方面，談增長新引擎之前，還應首先解決一個重大問題：國際資本流向可能發生逆轉的風險。
「多年來，國際資本持續流向新興經濟體。」李向陽告訴《中國經濟週刊》，未來出現資本流向改變的一個可能性風險點，就是QE(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退出。「如果發達國家退出QE，意味著實體經濟已經可持續復甦了。緊接著他們就有可能提高利率，從而觸發資本流向逆轉。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投資者認為新興經濟體資產價格上升的空間已經基本沒有了。在中國，國際金融危機以後，資產泡沫經歷了很短時間的調整後又進入了新一輪的上升;而實體經濟層面，產能過剩因為大規模的信貸投放，進一步加劇。」
李向陽認為，必須要在風險真正成為現實之前，把中國的資產泡沫盡可能壓縮，為宏觀經濟政策創造更大的空間，同時經濟增長速度適當地調低也有助於緩解產能過剩的壓力。控制資產泡沫，防範資本流出的風險，是尋找中國經濟新引擎的一個前提。
改革的關鍵還是要落到實處
弗朗索瓦絲·尼古拉認為，中國下一步的改革不是純粹的經濟改革，更大程度上是機制改革。中國現在對改革的方向和方案都非常清晰，但執行上有問題。
「很明顯，現在各級政府都傾向於短期利益，但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之間需要找到一個平衡。改革會涉及一些領導者，我們就要從機制改變，使執行者瞭解到，改革短期內可能會付出一些代價，但是從長期角度來看會受益。」尼古拉說。
「中國經濟現在必須要為轉移升級創造條件，而不為保持高增長速度創造條件。」張燕生對記者說，「我個人認為，東部哪個省的GDP增速超過7%，哪個省的省長、省委書記就要做檢討。這說明你沒有把追求速度和規模的舊方式轉向新方式，用以追求質量和效益。」
此外，樊綱認為，政府應該學會放權，尊重市場，鼓勵民營經濟發展，減少對微觀行為的干預。政府應該盡快讓種子基金、股權融資等這類直接的投融資機製成熟發展起來，去支持那些有新想法的人去進行可持續的創業。「如果千百萬人的創造力都能發揮出作用，新點子都能落地，那麼中國的市場價值一定會得到體現。」
新引擎2 實體經濟
哪些產業能成為新引擎?
製造業、公共消費品、服務業，航空航天等新興產業
「中國經濟的新引擎毫無疑問必須來自實體經濟，而不是金融的運作。」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向《中國經濟週刊》指出。
但矛盾的是，在當前中國經濟的所有困境中，實體經濟是最大的困境。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認為，實體經濟最為明顯的苦難就是三大產能過剩。一是重化工和裝備製造產能過剩，二是外向型經濟形成的外貿產能過剩，三是過去幾年戰略性新興產業比如光伏、風能的產能過剩。這些過剩產能是過去10年的投資泡沫形成的，未來也「只有用時間來調整，且是相當長的時間。」
未來如何保持發展實體經濟的堅實基礎，推動實體經濟的繁榮?哪些產業能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引擎呢?
轉型後的實體經濟動力無限
「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要為實體經濟的企業減負，要想叫馬兒跑得好，必須叫馬兒輕裝上陣。第二個就是改革，改革就是要讓馬兒有動力，什麼是最好的動力呢?競爭。第三個就是從供給層面來講，要想叫馬兒跑得好，現在馬還比較弱小，就要幫一把。」張燕生向《中國經濟週刊》指出。
要幫實體經濟一把，就要解決實體經濟最大的困難「五缺」——缺技術、缺人才、缺訂單、缺資金、缺規範。
張燕生認為，「現在，我們把企業轉型中的技術問題都交給了市場，讓市場來做技術應用、轉讓、咨詢、服務，但如果市場不提供給企業技術或做不到呢?這就需要公益性、非營利性的社會研發機構來為企業解決技術問題，這在當前是空缺的」。
人才問題也是如此。張燕生表示：「30年前，中國不缺人，社會使用的大多是低成本、沒有經過基本培訓的農民工。如今，社會需要初級技工、中級技工和高級技工，如何建立職業教育的技術培訓體系?誰來出錢辦?」
當前，大量社會資金融入股市、房地產等虛擬經濟，而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卻面臨資金緊張，無處貸款。張燕生認為，必須讓資金進入到實體經濟。「如果我們能夠通過改革調整來完成實體經濟的轉型，那麼，中國經濟新30年的黃金時期將到來」。
公共消費品、服務業最有希望?
張燕生表示，中國60歲以上的人口有2億，他們將帶動養老、醫療、保健產業發展，而城鎮化尤其是城市群的發展將給中國帶來重大發展機遇，創新、創意、設計等一些現代服務業，先進製造業，以及現代農業，這些都將是帶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新引擎。
李稻葵認為，從短期來看，當前最應該馬上投資的是公共消費型產品，也就是影響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最基本的一些公共消費，空氣、水、交通、對自然災害的應對等等。「比如說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未來能不能做到6級地震零傷亡，7級地震幾乎無傷亡，財產損失降低到占當地GDP 0.5%的水平，這些可以通過投資來完成，是對民生的一大改善。」
「再比如空氣質量，空氣是最大的公共消費品，也是老百姓關心的重大問題。怎樣提高空氣質量?也可以通過投資來完成。比如加快折舊，以高排放標準汽車來替代低排放標準汽車;提高油品質量等等。這些都需要投資。」
而在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前院長蔡旭看來，服務業的改革升級可以成為中國經濟尋找新引擎的切入點。「中國服務業在GDP中所佔的比例真的太低，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經濟增長的潛力沒有辦法釋放。」
2000 年，中國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服務業占GDP比例達到40%;現在，中國人均GDP提升到5000美元，服務業占比仍只有44%左右。「經濟增速如此快，人均GDP增長如此高，但服務業所佔的比例卻依然很低，這樣的情況在其他國家是很罕見的。美國在1970年人均GDP約5000美元的時候，服務業占GDP比例就已經達到60%多，現在70%以上的GDP貢獻是來自於服務業。」
蔡旭認為，中國強勁的增長想要持續，就必須要有一個強勁的服務業。最有效的提升服務業效率的方法，就是引入競爭，而且這種競爭必須在無障礙的環境下進行，也就是要求對服務業進一步放鬆監管，提供更加寬鬆透明的市場環境。「我們非常希望中國加入諸邊服務貿易協定談判，希望中國在參與過程中實現雙贏，進一步促進中國服務行業的發展，為未來的經濟發展注入活力。」
與上述專家學者不同的是，北京大學中國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郭夏把關注點放在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創新驅動」戰略上，基於此，他認為，新生經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新生經濟是基於全球高科技創新形成的新生事物經濟和新概唸經濟。
郭夏告訴《中國經濟週刊》：「中國的航天事業發展已經為建立國家自主創新體系奠定了雄厚基礎。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就是通過加大對航天事業的支持力度，保持中國在航天高科技領域的創新優勢。新生經濟是以航天高科技成果轉化為主導的宇宙經濟。只有加大航天開發的各項投入，才能促進國家創新體系的持續發展。中國不僅要在地球衛星和空間站建設領域穩步發展，在月球探測和火星探測領域也要盡顯世界大國本色。通過加速航天事業不斷發展，促使我國高科技自主研發成果居於世界領先行列。」
此外，郭夏還認為，要大力發展各種類型的泛新興產業。新興農業、生態產業、勘探產業、旅遊產業、文化產業、健康產業、安全產業、公關產業、傳媒產業、創意產業以及各種新概念產業都屬於泛新興產業的範疇。
產業新引擎不是政府指定的
儘管認為有潛力成為中國經濟新引擎的不少，但李稻葵強調：「這些投資表面上看必須政府做，其實不然，如果進行適當改革，完全可以引導民營資本進來，政府給一點保障、給一點創新、給一點政策、給一點制度改革，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向《中國經濟週刊》指出：「金融危機爆發初期，人們認為是以綠色經濟為基礎的清潔能源，但是頁岩氣革命以後，美國能源結構發生變化，美國對清潔能源的立場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這兩年人們又在討論3D打印技術。在多種選擇條件下，如果一個國家在未來支柱產業的方向選擇上出現錯誤，可能就會是災難性的。」
李向陽說，由政府主導產業政策制定的模式需要改革，「這種模式對於追趕一個明確目標非常有效，而對於不確定未來，靠政府官員坐在辦公室制定產業政策，風險就會非常大。」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也認為，不能靠政府點名發展哪種產業，而是要讓千千萬萬老百姓發揮自己的作用，尋找並創造新引擎。「過去大家一窩蜂搞了不少新興產業，結果這些產業最後都變成了『賣白菜』的。地方上掀起一輪發展新興產業的大潮，很多省市或區縣都開始不顧一切、一擁而上。結果導致近期我國光伏、LED、風電裝備、碳纖維等行業紛紛傳出產能過剩的聲音，部分行業甚至出現了持續性的全行業虧損現象，企業倒閉，行業發展陷入困境。」
「經濟的發展不是靠哪一個行業或哪一個產業，它一定是一個綜合、均衡的發展過程。重要的不是你去告訴別人，哪一個產業會是新的經濟增長點，而是讓大家開動腦筋去創造出新的市場、新的技術和擴展方式。」樊綱說。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霍建國則明確表示，不主張選擇某個行業作為引擎：「之前的十大新興產業曾經被列為上一屆政府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但最後也只是做了過渡，沒有發揮實質性的作用。如果要扶持某些行業，可以用產業政策傾斜的方法。產業發展要更加關注質量和效益。最重要的是實現改革，若要再選定一些行業，會陷入傳統計劃思維。」
新引擎3 城鎮化
新引擎4 擴大內需
民富方能國強：以城鎮化為導向，以內需拉動為旨歸
改革也好，尋找新的產業引擎也好，在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看來，都是為了刺激消費。
「中國經濟從投資依賴轉向消費拉動，促進中產階級的發展非常重要。」金盈灃股權投資基金(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牛嘉林認為，讓中國民富，讓內需開啟，這才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曾經做過一個計算：中國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實際上是不斷上升的，每年上升0.7%。再過七八年，或者10年，居民消費將變成中國經濟第一大引擎，這個過程需要長期的培養與呵護。
李稻葵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尋找新引擎，從長期來看，還是靠消費升級，從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消費升級到非物質性消費，從一般的私人產品的消費升級到更高檔公共產品的消費，包括清潔的能源、水等，這些都是消費升級的潛力所在。」
波蘭華沙科茲明斯基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波蘭前副總理科勒德克指出，中國的消費總的來說是處在非常疲軟的狀態，不如歐美，甚至不如巴西、俄羅斯這些新興經濟體。目前，中國最應該關注的是消費，之後才是投資、出口或進口，中國應該進一步向消費為主導的經濟體去進行轉型，進行經濟結構內部的調整。「正如波蘭的 『黃金秩序』，將投資、GDP、消費、財政預算和財政支出進行了健康的平衡。」
刺激消費，要藏富於民，當下最繞不開的議題就是城鎮化。
以城鎮化為導向，以內需拉動為旨歸
今年初，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強調：「推進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關鍵是提高城鎮化質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農民。要實現產業發展和城鎮建設融合，讓農民工逐步融入城鎮。要為農業現代化創造條件、提供市場，實現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房地產金融中心主任汪利娜指出，城鎮化應是經濟發展之果，轉換經濟結構的體制改革和配套現代產業的形成，有助於加快中國城鎮化進程。
新型城鎮化釋放巨量需求的關鍵仍在於經濟和社會體制的改革創新，戶籍制度、土地制度、財稅制度改革以及農民工市民化、社會經濟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等問題的解決，則是目前中國打造城鎮經濟發展模式面臨的主要挑戰。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霍建國指出：「城鎮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之一，現在看來，它有非常大的潛能，但是它的潛能不在於規模，不在於農村人口的城鎮化，這方面只有在規模上的變化，真正解決城鎮化發展問題要看它的支點。支點主要有配置合理的產業，配套優化的服務業，特別是社區服務。更重要的是經濟總量，產業、服務的發展。要使得城鎮化真的帶動經濟的發展，不唯GDP論就要實現城鎮化、工業化、對外開放外資、現代服務業的結合。」
因此，前述的改革和產業發展的成果，都將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得以體現，並最終拉動內需。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認為，中國經濟的新引擎是以城鎮化為導向的。其意義在於，培育擴大中產階層隊伍，縮小中國地區間、城鄉間的收入差距，進而提高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把中國經濟從過去投資驅動型的模式轉變為內需拉動型。「這是基本的方向，而要完成這個轉變，改革是最重要的，因為這裡不僅涉及到國民收入的再分配，而且涉及到初次分配問題。」
有觀點認為，城鎮化的深入將是繼工業化、市場化之後，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引擎。這也就不難解釋，當被問及「中國經濟的新引擎是什麼」的問題時，為什麼多數專家學者都會提及城鎮化。
(對於如何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請關注本期封面故事第三部分《中國城鎮化的兩大難題》。)
獨立增長更可持續更穩定
通過改革發展，老百姓越來越有錢，但怎麼花也是個問題。科勒德克指出了中歐消費觀的不同：「歐洲大部分國家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盡可能節儉開支，居民也往往是負債纍纍，過度消費和超支情況普遍。而中國大部分人都愛攢錢。」
老百姓的錢怎麼流動起來?牛嘉林告訴《中國經濟週刊》，「美國人是200%甚至300%的消費，中國人連借錢的膽量都沒有，這個差距太大了。所以，必須要轉變民眾的理財觀念，培養民眾的財商。中國如果能把老百姓手中的餘錢利用起來，就有很多的財富，能做很多的事情。」
另一方面，企業的財商要改變。牛嘉林認為，企業要做一些事情，要有錢才行。「有錢」在中國人的觀念裡面就是現金，但是在金融領域裡面你可以不用錢照樣消費，比如拿信用卡。再比如，你買車可以一分錢不花，每個月去銀行按揭。還有，你可以花很少的錢買房子，這些都需要信用。因此，金融體制改革，信用系統建立，將最終拉動消費。「一旦你可以用兩塊錢去買十塊錢的東西，這個消費就可以被拉動起來。」
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絲·尼古拉也向《中國經濟週刊》表示，中國人要少存錢，少在國外存錢，多在國內消費，而且不是花銷在進口商品上。如能做到這一點，中國市場可以更加獨立，並且也不會輕易受到外部衝擊。中國能更加獨立地增長，這種增長便會更加可持續、更加穩定。
新引擎5 融入全球經濟
中國從全球經濟打工者到規則制定者
在第三屆全球智庫峰會上，對於「中國經濟的新引擎」的論題，許多外國專家、學者同時也把關注點放在了中國的對外開放上。他們認為，中國的發展得益於開放合作，也為世界經濟繁榮做出了積極貢獻。合作是各國互通有無、取長補短的發展捷徑，也是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必然選擇。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也表示，中國需要提高開放水平，並以此作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擴大開放看起來似乎跟經濟增長沒有關係，但實際上這決定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如果無法影響或主導全球經濟秩序和規則的制定，注定就只能是一個打工者。所以新一輪的對外開放也有很重要的目標，就是擴大中國在國際經濟規則中的制定權。」
波蘭華沙科茲明斯基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波蘭前副總理格澤高滋·W·科勒德克認為，中國經濟在不斷拓展的過程中，應該能夠把目光放遠一些，整合到全球經濟中。正如中國此前在脫貧方面的傑出成就一樣，融入全球經濟，將是中國經濟做的最大貢獻之一。
印度中國經濟文化促進會秘書長穆罕默德·薩奇布指出，中國的製造業比較開放，但是金融市場比較封閉。「中國需要什麼呢?是投資目的地，印度就是一個很好的投資目的地。除了印度，還有一些新市場也在不斷出現，比如非洲、中東。中國可以提供給這些國家一些新興產業的經驗和技術，海外市場也會給中國提供更多發展機遇。」
但從近期國際形勢來看，合作面臨嚴峻考驗，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正在世界各地抬頭。比如，設置貿易壁壘增加外國投資限制、強化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管制、無限制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誘導本國貨幣貶值等。
有關專家認為，保護主義是世界經濟復甦的最大障礙。當前世界經濟下行的壓力比較大，各國應該增強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堅持開放合作，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通過協商妥善解決經貿摩擦，維護穩定開放的國際貿易環境。
(將來，中國如何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是否能引領全球新格局，請關注本期特別報道——《全球權力誰執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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