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1：5慘敗給泰國，讓國家體育總局和足協點燃了整頓國足的「三把火」：解約教練，取消消極怠戰的國足參賽。最為震撼的是，多家媒體稱足協將從體育總局中剝離，但此消息出來的第二天，足協就出來澄清「從未發佈過從體育總局剝離的消息」。
據時代週報報道，實際上，從1994年中國足球職業化開始，每一次對外的慘敗，都會引起一輪要求足協改革的呼聲，中國足球也斷斷續續進行了不少改革，其中，「管辦分離」的要求，在這19年中從未中斷過，但也從未成功過。
至今最大改革就是職業化
從1955年成立，中國足協和中國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就是一套班子，這種安排是基於為了應付國際足聯的規定—各國政府不得干涉足球。
然而在1980年之前，中國足協基本上是在跟國際足聯較勁，主要目的是要取消中國台灣地區在國際足聯的資格。
上世紀80年代，中國足球在某種意義上進入了黃金時期，雖然還是輸球，但至少「輸球不輸志」。年紀大一點的球迷，不會忘記與科威特、沙特世界盃外圍賽的「不死之戰」—李富勝撲出點球的瞬間，以及蘇永舜、容志行這批足壇泰斗當時的身影。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足球職業化也開始悄悄萌芽。
第一家有贊助的職業俱樂部誕生於1984年，當年廣州白雲山製藥廠宣佈榮幸地成為廣州足球隊贊助商。隨即中國的其他地方也依葫蘆畫瓢，數百家半職業俱樂部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遼寧是一個有著深厚足球底蘊的大省，在那裡，足球也首次「下海」進入私營企業。1988年在遼寧省大連市的一個港口內，遼寧省足球隊令人驚訝地宣佈成為職業足球俱樂部。
前國腳申思曾回憶，職業化之前的部分球隊同樣擁有贊助商，如廣州的太陽神，遼寧的東北製藥。「當時有很多各種各樣的邀請賽，每場比賽從幾百塊到幾千塊的獎金。」
但另一方面，中國足球因戰績不佳，國家體育總局不再想朝這個項目撥款，儘管，當時足協的全年撥款也不過50萬元，球迷也在不斷減少。
「當時的中國足球，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程度。球員收入低，退役之後生活沒有保證，而且，足球成績一塌糊塗，國家體育總局已經不想對這個項目撥款。」前足協副主席王俊生是中國足球市場化的先行者。對中國足球市場化具有重要意義的綱領性文件—「中國足球運動改革總體方案」，就是由他起草的。該方案的關鍵論題是「足球要不要走職業化的道路」。
1992年的紅山口會議，成為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的符號。當年6月，王俊生為這個提案作了報告。報告結束，各種質疑接踵而來，大部分地方協會的領導人，都持否定態度。王俊生說，此次，幾乎都沒有看好足球職業化。但最終，會議還是通過了《中國足球運動改革總體方案》，會上宣佈，將足球作為體育改革的突破口，確立了中國足球要走職業化道路的改革方向……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模模糊糊流露出，要將中國足球實現管辦分離。
風景如畫的大連棒槌島成為中國足球改革的一個重要里程碑，1993年中國足協在這裡舉行工作會議，討論和修改了中國足球十年發展規劃，想把中國聯賽建成與歐洲主要聯賽同等規模以及同等影響。這次中國足協決定要與國際接軌，實行門票等收入分成，促進球隊向職業化過渡。
1993年底，上海申花俱樂部成立，作為一個獨立的企業實體，它脫離國家體委，由企業自主管理。俱樂部的所有制模式借鑒德國經驗。
1994年，甲A聯賽正式在成都打響。中國足球職業聯賽正式開始。職業聯賽最大的功績是將球迷拉回了球場，一時間在全國12座城市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大眾娛樂集會。在甲A的感召下，一些甲B球市也異常火爆，甚至乙級聯賽也有球迷跟隊助威，職業聯賽可謂全線開花。
末代甲A的末世之相
被認為是中國足球職業化之父的王俊生，一直到2000年才從足協卸任。喜歡豪言壯語的閻世鐸接任了他的位置。
在2000-2005年的任期內，閻世鐸主政下的中國足協，進行了兩次改革。一次是取消甲A創建中超，一次是豪賭日韓世界盃取消升降級。
閻世鐸上任時，正是甲A後期，這時，中國球市開始退潮，像成都、重慶這些曾經創造了金牌球市的城市，一場中超聯賽的觀眾竟然只剩下區區千餘人，上海八萬人體育場，一場球甚至只有空落落的800人。在甲A式微之際，中國足協想通過中超這個救市措施，來找回中國足球曾經的熱度。
同時，中國又面臨衝擊日韓世界盃的壓力，為了能進入32強，足協乾脆在那一年取消了升降級，讓聯賽為國字號球隊讓步。
足協的這兩次改革，被時間證明無疑是失敗的。前者甚至被認為是中國大規模假球的開始，在2010年的中國足球反腐行動中，不少人都是因為末代甲A的那場球被調查甚至入獄;而後者則被認為是違背了足球和市場規律的改革，直接降低了聯賽的競爭力。
中國著名教練徐根寶，在今年時曾經如此評價當年的甲A轉中超的那段時間：「職業足球從1993年走到2010年，我想開始是摸索階段，最亂的就是從甲A成為中超的那段時候。」顯然，徐根寶為中國足球假球的大規模爆發定下了始發時間。他表示，「那個時候說假球都是猜測，沒有真憑實據。好在現在一切都明朗化了，這些猜測也就成了事實……當時從足協領導，到裁判、球員、教練和俱樂部，做了(違法的)事情都沒人去查，所以有人膽子越來越大。」
很多事實也證明甲A轉中超並不是個好主意。中超元年，假球、吸毒新聞層出不窮，而在當年的10月2日，國安球員在俱樂部的指示下，製造了中國足壇第一起罷賽事件。隨後，大連實德總經理徐明站出來聲援國安，並與7家俱樂部一起，對足協「逼宮」，要求取得聯賽的管理、監督、分配和經營權。而在這一次的「逼宮」行動中，要求足協管辦分離的呼聲再起，但隨著逼宮行動的失敗，「管辦分離」也沒有下文。
離「管辦分離」最近的一次
2010年的中國足球大規模反腐，長達兩年的反腐風暴，被認為是真正最能促動足協改制的事件，幾任足協高官被抓後，「管辦分離」一次又一次地被提起。
此時，新任掌門韋迪來自水上運動管理中心。作為堅定改革派，在上任初期，他就提出了要對足協進行改革。2012年2月，韋迪先是提出「小中心，大足協」的概念，並將《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管辦分離改革方案》(試行)推出，經過大半年討論後，倫敦奧運會後，這份全新的協會機構調整與改革方案被拿了出來。從其中涵蓋的「18專項委員會外加16部室的機構設置」內容來看，中國足協正朝著「協會實體化」積極推進。
韋迪在2012年底對這一初步「管辦分離」表達了看法，「雖然中國足協成立了職業聯賽理事會和執行局，但它們發揮的作用並不強，下一步我們要認真研究如何更好地發揮兩者的作用，讓其更好地為職業聯賽服務」。他也預計到了會遇到很多阻擾：「我們始終堅定推動協會改革，必然要面對中心和協會的關係。但要解決兩個牌子一套人馬的問題，比職業聯賽改革更難，牽扯的領域和人更多。」
對於中心的改革，國家體育總局和中心有這樣的描述：項目管理中心是總局的事業單位，代表總局實施對項目發展的管理，是總局管理的延伸，中心應該對總局負責。中心的任務應是代表總局對項目實施政策管理與政策保障服務，中心不該再承擔具體的辦事事務。中心的具體任務是通過調查研究，不斷完善足球管理政策，監管全國足球事業發展。關於協會的改革，則要切實恢復正常的協會工作制度，充分發揮各專項委員會作用，讓職業的事由專業的人來做。」
也就是說，管理體制模式已經設計完成，這將拉開中國足協徹底實現協會化的序幕，被詬病數十年的「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將從形式上作古。而當時的國家體育總局也顯示出了對這套模式的重視，蔡振華還親自聽取了匯報。
但不過，韋迪還是樂觀地預計了改革的困難度，直到他離開足協，這套方案也沒有正式公佈。
媒體報道，那段時間，對中國足球改革雄心勃勃的韋迪一度相當困惑，他對自己身邊的人說過：「怎麼報上去的方案都不批呢?」
眾人面面相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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