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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辦分離足協闢謠 19年改革未果


http://news.wenweipo.com   [2013-07-18]    我要評論

【文匯網訊】1:5慘敗給泰國,讓國家體育總局和足協點燃了整頓國足的「三把火」:解約教練,取消消極怠戰的國足參賽。最為震撼的是,多家媒體稱足協將從體育總局中剝離,但此消息出來的第二天,足協就出來澄清「從未發佈過從體育總局剝離的消息」。

據時代週報報道,實際上,從1994年中國足球職業化開始,每一次對外的慘敗,都會引起一輪要求足協改革的呼聲,中國足球也斷斷續續進行了不少改革,其中,「管辦分離」的要求,在這19年中從未中斷過,但也從未成功過。

至今最大改革就是職業化

從1955年成立,中國足協和中國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就是一套班子,這種安排是基於為了應付國際足聯的規定—各國政府不得干涉足球。

然而在1980年之前,中國足協基本上是在跟國際足聯較勁,主要目的是要取消中國台灣地區在國際足聯的資格。

上世紀80年代,中國足球在某種意義上進入了黃金時期,雖然還是輸球,但至少「輸球不輸志」。年紀大一點的球迷,不會忘記與科威特、沙特世界盃外圍賽的「不死之戰」—李富勝撲出點球的瞬間,以及蘇永舜、容志行這批足壇泰斗當時的身影。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足球職業化也開始悄悄萌芽。

第一家有贊助的職業俱樂部誕生於1984年,當年廣州白雲山製藥廠宣佈榮幸地成為廣州足球隊贊助商。隨即中國的其他地方也依葫蘆畫瓢,數百家半職業俱樂部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遼寧是一個有著深厚足球底蘊的大省,在那裡,足球也首次「下海」進入私營企業。1988年在遼寧省大連市的一個港口內,遼寧省足球隊令人驚訝地宣佈成為職業足球俱樂部。

前國腳申思曾回憶,職業化之前的部分球隊同樣擁有贊助商,如廣州的太陽神,遼寧的東北製藥。「當時有很多各種各樣的邀請賽,每場比賽從幾百塊到幾千塊的獎金。」

但另一方面,中國足球因戰績不佳,國家體育總局不再想朝這個項目撥款,儘管,當時足協的全年撥款也不過50萬元,球迷也在不斷減少。

「當時的中國足球,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程度。球員收入低,退役之後生活沒有保證,而且,足球成績一塌糊塗,國家體育總局已經不想對這個項目撥款。」前足協副主席王俊生是中國足球市場化的先行者。對中國足球市場化具有重要意義的綱領性文件—「中國足球運動改革總體方案」,就是由他起草的。該方案的關鍵論題是「足球要不要走職業化的道路」。

1992年的紅山口會議,成為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的符號。當年6月,王俊生為這個提案作了報告。報告結束,各種質疑接踵而來,大部分地方協會的領導人,都持否定態度。王俊生說,此次,幾乎都沒有看好足球職業化。但最終,會議還是通過了《中國足球運動改革總體方案》,會上宣佈,將足球作為體育改革的突破口,確立了中國足球要走職業化道路的改革方向……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模模糊糊流露出,要將中國足球實現管辦分離。

風景如畫的大連棒槌島成為中國足球改革的一個重要里程碑,1993年中國足協在這裡舉行工作會議,討論和修改了中國足球十年發展規劃,想把中國聯賽建成與歐洲主要聯賽同等規模以及同等影響。這次中國足協決定要與國際接軌,實行門票等收入分成,促進球隊向職業化過渡。

1993年底,上海申花俱樂部成立,作為一個獨立的企業實體,它脫離國家體委,由企業自主管理。俱樂部的所有制模式借鑒德國經驗。

1994年,甲A聯賽正式在成都打響。中國足球職業聯賽正式開始。職業聯賽最大的功績是將球迷拉回了球場,一時間在全國12座城市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大眾娛樂集會。在甲A的感召下,一些甲B球市也異常火爆,甚至乙級聯賽也有球迷跟隊助威,職業聯賽可謂全線開花。

末代甲A的末世之相

被認為是中國足球職業化之父的王俊生,一直到2000年才從足協卸任。喜歡豪言壯語的閻世鐸接任了他的位置。

在2000-2005年的任期內,閻世鐸主政下的中國足協,進行了兩次改革。一次是取消甲A創建中超,一次是豪賭日韓世界盃取消升降級。

閻世鐸上任時,正是甲A後期,這時,中國球市開始退潮,像成都、重慶這些曾經創造了金牌球市的城市,一場中超聯賽的觀眾竟然只剩下區區千餘人,上海八萬人體育場,一場球甚至只有空落落的800人。在甲A式微之際,中國足協想通過中超這個救市措施,來找回中國足球曾經的熱度。

同時,中國又面臨衝擊日韓世界盃的壓力,為了能進入32強,足協乾脆在那一年取消了升降級,讓聯賽為國字號球隊讓步。

足協的這兩次改革,被時間證明無疑是失敗的。前者甚至被認為是中國大規模假球的開始,在2010年的中國足球反腐行動中,不少人都是因為末代甲A的那場球被調查甚至入獄;而後者則被認為是違背了足球和市場規律的改革,直接降低了聯賽的競爭力。

中國著名教練徐根寶,在今年時曾經如此評價當年的甲A轉中超的那段時間:「職業足球從1993年走到2010年,我想開始是摸索階段,最亂的就是從甲A成為中超的那段時候。」顯然,徐根寶為中國足球假球的大規模爆發定下了始發時間。他表示,「那個時候說假球都是猜測,沒有真憑實據。好在現在一切都明朗化了,這些猜測也就成了事實……當時從足協領導,到裁判、球員、教練和俱樂部,做了(違法的)事情都沒人去查,所以有人膽子越來越大。」

很多事實也證明甲A轉中超並不是個好主意。中超元年,假球、吸毒新聞層出不窮,而在當年的10月2日,國安球員在俱樂部的指示下,製造了中國足壇第一起罷賽事件。隨後,大連實德總經理徐明站出來聲援國安,並與7家俱樂部一起,對足協「逼宮」,要求取得聯賽的管理、監督、分配和經營權。而在這一次的「逼宮」行動中,要求足協管辦分離的呼聲再起,但隨著逼宮行動的失敗,「管辦分離」也沒有下文。

離「管辦分離」最近的一次

2010年的中國足球大規模反腐,長達兩年的反腐風暴,被認為是真正最能促動足協改制的事件,幾任足協高官被抓後,「管辦分離」一次又一次地被提起。

此時,新任掌門韋迪來自水上運動管理中心。作為堅定改革派,在上任初期,他就提出了要對足協進行改革。2012年2月,韋迪先是提出「小中心,大足協」的概念,並將《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管辦分離改革方案》(試行)推出,經過大半年討論後,倫敦奧運會後,這份全新的協會機構調整與改革方案被拿了出來。從其中涵蓋的「18專項委員會外加16部室的機構設置」內容來看,中國足協正朝著「協會實體化」積極推進。

韋迪在2012年底對這一初步「管辦分離」表達了看法,「雖然中國足協成立了職業聯賽理事會和執行局,但它們發揮的作用並不強,下一步我們要認真研究如何更好地發揮兩者的作用,讓其更好地為職業聯賽服務」。他也預計到了會遇到很多阻擾:「我們始終堅定推動協會改革,必然要面對中心和協會的關係。但要解決兩個牌子一套人馬的問題,比職業聯賽改革更難,牽扯的領域和人更多。」

對於中心的改革,國家體育總局和中心有這樣的描述:項目管理中心是總局的事業單位,代表總局實施對項目發展的管理,是總局管理的延伸,中心應該對總局負責。中心的任務應是代表總局對項目實施政策管理與政策保障服務,中心不該再承擔具體的辦事事務。中心的具體任務是通過調查研究,不斷完善足球管理政策,監管全國足球事業發展。關於協會的改革,則要切實恢復正常的協會工作制度,充分發揮各專項委員會作用,讓職業的事由專業的人來做。」

也就是說,管理體制模式已經設計完成,這將拉開中國足協徹底實現協會化的序幕,被詬病數十年的「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將從形式上作古。而當時的國家體育總局也顯示出了對這套模式的重視,蔡振華還親自聽取了匯報。

但不過,韋迪還是樂觀地預計了改革的困難度,直到他離開足協,這套方案也沒有正式公佈。

媒體報道,那段時間,對中國足球改革雄心勃勃的韋迪一度相當困惑,他對自己身邊的人說過:「怎麼報上去的方案都不批呢?」

眾人面面相覷。

      責任編輯:李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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