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北京大學教授馬戎在環球時報發文稱，自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治理想在廣大民眾中享有極高權威，但這一意識形態的神聖性和感召力在「文化大革命」後下降，中國社會出現了主體文化和信仰的「真空」。人們需要討論如何重建中國社會主體文化和重新樹立國民信仰。全文如下：
加強中華民族的政治認同
國家層面的「政治文化」認同是軟實力的核心
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包括國家內部凝聚力、主體文化被國民普遍認同的程度和國際影響力等。一個層面是全體國民對所屬國家是否存在高度政治認同;另一個層面是包括各族群在內的全體國民是否分享一個共同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體系的追求，即共享國家層面的「政治文化」認同。
今天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多族群(民族)政治實體，各群體在語言、宗教、習俗和身份認同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如果有的群體對所屬國家缺乏政治認同，自認為是獨立「民族」，就會出現族群層面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具有很強的離心力，有讓國家分裂的風險。所以，國內各群體對國家的政治認同和努力維護國家統一的程度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軟實力。
國民共享的國家層面的「政治文化」認同可能以某種意識形態或以傳統宗教為核心。只有當其成為大多數國民內心的共同信仰時，才可能成為一國的「政治文化」，它對國民的凝聚作用超越語言、傳統文化、生活方式、血緣祖先等人類學概念的「文化」。美國主流社會倡導的自由主義對具有不同種族、語言、宗教、祖籍背景的新老移民發揮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伊斯蘭教在中東、北非的傳統國家中也扮演了「政治文化」的功能。
政府和主流社會需要通過討論與摸索不斷確認和細化中國社會「主體文化」的內涵與發展目標，使民眾在「主體文化」的結構和內容等方面逐步達成共識，通過各種渠道使之滲透到民眾中並使之成為全民共享的社會主體文化和價值體系。
重建社會主體文化，重樹國民信仰
在第一個層面，中國需要重新反思我國「民族構建」的基本思路與實踐。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擁有56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由於56個民族在人口規模、居住模式、發展基礎、現代產業中的綜合競爭能力方面差距很大，在政治權利、經濟利益、文化權利諸領域中以「民族」為單元的「民族平等」在實踐中難度極大，甚至完全不可能做到。而有些多族群國家把全體國民作為一個「民族」來進行構建。美國和印度分別在「美利堅民族」和「印度民族」的大框架內，把國內具有不同語言、血緣、宗教、文化傳統的群體稱為「族群」。政府和民眾考慮族群間平等時，著力點是個體成員之間的平等，並以公民權利作為爭取公平競爭和平等待遇的合法性基礎。
在第二個層面，自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治理想在廣大民眾中享有極高權威，但這一意識形態的神聖性和感召力在「文化大革命」後下降，中國社會出現了主體文化和信仰的「真空」。當今中國社會出現許多突破道德底線的行為，人們需要討論如何重建中國社會主體文化和重新樹立國民「信仰」。以某種宗教作為重建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基石在實踐上不現實。中國從來也不曾是一個宗教國家，目前是多種宗教並存的格局。如果中國以儒學作為重建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基石存在許多困難。雖然儒學有許多精華部分應當繼承，但是近代歷史證明它未能有效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儒學能否「脫胎換骨」成為與現代工業文明相適應的社會主體文化，尚未可知。
與現代公民-法制國家相聯繫的民族國家建構中包括全體國民的民族主義，可以作為中國構建國家層面「政治文化」的一個選項。在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曾發揮了凝聚全民共同抗戰的巨大力量，這一傳統應當繼承。作為一種具有意識形態色彩和歷史記憶延續性的「政治文化」，國家民族主義在許多國家顯示出超越語言、宗教和血緣認同的更寬容的包容力。它可以團結國內各族民眾並使他們在國際競爭和外交事務中顯示出創造力和自信心，由於國家層面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相重合，在國際事務中很容易激發國民的愛國熱情，具有很強的感召力。
帶有「義和團」情結的民族主義具有破壞性
1989年費孝通教授發表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文，指出這個多族群政治實體在近代帝國主義侵略下逐步從一個「自在的民族」演變成「自覺的民族」。在20世紀特別是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成為團結各族、各黨派、各階層共同抗戰的統一旗幟。把中華民族作為「民族構建」、國家「政治文化」構建的基礎有著深厚的歷史積累，是一個能夠實現的奮鬥目標;但是，各群體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存在程度上的差異，這表明要使56個民族的幹部、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建立起對中華民族的高度政治認同，依然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和漢族對各少數民族幹部民眾的充分信任、尊重和在各領域的積極扶助，是達到這一目標的前提條件。有一點必須十分明確，「中華民族」不等同於漢族，而是一個由56個群體共同組成的榮辱與共的多元統一體，各族群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狹隘排外的帶有「義和團」情結的「民族主義」在對內對外關係方面具有破壞性,對於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必須掌握好分寸。英國學者安東尼·史密斯把源於西歐的民族主義歸類為「公民模式的民族主義」，把亞洲等國被動倣傚的民族主義歸類為「族群模式的民族主義」，前者強調領土、法制和公民權，後者強調祖先血緣、語言和傳統文化。中國在21世紀構建國家民族主義，應當按照現代公民國家的理念來界定「民族」。中華民族成員包括所有中國公民。完全以公民身份作為國家民族主義的基礎，這是全世界現代公民國家的基本政治準則。中國需要從帶有東方傳統色彩的「族群模式的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公民模式的民族主義」。與此同時，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提倡「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樣一種博大的文化包容力和「海納百川」的世界胸懷在我們構建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時應當加以繼承。
中華文化是56個民族文化組成的有機文化共同體，幾千年中國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族群相互交往、相互融匯的歷史。在21世紀，中華各族仍然需要堅持這一傳統，在相互學習、相互融匯的過程中把各族文化進一步匯聚成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作者馬戎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