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興師問罪
「久聞大名。你們日子過得很好啊，反正只要進口散件，組裝一下就能賣錢了，錢賺得容易。」
據三聯生活周刊報道，1987年6月，在上海錦江小禮堂，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朱鎔基第一次見到上海大眾汽車公司新來的總經理王榮鈞，有些出言不善。朱鎔基這次是在國務院領導指派下，帶領一個陣容強大的工作組到上海，專門調查研究桑塔納國產化問題。
1984年，上海大眾合資項目歷經6年共30多次的談判才最終落地。按照當初上海跟德國大眾談判時確定的目標，桑塔納有個長達7年的國產化計劃表，每年都要有進度，第七年國產化率要達到90%以上。可是已經干了兩年多，桑塔納的國產化只有2.7%!這2.7%包括四個零件：輪胎、喇叭、天線、標牌。其中就輪胎值點兒錢，因為一輛車需要5條輪胎(包括一條備用胎)，其他的就值100來塊錢。
桑塔納國產化的緩慢進展，讓上海市領導非常著急。對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上海來說，有石化、飛機、汽車三大項目同時要上。仔細考察後，上海把重點放在了正在起步的汽車項目上。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江澤民明確說道，桑塔納轎車是上海的一個重要關鍵項目，只能向前，不能猶豫，「就是砸鍋賣鐵也要把汽車搞上去」。桑塔納的國產化，被列為上海新一輪經濟發展中戰略調整的重點扶持項目。如果做不起來，這個「寶」就押錯了。
今年81歲的王榮鈞向本刊回憶說，上海的汽車工業當時處在一個關口上，之前上海生產的吉普車比不過北京的「212吉普」，2噸半的輕型卡車比不過北京「二里溝」輕卡，5噸的「交通牌」中型卡車又比不過「一汽」的「解放」。完全國產化的「上海牌」轎車是當時國內唯一批量生產的轎車，可是名氣沒有「紅旗」大。好不容易爭取到了合資品牌，「如果『一汽』、『二汽』先上了轎車合資項目，上海汽車工業的命運就很懸了，歷史有可能會被改寫」。
王榮鈞說，1986年「兩會」期間，時任上海市長的江澤民在北京找到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總經理陳祖濤，請他推薦幾位汽車專家，幫幫艱難起步中的上海大眾。陳祖濤就推薦了在「一汽」、「二汽」都幹過的他。王榮鈞對上海大眾初步瞭解後，聽說上海部分幹部偏愛上海汽車廠，認為上海汽車廠雖然不能和上海大眾比，但它畢竟是「自己親生的」，而上海大眾是洋人的。王榮鈞說，他於是提出要求，上海一定要把上海大眾當作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愛護和支持，「如果做不到，不把桑塔納項目搞上去，那麼上海的汽車工業就完了」。
1987年王榮鈞到任後，上海大眾面對來自各方面的質疑更多了——桑塔納轎車國產化的進度為何這樣慢?再加上有人寫信告狀，此事驚動了中央和國務院。於是有了開頭的一幕，朱鎔基見到王榮鈞後略帶諷刺的開場白。
王榮鈞一聽，感覺這句話是在批評上海大眾，他回答說：「我上任剛3個月，我的看法是，上海大眾如果不搞國產化，好像一個大樓建在沙灘上一樣，遲早會倒掉。8.9萬輛CKD(英文CompletelyKnockDown的縮寫，指以全散件形式進口整車)指標用完後，如果沒有國產化，上海大眾就只有關門了。」這也正是上海市領導著急的原因，等到CKD指標用完了，大眾若還沒法國產化，不可能再持續地進口桑塔納，那這個項目就徹底失敗了。
朱鎔基沒作聲，大家繼續討論。
出乎王榮鈞意料的是，當晚，朱鎔基單獨找他到錦江飯店中條14樓談話，這一談就是3個小時。在看到王榮鈞拿出的兩張照片後，朱鎔基的態度終於緩和了。
照片上是一個在總裝線最後一道工序——轉轂試驗時爆裂的輪胎，這是當天下午剛發生的事。輪胎在轉轂試驗台上試驗時，外層的橡膠與裡頭的簾布脫開，輪胎爆裂。這還是上海最有名的正泰橡膠廠的產品，它的橡膠、模具都是進口的，硫化工序也是國外技術，但還是出了問題。王榮鈞說，要是汽車在行駛中發生這樣的問題，後果不堪設想。
事隔26年，王榮鈞還記得朱鎔基的反應。朱鎔基震驚了，他說：「如果這樣，你們搞國產化，每個零部件都相當於坐在一個火山口上，這樣不行，國產化質量確實太重要了。」而這正是王榮鈞堅持的，他當時正面臨著是保速度還是保質量的壓力。王榮鈞來到上海講的一句話，被上海媒體廣泛引用：「如果只講國產化的速度，不講質量的高標準，那麼上海牌轎車本來就是100%國產化的了，何必還要引進桑塔納呢?」
王榮鈞還向朱鎔基提到，合資企業意識形態方面的矛盾很突出，不少上海幹部認為，與德國人合作如果不吵架，就是跟德國人坐一條板凳，是軟弱和賣國的表現。這種指責讓第一任總經理非常為難，作為第二任總經理的王榮鈞因為尊重德國人的意見，也遇到不小的壓力。
而桑塔納國產化的起步為何這樣慢?這基於中國汽車工業當時的現實，桑塔納80%的零件需要外購，自己只做兩部分：一是短髮動機，另一個是車身，把買來的薄板鋼沖壓成型，拼焊成白車身，再油漆、總裝。兩者加起來不超過一輛汽車價值的20%。所以，零部件對於桑塔納國產化非常重要，佔到汽車價值的80%，可是中國過去主要是生產卡車，幾乎沒有轎車的零部件工業。當時德國的《明鏡》週刊報道說：「面對桑塔納一切為零，上海大眾像是被扔在一個孤島上生產，國內幾乎沒有任何配件廠。」
按照合同規定，桑塔納國產化的零部件必須拿到德國去測試，由總部設在沃爾夫斯堡的德國大眾公司認可。可是每做一個零部件，如果要達到德國大眾標準，都要引進設備，引進生產線，引進軟件系統。但引進技術的資金又成問題。
王榮鈞向本刊介紹說，上海牌轎車產量最高的一年也只有7000多輛，一般年份只有四五千輛，而桑塔納的初期規模就是3萬輛，這些零部件廠的產能規模遠遠不能滿足要求，更不要說年產量達到幾十萬輛了。「這不是一年半載就能解決的，得有個過程。」
聽到這些意見後，朱鎔基明白了桑塔納國產化的艱難。王榮鈞說，在和他聊到夜裡23點多之後，他堅持從14樓坐電梯送王榮鈞下樓。
不過朱鎔基有名的火暴脾氣並沒減少，在看到照片上的輪胎問題時，朱鎔基馬上提出要調查、要撤輪胎廠廠長的職。這點讓王榮鈞有些左右為難：「這個廠長是我的好朋友，對上海大眾也很支持，如果因為我反映了輪胎的質量問題而被撤職，我會感到內疚。但掩蓋質量問題，對桑塔納國產化會帶來危害，我想如實反映問題還是對的。」最後查出原因是一袋橡膠原料受了潮，白班的工人發現後把這袋受潮的原料放到了一邊，而夜班的工人不知道，雙方沒有交接清楚，就把這袋受了潮的原料使用了。王榮鈞發現，除了技術之外，管理也會使生產出現大問題。
在調查組離開上海前，朱鎔基在總結發言時提出了後來被廣為傳頌的那句話：「國產化要堅持高質量，不要『瓜菜代』!」
「桑塔納」必須國產化
這次調查後，朱鎔基總結說：「我開誠佈公地說，上海桑塔納銷售得很好，但是推進國產化工作的進程很慢……我們必須明白我們的痛苦教訓，三年來的國產化工作，實際上幾乎沒有向前邁進一步。」在這年底的上海桑塔納轎車國產化工作會議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振興汽車工業協調小組組長姚依林、上海市市長江澤民、國家經委副主任朱鎔基等提出了具體要求：上海桑塔納轎車的國產化率1988年要達到25%，1989年達到50%，1991年基本實現國產化。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1987年12月22日，朱鎔基被任命為上海市委副書記，並被提名為上海市市長人選。桑塔納國產化的難題，成了他需要打的一場硬仗。這也成為他初來上海主抓的一個重點項目。
對此朱鎔基應該是已有準備，在半年前的1987年7月，他在全國對外經濟合作會議上注意到工作能力突出的陸吉安，會議後通過廣播找到他。「上海陸吉安請注意，朱鎔基有事找你。」朱鎔基請陸吉安吃飯，又給他買好回上海的飛機票，飛機剛落地，上海市的專車已經候在一旁。朱鎔基與上海市領導商定，讓時任上海市經委副主任的陸吉安，同時兼任上海汽車工業總公司總裁、上海大眾汽車公司董事長。為了保留他的公職，上海市特意打報告給國務院。而朱鎔基的這一安排，上海大眾首任德方副總經理波斯特在回憶錄中說道：「那是朱鎔基巧妙的一步棋，將一個他信任的人放在上海大眾董事會的最高位置上，他相信那個人會在我們看來不尋常的雙重角色中，以新的幹勁將國產化和我們共同的項目向前推進。」
桑塔納怎麼往前邁步，涉及如何利用外匯、如何節省成本、如何發展汽車零部件工業等各方面，朱鎔基不得不領著大家一起算賬。
桑塔納項目的散件需要進口，它是由德國大眾採購來的，要收中方管理費、包裝費、運輸費等，它的包裝費佔了零件價格的30%多，所以說，組裝一輛車要比進口一輛車的價格高。但為什麼還要組裝?由於零部件進口關稅低，桑塔納項目的高技術含量等原因，所以有優惠，只收50%的稅。而當時整車進口的價格，要原價加220%的稅，等於是3倍的價錢。這樣算下來，組裝還是便宜的。國家最初決策的整體想法，就是限制整車，放鬆一點組裝。但組裝也要動用大量外匯去購買零配件。一輛桑塔納的CKD零件要花1萬美元左右。1萬輛就要1億美元。
朱鎔基對此十分著急。「(國產化)這個工作應我們自己做，不能只靠德國人，因為靠CKD他們照樣賺錢，他們不會比我們著急。」「(國務院)每年准許上海生產轎車的數量按國產化率遞增，不能無限制地搞CKD。現在搞CKD可能賺錢，但國家沒有外匯，不能這麼搞。所以對上海同志來說，搞國產化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戰。」
朱鎔基將他說幹就幹的工作作風帶到了上海。1988年4月，朱鎔基任上海市市長。上任不到3天，他就來到上海安亭大眾汽車廠視察。他視察後第二天一大早，讓德國合作夥伴沒有想到的事情發生了。
德方副總經理波斯特描述說：「第二天，一如往常，早晨6點半，保爾和我驅車駛往工廠。在我們就要達到目的地的時候，我們遭遇了堵車。在廠區入口處，一輛巨型吊車橫臥在馬路上，將路堵死，沒人可以繼續前進。中國人一夜之間從哪裡弄來了這樣一輛吊車，誰又將它運來橫在我們的廠門前，我們並不知曉。不過，從那時起，洛浦路就在我們的廠門前打住了，同一天，開始了周圍道路開通的挖掘工作。我們長舒一口氣，感受到了朱鎔基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做生意在中國仍然是『政治事務』，碰到問題，最後還是政治說了算。」
原因是，在頭一天的視察中，波斯特向朱鎔基反映了三個問題，最緊迫的就是：「那條穿過我們廠區的公共道路，一直沒有封閉。市長先生，您知道灰塵對於油漆車間意味著什麼。穿過本來就很不封閉的窗戶進入油漆車間的每一粒灰塵，您之後就會在出廠的桑塔納的漆面上找到。照理說，這條道路兩年前就該封閉，合資合同裡也是這麼規定的。」當時面色已經不好看的朱鎔基馬上說：「如果這條路24小時內沒有被封閉，請您打電話給我。」然後波斯特第二天早上便看到了讓他驚詫的一幕，這條上上下下、裡裡外外糾纏了3年，好幾個部門「扯皮」都沒能解決的公共通道，果真24小時內就給堵死了。
而在處理類似事情時，性情耿直的朱鎔基常常是憋著一肚子火。1988年7月31日，朱鎔基寫信給時任上海市秘書長、辦公廳主任的萬學遠，直接批評上海市府的機構現狀：「一是機關重疊，互相牽制，扯皮習以為常;一是主要負責同志不過問，聽之任之。」他提出：「久拖不辦要追究一把手失職」，「凡副市長、副秘書長開會協調，一定要拿出仲裁意見，沒有把握的事可隨時直接請示市長。不解決問題，不拿出意見，就不要開會。不一抓到底，什麼事也辦不成」。
這也是朱鎔基在上海工作3年多，給部下留下的主要印象。一位老局長向本刊回憶說：「朱鎔基還沒有來之前，我們就傳開了，說這個人厲害得不得了，大家以後要小心了。果然，他來了後聽各部門的局長匯報工作，就像提審一樣，他如果問了好幾個業務問題，局長答不上來，那就有得難堪了。他動不動就要撤大家的職，今天說要撤這個的職，明天要撤那個的職，當著幾十個人的面，挨批的人真是下不來台。」
「我的白頭髮比什麼時候都多」
1988年2月正式來上海工作的朱鎔基，正面臨上海的「內焦外困」時期，他擔心的是，如果上海找不到新的突破口，歷史會讓他和同僚們下不來台。
「桑塔納」的國產化僅僅是難題之一。縱觀上海在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發展，給人留下「幾起幾落」的印象，但是到了80年中後期，隨著改革深入，各地區無法再享受原有計劃經濟統配的廉價原材料，而需要面向市場自行籌措，導致生產成本上升，上海財政好幾年滑坡，只「落」不「起」了。1985到1987年，上海的年財政收入由181億元跌到165億元，而在朱鎔基接任市長的1988年，當年的財政收入預計為153億元。
上海實業綜合研究院的理事長錢啟東那時正在上海市計委工作，他向本刊回憶說，當時正是上海的社會矛盾比較突出的時期。上海四周的鄉鎮企業星星之火已經燎原，上海郊區的鄉鎮企業也在發展，但是不如江浙的小企業靈活。而上海市區內的大工業，就更是笨重陳舊了。
大企業待遇低，不少江浙的鄉鎮企業來上海大企業挖技術人員，80年代初上海出現了「星期日工程師」。上海橡膠製品研究所的助理工程師韓琨，因為幾年內每逢週日就幫助奉賢縣一家橡膠廠技術攻關，收取了工資和獎金，成為全國打擊經濟領域違法犯罪活動中上海的一隻「大老虎」。堅信韓琨無罪的律師鄭學誠據理力爭，法院仍然判韓琨有罪，鄭學誠將此事告知媒體，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以《救活工廠有功，接受報酬無罪》的醒目標題報道了韓琨事件，引起全國的強烈反響。
這場持續4個月的全國性大討論，最終引起了有關領導的關注。時任國家勞動人事部部長的趙守一就科技人員兼職和業餘科技勞動問題公開發表了意見，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國棟做出了對韓琨不定罪的批示意見，時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陳丕顯還將此事提交中央書記處討論，做出了韓琨無罪的結論。
就是在這樣一種改革該「放」還是該「收」的爭論中，上海的改革開放走得搖搖擺擺。錢啟東說，江澤民來上海工作後，說了那句特別經典的話：「上海人精明，但是不高明。」當時各地為了拉到外資，鄉鎮幹部幾乎「赤膊上陣」，可是上海的幹部有優越感，談合作老怕吃虧，要求提得很高，最終談成的項目不多。外商在上海辦事，衙門難進，事情難辦。
「我感覺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不知哪一天會爆發。」就任市長兩個月的朱鎔基，面對來訪的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裡，坦言自己面對當時上海工廠火災隱患的壓力。而這場會面結束後，作家請求市長幫他買一張回北京的飛機票，因為當時上海的飛機票經過層層扣留，只能通過後門關係而非售票窗口購得。
從上海經濟的層面來說，國營經濟佔上海經濟的大頭，計劃體制要保障大量的工人有飯吃，國有企業必須改革。上海當時佔地面積最大的就是紡織行業，在閘北區、閔行區幾乎三分之一的人都在紡織業工作。而江浙鄉鎮企業的崛起，有著機制靈活、成本低的優勢，一直是上海支柱產業的紡織業受到了外地競爭的衝擊。上海的財政困難與企業經營不善、民生問題不好解決之間，形成了惡性循環。老百姓自嘲上海是「30年代的馬路，70年代的車輛，80年代的人流」，對現狀覺得「氣不順」。
經歷過那個時期的上海市民，對當時的公交車、棚戶區記憶深刻。1987年底，陸家嘴輪渡發生踩踏事故。1988年上半年，全市籠罩在甲肝陰影中，感染人數達31萬。而上世紀30年代建成的市政自來水管道，頻繁在這一時期出現老化爆裂情況，沖毀馬路，影響用水，還可能造成人身傷亡。
上任不久的朱鎔基在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表達了工作的不易：「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經驗，沒有地方工作經驗。我沒有在地方工作過，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來了後，這3個月的白頭髮比什麼時候都多。江澤民同志預言一年之內我的頭髮全部變白，這是他的體會，我已經感受到了。」
在上海工作兩年多之後，朱鎔基形容上海老百姓的困難：「上下班交通困難，喝的水不像水，住的房子擠得一塌糊塗。這種情況下你要調動人們的積極性是不大容易的。」
不過對1988年的上海來說，朱鎔基的到來，「給了大家對『京官』的一種期盼，認為他會帶著中央的政策來，是來破題的」。錢啟東說，今天回頭來看，朱鎔基在上海的3年多，「既是一個上海進一步市場化的過渡期，又是浦東開發引領新時代的啟動時期，他為上海引領改革風潮、後來居上打下了堅實基礎」。曾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長的姚錫棠說，江澤民和朱鎔基兩個外來幹部，是非常堅定的市場經濟倡導者，之前的上海市市長汪道涵也是倡導改革的。「汪市長是個紳士，學者氣質濃，非常溫和;江市長在戰略上能抓住改革的重點，有胸襟;朱市長是個衝鋒的人，敢得罪人，辦實事。」從江澤民在上海任職開始，每兩個月上海市領導會組織專家開討論會，市長直接聽取專家們的發展建議，有時候也會與專家爭論問題，這個習慣延續了十幾年。
權力下放與「要政策」
朱鎔基到來的1988年，財政困難的上海確實迎來了好政策。1988年2月21日，國務院原則批准上海市《關於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快上海經濟向外向型轉變的報告》，同意上海市從1988年起實行財政「基數包干，一定五年」的財政管理體制，包幹上繳基數為105億元，全國當時僅有廣東和上海享受了「財政包干」的待遇。朱鎔基很是興奮，「一定要把過去吃中央財政的思想轉到包干思想。包干後會發生巨大變化，大家尚無體會。區縣包干會有很大潛力。只要上面少干預一點，讓他包死，他可以大有作為，辦法有的是。」如果轉變思想觀念，「上海就大有希望」。在持續深化的改革中，中央將權力下放到地方，朱鎔基對上海的幹部一再強調，要轉變觀念，權力下放。上海市政府的權力下放至區縣，1989年底，朱鎔基提到各個區縣比財政包干指標多收兩三千萬元，「區縣管的事多了，辦的事多了，財力也增加了」。
但是上海幹部轉變觀念的過程，並沒有朱鎔基期望的那樣快。「我現在最頭疼的是，我們提出一樁事情，有些同志就說，這件事上海過去不是這麼辦的，我跟你講講過去的歷史吧!我就說，我願意聽來龍去脈，但現在需要變革，需要改革。不是說過去不能辦的現在都不能辦，也不是說什麼東西都要改。但總不能一聽說這個辦法跟過去不太一樣，馬上就反感、牴觸吧。」
朱鎔基在上海的改革，在某種程度上好像成了對上海人習性的批判，雖然他偶爾也做自我批評，但是一遇到具體問題，對下屬「恨鐵不成鋼」的心態又冒出來了。朱鎔基在上海市政務信息工作會議上說道：「很多同志都很愛護我，說我的脾氣太大了，批評人家太狠了，往往當著別人的面使人家下不了台，而且今天要撤這個人的職，明天又要撤那個人的職，有沒有想過自己將來是怎麼樣的下場?同志們，我不是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但是我看到另外一面，就是看到人民群眾疾苦的時候，看到我們的事情辦得這樣慢吞吞，特別是那種不負責任的情況時，我的心裡就發急。當然，我這個毛病要改，批評要注意方式，要注意效果，要肯定成績，多進行個別談話。但是不公開批評，往往難以使大家吸取教訓。所以，我把自己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同志們，我沒有別的目的，我只是要為上海人民服務好。」
當時上海作為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和對外貿易口岸，對全國財政的貢獻非常大。它以大約佔全國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佔全國1/6的財政收入、1/10的工業產值。1988年上海預計財政收入153億元，按照原來的制度需要上繳中央119億元，占比達到78%。財政包干後，上海只用上繳基數105億元，多出了14億元的機動財力。朱鎔基說，這「14億元就可以成為振興上海的基金了」。
在上海工作兩年多之後，朱鎔基把財政包干形容為中央為上海打的「強心針」，給上海安了一個「心臟起搏器」，給了上海很大的支持，使得他「接手市長工作蠻有信心」。
但上海要解決發展問題，一年多出十幾億元的資金又遠遠不夠。困擾朱鎔基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要為上海市的財政收入「開源」。找中央「要政策」是方法之一。朱鎔基剛剛到上海工作，就給李鵬總理寫了一個「陳情表」，由江澤民簽發。這份「陳情表」的目的是找中央要生產「桑塔納」的指標。朱鎔基在就任市長的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談道：「現在『桑塔納』是非常賺錢的，一輛汽車要賺好多萬，但今年計劃只能生產1萬輛，為什麼?因為現在國產化的程度很低，你大量生產等於買人家的散件來裝配，花費大量的外匯，所以國務院的政策是卡住上海不讓多生產。但是我考慮，上海現在這麼困難，如果不再多生產一點『桑塔納』賺一點錢的話，日子過不下去……現在上海的原材料非常困難，就得靠『桑塔納』去換原材料，不然就要停產了，因此無論如何請求生產1.5萬輛。多這5000輛汽車，財政收入就可以增加好幾個億啊!」中央支持了上海，朱鎔基的機動財力裡邊又多了幾個億。
要保證財政收入，就得把生產搞上去。朱鎔基剛到上海的1988年1∼4月份，雖然工業增長了4.8%，但地方國營工業是下降的。當時制約生產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原材料缺乏。
朱鎔基給金融部門開會，希望他們支持企業發展。「過去上海主要是原材料靠分配，產品靠調撥，佔用資金少。現在轉向商品經濟，企業流動資金佔用額逐年上升，因此，有必要規定企業壓縮流動資金的任務，加速資金周轉，以促進企業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企業真正搞活了，生產發展了，銀行資金的潛力會更大。」
這種籌集原材料的過程，就像一場「戰鬥」，從年初開始，上海需要派出不同的隊伍四處活動。一方面派代表團去北京呼籲中央「開倉濟貧」，把國庫的東西借給上海;一方面派各路大軍去各省市，有的去催，有的去求援，有的拿「桑塔納」轎車、電冰箱去換。朱鎔基發現，原材料光靠國內不行，還得大進大出，搞原材料進口。可是進口離不開外匯，除去上繳給中央的15億美元的外匯，上海自己還需賺到外匯，來進口生產所需的原材料。
實際上，朱鎔基在到上海工作前，已經找國家計委借了一個億的外匯額度，來幫助上海工業進口緊缺的原材料。國外供貨方掌握了中國進口原材料的習慣，按朱鎔基的說法是：「每年11月份開計劃會議，定下明年的生產指標，然後要進口多少原材料，把外匯撥給你，到第二年1月份派代表團出去。他(外國人)就在那個時候漲價。」於是朱鎔基和相關部門研究後，「上海今年(1988年)打破常規……要很好地研究國際行情，不能遲疑，看準了就要抓住時機趕快買下來。大進大出，這是上海很重要的措施」。
原料告急
梅壽椿領導的上海市紡織局，便是上海當時生產和創匯的重要部門。81歲的梅壽椿向本刊回憶說：「上海當時一年生產總值200多個億，上繳中央100多個億，其中我們紡織賺45個億，創匯佔到全市的40%多。」上海紡織的產值當時佔全國紡織業一半以上，「市政府進口小轎車也要找我們幫忙，因為我們能創匯」。
但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原材料問題就困擾著上海紡織業，「去要原材料得拚命」。梅壽椿說，紡織工業的原材料棉花、滌綸、腈綸等，什麼都缺。1988年紡織部配給上海紡織部門的滌綸是1500噸，完全不夠全年生產。梅壽椿去找國家紡織部部長，部長說：如果再給你上海分一些，有些省市就完全沒有了，總不能一點不照顧他們吧?部長給出了一個主意：金山化工就在上海，你們缺的三種綸裡邊，有兩種都是上海的，你要不自己去找嘛!原材料緊缺背後，除了國家逐步下放權力，減少配給之外，也與其他地區經濟發展起來後都急需原材料有關。
梅壽椿說，於是他找到金山化工的領導，這位老朋友提了4瓶茅台，半開玩笑地對老梅說：「你喝一杯，我就給你100噸的原材料。」梅壽椿回憶起當時的場景仍舊兩眼放光：「這我還不趕緊喝，一杯就是100噸啊!」那頓酒的結果是，梅壽椿喝了1.3斤，幾乎倒下。爽快的金山石化領導說：「你喝了多少，我再給你翻倍的材料。」最終給了梅壽椿3000噸，把他樂壞了。
今天向本刊回憶起這個場景，老人家笑開了花，可是當年缺乏原材料的困境，讓他不得不硬著頭皮「闖」朱鎔基的家。1988年朱鎔基從國家計委借的一個億外匯額度，「大方」地給了上海紡織8000萬的額度。有了這些外匯額度後，上海紡織局選擇時機訂了外棉2萬噸，但簽約時間特別緊張，只有兩三天時間，可上海紡織局缺少與外匯額度配套的人民幣8000萬元。梅壽椿向市政府、銀行各相關部門求援，因為金額太大，沒人敢拍板。
實在沒有辦法了，梅壽椿說，他只能在某天傍晚18點多，來到朱鎔基位於康平路46號的家。朱鎔基的夫人勞安接待了他，說鎔基還沒回來，讓老梅坐下來等等。老梅坐下不久，朱鎔基回來了，見面就問：「你來有什麼事?」梅壽椿有些難以開口，說：「不急，朱市長你先吃晚飯。」朱鎔基端起碗又問：「你們紡織的事情不少，今天到底是什麼事?」老梅說：「我們已經搞到進口棉花2萬噸，品質價格都合適，現在就是缺配套人民幣。」朱鎔基一問，需要8000萬元，頓了一會兒說：「這個數字不小。這次解決了原料問題，以後還要解決嗎?」老梅馬上表示：「以後沒有了，我保證今年超額完成任務，不向市長再提原料問題。」朱鎔基說，「你說話作數!」當場打電話給人民銀行毛行長，說：「紡織局老梅在我這兒，明天他們急需貸原料款8000萬元，是我同意的。」
梅壽椿說：「這就是朱鎔基的特點，他能解決問題，找別人解決不了的事情，找他能解決。別人不敢拍板的時候，他敢拍板。」
但是這個敢拍板的市長，也以敢罵人聞名。梅壽椿記得1988年的除夕，朱鎔基剛剛到上海工作第十天，當時還只是市委副書記，已經開始負責全面工作。大年三十的下午朱鎔基召集各個局長匯報工作。外經貿委匯報了一半，朱鎔基問了幾個問題，負責人答不上來，直接被轟了出去。梅壽椿準備了一大疊材料，第三個匯報，朱鎔基說：「我不看你的材料，我問你幾個問題。」便開始問上海紡織一年要用多少棉花、多少化纖、多少滌綸，國內什麼價、國際上什麼價。一連十幾個問題，老梅都答上來了，朱鎔基才緩和了一下氣氛，說「你腦子還很清楚嘛」。這才說：「你簡單匯報一下，兩頁紙的內容就可以了，多的不要講了。」梅壽椿現在說起朱鎔基開會的風格，眉毛會不自覺地揚起，邊笑邊搖頭：「大家都怕被他轟出去，當著幾十個人，多沒面子。」
朱鎔基喜歡工作到半夜，碰到需要解決的問題，直接給下屬打電話，往往是問幾個數字，問完了就掛電話。梅壽椿說他因此不敢夜裡零點前睡覺。「在朱鎔基下邊做事就不要圖舒服，他那麼拚命，我們還能早早就睡了嗎?」
不過偶爾遇到讓朱鎔基滿意的工作，他也難得會表揚下屬。梅壽椿說，1989年紡織局完成了年度計劃，春節時他接到了朱鎔基的電話，表揚上海紡織。這幾句話把梅壽椿高興壞了，在老家嘉興過年的他，馬上打電話給紡織局的值班室，讓全局同志都知道：朱市長特意打電話表揚我們了，「大家都高興地不得了啊」。梅壽椿說，上海紡織有50多萬職工，都是非常好的工人，只要上面號召鼓勵幾句，大家就會毫無怨言地加班，再大的困難也堅持生產，完成目標。
當時效益非常好的紡織業，只是苦於原材料緊缺，一旦有條件生產，利潤仍然可觀。梅壽椿說，上海紡織有很大的優勢，棉、毛、絲、麻、化纖、紡織印染、機械等工藝都是全套的。
但是隨著中央進一步放鬆經濟管制，上海的支柱產業不再具有保證低價供給原材料的優勢了。1990年3月，朱鎔基在向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匯報工作時談道：「第一個問題是上海向何處去，中央究竟把上海擺在什麼戰略位置?……我現在考慮，要解決上海的問題，擠中央不行，靠其他省市也不行。比如棉花都不肯給我們了，1987年的30萬噸是全數分配的，1988年的20萬噸是靠中央費了好大勁才解決的，1989年只有15萬至16萬噸，只佔一半了，今年估計只能拿到三分之一，紡織工業要是這麼萎縮，那麼佔上海出口的40%就沒有辦法完成。上海這個趨勢，靠中央、壓中央、擠中央不行了……」
產業的痛苦轉型
上世紀80年代末的上海紡織業，實際上已是強弩之末，即將進入大滑坡時期。姚錫棠對本刊說，工業革命就是從紡織業開始的，很多國際大都市曾經都是紡織城，比如倫敦、紐約、東京。但是這種勞動密集行業，一旦失去了人力成本的優勢，就會成為大都市的累贅。到了1991年，上海紡織業55萬職工，要養28萬退休工人，紡織業年稅利從43億元降到13億元。上海的產業結構，到了必須轉型的時期。
上海對此已有認識。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制定了「優先發展第三產業、積極調整第二產業、穩定提高第一產業」的「三、二、一」產業發展方針，推動上海產業結構實現戰略性調整。在產業佈局上，將不符合中心城區發展需要、有污染的工業單位搬遷到郊區，為中心城區發展高層次服務業騰出空間。紡織業便是需要搬遷和轉型的「大戶」。400多個紡織企業大多分佈在中環線以內，所佔土地面積有800多萬平方米。
「吃飯的『飯』字是一個『食』，加上一個『反』，50多萬紡織工人被端掉了飯碗，卻沒有引起任何大的波動。」引導這場紡織業悲壯轉型的，正是朱鎔基的侄子朱匡宇。朱鎔基在上海任市長時，朱匡宇時任上海紡織局黨委副書記。但是當著堂哥朱經冶夫婦的面，朱鎔基對他們的兒子說：「匡宇，我在上海一天，你就不要想陞官。」而朱匡宇也極為低調，從基層紡織企業「打鐵工」一步步做起來的他，在領導那場50多萬紡織工人的下崗轉型中，他一直感恩工人們的善良。事後回憶起這個過程，朱匡宇說：「上海紡織業的調整是以一部分職工的犧牲和奉獻換來的，在調整成功的今天，我們不能忘記這批工人，他們也是確保上海城市順利轉型的功臣和英雄。」那時候對著下崗再就業的工人們開會時，朱匡宇講著講著忍不住哭起來，再也講不下去，台下也哭成一片。朱匡宇後來說：「我們常常講，上海紡織實現了多少萬人的安全大轉移，可是實際上哪有『安全』可言，都是我們工人把最不安全的那部分默默地吞下去了。」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上海紡織業大調整，主要是朱鎔基離開上海之後的事情。但是取代紡織業成為上海支柱性產業的，正是朱鎔基狠抓的汽車業。1991年，在紡織業年稅利從最高峰的43億元跌落到13億元時，只有2.4萬人的上海汽車工業，稅利一下子突破了14億元。雄踞上海第一大支柱產業40年之久的紡織業，被新興的汽車工業所代替。朱鎔基在上海汽車的一次誓師大會上發言，恭喜汽車工業終於佔領了上海第一大支柱產業的位置，甚至還說：「我就要氣氣上海紡織!」
朱匡宇說，上海紡織業也慢慢意識到，「我們55萬人，如果還是墨守成規，還是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不率先去搞再就業工程的話，可能今天還會成為上海城市發展的一個很大制約和瓶頸。以國際化大都市作為奮鬥目標的上海，不能容納一個落後的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無情調整，有情操作」的指導思想下，龐大的紡織業最終順利轉型。
上海紡織業成功轉型後，朱匡宇說，全國不少省市企業來考察，想學習上海經驗。但他認為上海的經驗比較獨特，因為紡織企業佔了中環線以內800多萬平方米的土地，是「捧著一個金飯碗的『叫花子』」。從1992年之後的15年中，這800萬平方米的土地被置換了500萬平方米。「講到底，上海紡織的調整成本是從全市其他國有企業的超額利潤中流過來的。這是一個國有土地變現的過程。」
上海的土地批租制度，正是在朱鎔基擔任上海市長之後，大力推動發展起來的。朱鎔基意識到，只有把土地盤活，才能大大緩解財政不足造成的投資瓶頸，那些被轉移出來的老產業也有了發展的資本。土地批租也成為持續的生財之道。1988年，虹橋開發區第26號地塊1.29萬平方米50年土地使用權成功出讓，成為國內第一塊由外國投資者通過市場方式得到使用權的地。2805萬美元的地價引起了海內外很大的關注，在1988年8月會見香港仲量行董事梁振英時，朱鎔基說到自己在土地批租方面的打算：「我看總的戰略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把已經花了錢的開發區盡快完善，搞土地批租，積累經驗，形成市場;第二步，把成功的經驗在浦東開發中推廣應用。我們要糾正一種觀點，認為什麼用地都可以批租。其實不是所有的地都能賣高價的，如工業用地還會賠。因此，浦東開發主要靠土地批租的提法，是不正確的。當前要先利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外國政府的貸款搞基礎設施建設，為建設『新上海』創造有利條件。」
財政依舊困難
雖然有了中央給上海的財政包干，上海也在千方百計利用外資，但是上海的財政仍舊吃緊。時任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的龔浩成告訴本刊，他記得1988年的最後一天，上海市財政局局長找他來「求救」。財政局長說，今年上海的地方財政出現了1個億的赤字，但是當時不允許地方財政有赤字，沒法對外公佈。局長想來想去，他曾給一個對口單位撥款了1億元，可是如果收回這個錢，又怕企業遇到困難。於是希望龔浩成所在的人民銀行給這家企業提供1億元貸款，這樣政府就可以把撥款收回了。
朱鎔基在1989年12月《關於上海金融業發展和開放問題》時也說到當時的困難：「上海不同於其他地方，不採取一點深化改革的措施，怎麼搞得下去啊!我現在是一天一天感到捉襟見肘啊!這兩年，政府的虧損補貼直線上升，去年增加9億多元，今年增加13.7億元，搞不下去了。今年承包基數都完不成，明年會非常困難。」
當朱鎔基瞄準機會向中央匯報工作時，把上海的困難說得十分沉重。朱鎔基說，上海的財政滑坡成為兄弟省市的一個「笑話」，兄弟省市說，我們要學習上海的經驗就是財政滑坡，意思是財政一滑坡，中央就來支持了。「但是說老實話，誰願意滑坡呢?用財政滑坡來爭取中央支持，誰願意幹這件事情?滑坡是客觀的趨勢。」
一方面財政收不上來，一方面要產業轉型、改善城市面貌，財政的支出卻在加大。朱鎔基說，在財政不理想的時候，「城市建設、基礎設施建設還能不能搞得下去?……如果我們還想要黃浦江大橋，還想要地鐵，還想要合流污水治理工程，就得砍樓堂館所，特別是砍賓館項目，否則搞不下去。……我們已專門抽調一批得力的幹部，成立了一個市重大工程建設辦公室，集中力氣抓一批必保的項目，包括彩色顯像管、冷軋薄板、30萬噸乙烯等調整產業結構的重大項目，把全市的資金、財力、物力和施工力量首先集中在這些項目上。」
雖然帶領著上海奮力確保財政收入，抓產業轉型、企業改革，可是上海的困難並非短期內能夠解決。1990年4月向姚依林匯報工作時，朱鎔基直言：「我是過了60歲的人了……剛來上海工作的時候，我的勁頭是很大。經過這兩年多的磨煉，我深深體會到上海現在像是一個進入了晚年的老頭，老態龍鍾，精疲力竭。我不是強調困難，而是如實反映情況。我這兩年來沒有在這裡偷懶，一直在喊這個，抓那個，拚命地搞，但的確有困難。不是說你批評了，施加壓力了，嚴格要求了，就能改變，而是確有歷史的原因，客觀的困難，形成了這麼一種狀況。」這背後的主要原因是：「上海是以加工業為主，負擔很重，競爭能力很差，而中央要背它又背不起。能源、原材料根據價格改革的原則不斷地提價，而上海的加工工業產品不能夠相應地提價，形成了財政滑坡。」
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
在財政滑坡的現實下，曾經狠抓財政的朱鎔基越來越意識到金融的重要性，1989年12月朱鎔基談到《關於上海金融業發展和開放問題》說道：「去年，我是2月6日到上海工作的，早晨下火車，下午就聽市財政局匯報，為什麼呢?我覺得要是不會理財，市長沒法當，首先得把財政情況弄清楚了。搞了一年，感覺到光靠財政還是不行，越來越意識到金融的重要性，差不多每天都碰到這個問題。」
朱鎔基積極建立上海的投融資體系，外國朋友建議上海要搞金融中心，朱鎔基說最好不要這樣提，免得樹大招風。但是他定下了兩項金融改革的重要工作，一是設外資銀行，二是設立證券交易所。
姚錫棠告訴本刊，江澤民任市長的時候，就有了設立證券交易所的最初想法。有一次江澤民組織專家討論上海要不要建立證券交易所，這在當年是非常「前衛」的想法。這場討論十分熱鬧，江澤民最後總結說：「根據大家的討論，我看某種程度上說，社會主義也是可以建立證券交易所的。」這句話給姚錫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江澤民對搞活上海的金融市場非常積極。時任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的龔浩成向本刊回憶說，當時國家規定必須賣完了國債，企業才能發股票和債券。1986年，上海飛樂股份有限公司委託上海市工行靜安信託投資分公司證券營業部，向全社會發放第一批個人認購的100萬股票，成為上海第一家發行股票的企業。
有意思的是，這年11月，時任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董事長約翰·范爾林訪華，向鄧小平贈送了一枚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證章。鄧小平會見他時特意提到新中國也發行了股票，決定贈送范先生一張新中國股票。當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陳慕華緊急從各地調來了股票樣張，挑來選去，決定用飛樂股票作為回贈。
於是，人行上海分行的副行長周芝石買了一張股票，特意從上海坐飛機到北京，將股票送給了范爾林。誰知這位范先生十分認真，看到股票不是自己的名字，決定第二天親自飛到上海去辦理過戶。范先生希望上海的警察為他開道，但是不符合中國的規定，於是范先生出了2000美元租借警察開道。龔浩成說：「那時候的靜安證券營業部，只有兩個小房間、一個櫃檯。可是世界上最大證交所的老總，來到了世界上可能是最小的證券營業部買股票，一時間成了世界新聞，為我們做了很好的宣傳。」
小小的證券營業部於是出名了，老百姓也樂意買「小飛樂」的股票，可是真要建立證券交易所，在當時卻是件顯得「膽子太大」的事情。在1989年初，上海就開始醞釀成立證券交易所，但春夏之交的那場風波過後，一切都不同了。上證所第一任副理事長、曾任申銀證券總裁的闞治東回憶說：「在很多場合，有些曾支持盡快成立中國證券交易所的專家學者話又反過來，說中國成立證券交易所的條件如何不成熟。」
但奇妙的是，阻力也是動力。回頭看，龔浩成說：「國內一些同志的擔憂是很大的阻力，國際社會的壓力倒又推動了。」此時江澤民已經上調中央，朱鎔基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直接抓起了證交所的籌建工作。
確定要籌備上海證券交易所是在1989年12月初，87歲的龔浩成還清楚記得每個細節。在康平路市委小禮堂，朱鎔基主持了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也特意被請來了。
朱鎔基頭一個問交通銀行總行行長李祥瑞：「你對建立證交所怎麼看?」李祥瑞回答：「在我看來，主要是政治意義。」朱鎔基接著問龔浩成，龔表達了人民銀行一向的觀點：「積極準備，水到渠成。」但他委婉地表示了擔憂：「要有100家股份制公司，50家有條件上市，交易所就可以運轉了。」朱鎔基第三個問上海市體改辦主任賀鎬聖，賀最為積極，說：「不管什麼條件了，辦了再講。」
朱鎔基最後拍板定論：「搞了再說，慢慢擴大。」他還說：「老李、老龔你們不要擔心，真正出問題，還有我和劉鴻儒在一線，你們在二線。」朱鎔基的態度非常明確，不要爭論來爭論去了，邊決策邊做，做了再說。所以朱鎔基在這次會議上確立了幾個原則：一是「對外宣傳，對內少宣傳」，對內少宣傳是怕引起不必要的爭論，辦不成事情;另外，李祥瑞、龔浩成和賀鎬聖組成的班子不能叫「證交所籌備小組」，而是叫「三人小組」，直接對朱鎔基負責。
龔浩成分析說，朱鎔基這一招非常高明。因為交通銀行和人民銀行是中央單位，本來不屬於地方管轄，而朱鎔基通過「三人小組」將銀行的工作安排到了自己的指揮之下，「節省了大量的時間，非常符合朱鎔基的作風」。
當時輿論的壓力比較大，龔浩成說：「真要出了問題，我估計一家人都不會好過了。我們只知道上海的意見是要搞證交所，可是我沒有接觸過中央領導對此事的意見，完全不知道中央的態度。」當時上海幾家企業發行股票效果不錯，老百姓願意購買。但是中央顧問委員會的一些老同志想不通，明確勸告過他：「老龔，你最好不要去搞這種資本主義的東西。」
當朱鎔基把香港證監會主席利國偉請到上海，與「三人小組」開會商議證交所的籌備工作時，利國偉第一句話就說：「朱市長，證券交易所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啊!」朱鎔基卻非常乾脆地說：「利先生，我們今天不談政治問題，只說交易所的技術問題。」
朱鎔基積極促成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建立，這裡邊還有一層暗含的意思，怕其他城市把建立證券交易所搶在了前頭。朱鎔基對上海的發展有更深遠的打算，在1990年3月向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姚依林匯報時，朱鎔基提到費孝通等人建議在上海搞個「香港」，「原來小平同志就說過要搞幾個『香港』。……現在廣東大量的錢是讓香港賺去了，珠江三角洲就是個加工廠，所有金融、信息、外匯結算等賺錢的服務行業都在香港。上海這方面具有的優勢，比廣東不差，把銀行、股票等搞起來為江浙服務是可以的」。姚依林插話說：「不光是江浙，還有長江流域。」
為了搶時間，朱鎔基的工作勁頭像個年輕人。龔浩成告訴本刊：「我那時候63歲了，朱鎔基比我小一歲，但是他經常會半夜打電話給我問數據。」本來習慣早起早睡的龔浩成，托電話局的人在床頭安了一個分機，這樣方便冬天半夜起床，接朱鎔基的電話。
結果，僅僅用了一年時間，1990年12月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在上海浦江飯店內500平方米的孔雀廳裡正式掛牌成立，當時上市交易的僅有30種國庫券、債券和被稱為「滬市老八股」的8只股票。龔浩成原本認為要有100家股份制公司，其中50家有條件上市才適合建立證交所，但是只有8只股票的上海證券交易所開張了，它對中國金融體制的完善有了劃時代的意義。
浦東破題
1986年江澤民任上海市長時，上海向國務院提交了《上海總體規劃方案》，在國務院的批復中正式明確了開發浦東。1988年5月，上海組織召開了有100多位國內外專家參加的「開發浦東新區國際研討會」。中央關於開發浦東的意圖，雖然醞釀了好幾年，但是在政策正式出台前，上海還很難獲得真正的實惠。
在上海工作兩年多後，朱鎔基更加體會到，要解決上海發展的根本問題，必須充分利用浦東的空間和中央的政策優惠，用比較少的成本解決上海當時面臨的人口十分擁擠、交通非常困難、工業過分集中、污染比較嚴重等問題，同時吸引外資、盤活土地，把上海發展成為多功能的中心城市。
為了早些爭取到政策，在向姚依林匯報開發浦東問題時，朱鎔基的耿直性格依舊：「依林同志你兩年來一次上海，這一次我希望你能徹底地解決問題，別再兩年來一次了。那時再有問題，用不著你來就行了，那時是來視察，看一看。」
1990年的中國也需要向世界證明，它仍然在積極地融入世界，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年4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上海宣佈：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在上海市加快浦東新區的開發，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
中央宣佈了浦東開發的決策，朱鎔基興高采烈，與一個月前向中央叫苦、稱上海是個老態龍鍾的老人時精神狀態完全不一樣。在《上海市海外交流協會成立大會》上，朱鎔基說：「各位父老鄉親，我不是自吹，上海有兩個別的地方無法比擬的優點：第一，中國沒有一個地方像上海的工業這樣配套齊全。上海除了採礦業沒有，其他什麼行業都有，一般來講水平還不錯。……第二，上海人的科技素質是中國別的地方無法比的。」朱鎔基非常認可時任國際顧問公司董事長林同炎的判斷：「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個城市像上海這樣，能在市中心的旁邊有這麼一塊900平方公里的沒有開發的寶地。兩座大橋一通車，環線一修成，從浦東到市中心的外灘非常方便。天時、地利、任何的條件，上海都具備。」
浦東開發政策的落實，為上海在改革開放中後來居上，留下了最大的財富。今天上海已經成為GDP總量居中國城市之首的國際都市，地區生產總值在亞洲僅次於東京。朱鎔基當年批評的老部下，也基本是80歲以上的老人了。梅壽椿說，朱鎔基實際上是個很重感情的人，他離開上海後，有一次梅壽椿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去北京開會。休會時，突然有人拍他的肩膀，他回頭一看，原來是已經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朱鎔基說：「我在上海時對你們批評很多，我是為了你們好，心裡著急。你們不要記我的氣啊。」
朱鎔基的老部下還說，作風強硬的朱鎔基有時候容易先入為主，誰先告狀告到他那兒了，他聽著有理，被告的那一方就有得受了。「但他是一個願意認錯的人，一旦知道自己錯了，開會的時候會當著大家的面說：我錯了。」
今年5月底，梅壽椿接到了國務院的一封信，落款是朱鎔基。朱鎔基在信裡說：「根據我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兼市長期間有關講話、談話、信件等資料編輯的《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擬於近期公開出版發行，其中大部分內容為第一次公開發表。現將書稿送上，請予審閱，並請將意見於6月30日前反饋給我。」這封信一下子把梅壽椿拉回到20多年前，他感歎：「他這樣風格的領導，獨一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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