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本文摘自《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4期 作者：李捷(作者系社科院副院長) 原題為：毛澤東與社會主義的中國
此文為作者2003年3月25日在當代中國研究所第八次國史講座所做的學術報告，根據錄音整理，發表前作者做了修改。
研究毛澤東與社會主義的中國的關係，首先應關注毛澤東在建國後所面對的國際國內環境，從他所處的環境出發，研究其探索建設道路的思想脈絡。概括講毛澤東在建國以後主要抓了三件大事，即：抓建設，使中國贏得大國地位，鞏固無產階級政權。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原因，主要在於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觀察出現了偏差，對國內政治狀況、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和對黨內意見分歧的定性處理上出現了錯誤。
今天我想談的問題，第一個是毛澤東面對的國際國內環境;第二個是建國後毛澤東思考的三大問題;第三是對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因素的一些思考。
一、毛澤東面對的國際國內環境
為什麼要講這個問題呢?我覺得這個問題特別要緊，因為任何一個歷史人物都要有一個活動的空間，或者說舞台。如果脫離了這個活動空間，就很難把握一個人的思想脈絡，也很難作評價、下判斷，即使下了判斷也很可能是片面的。
圍繞著對毛澤東的評價，現在的說法很多。特別是建國以後，可以說基本上在每一個重大問題上都有分歧。為什麼這些問題這樣評價才科學，那樣評價不科學，很重要的一點，就在於是否聯繫了他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拋開這個東西來做文章，會不得要領。
首先談一下毛澤東所處的國際環境。時間是建國後，即從1949到1976年。在這個時間段裡，國際環境的一個基本的情況是，人類在經過了兩次
世界大戰之後，從1945年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國際環境，即美蘇兩大陣營對峙的環境。毛澤東創建新中國、鞏固政權、為現代化而奮鬥這樣的歷史過程，都離不開這個大的歷史環境，即戰後形成的美蘇兩國對峙的深刻的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怎樣在戰後形成一種能有效地制約新的世界大戰爆發的機制。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最後形成了兩個局面：一個是成立了聯合國;另一個是劃定了兩個勢力範圍。這兩者核心的東西還是大國主宰世界。在此過程中，美蘇兩國都是以小國弱國(包括中國)的利益作為籌碼，最後形成主宰世界的兩極格局。
隨著戰後美蘇兩大陣營的形成，隨著兩大陣營鬥爭的加劇，逐漸演變成冷戰的格局。與此相關，整個世界的發展，特別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發展事實證明，大國不可能主宰世界，也沒有權利來擺佈整個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最顯著的標誌，就是五六十年代亞非拉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這些事對毛澤東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美蘇兩個大國主宰國際事務，促使毛澤東形成了反抗的情緒。同時，亞非拉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對毛澤東又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此外，當時的世界格局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特徵，即戰後興起了一批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社會主義運動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都處於一種上升趨勢，成為一種方向。當時許多國家(包括西方國家)的有識之士普遍認為，社會主義是未來世界謀求和平、公正的根本出路。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卻正走背運。50年代它們面臨著國內工人罷工，60年代則是種族歧視的問題，這兩大危機使資本主義國家頭疼不已，迫使資本主義世界處於一個很重要的政策調整時期。此時的政策調整對它們來說是生死攸關的，不調整就過不去，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不調整也解決不了。另外，美國國內當時有一個很強烈的反戰情緒，這種反戰情緒從戰後一直存在，到越南戰爭時發展到了最高潮。
總括這些情況不難看出，在整個20世紀五六十年代，要求革命，要求民族獨立、民族解放，嚮往社會主義的激進情緒，是當時社會思潮的主流。在西方國家也是這樣。這個情況一直到了70年代才開始改變。到7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基本完成了在階級矛盾方面的政策調整，進入了一個比較平穩的增長時期。科技革命也極大地增強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命力。另外，在民族解放運動的衝擊下，西方國家開始調整對外擴張政策，從比較原始的殖民掠奪上升為一種金融的投資。隨著許多跨國公司的出現和資本的輸出，它們的對外擴張變得比較「文明」一些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取得獨立後也越來越關注自身的經濟發展和國內問題。在此情況下，整個世界的階級矛盾和要求革命的呼聲逐漸開始回落，這也影響到了當時的社會思潮，日趨務實和保守。毛澤東的追求，恰恰是處在五六十年代這樣一個過程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國際背景。
再看毛澤東所處的國內環境。當時出現的情況是，整個社會處於一個新舊轉型的亢奮狀態中。幾千年來，人們長期處在封建專制的壓制下。一百多年來，中國又長期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處在和帝國主義相勾結的大地主資產階級政權的壓制下。如今，中國擺脫了一百年的帝國主義壓迫站起來了，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次，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給整個社會展現的是一個廉潔勤奮的形象。中國人民終於看到了一個仁義的政府，一個為老百姓謀利益、辦實事的政府，看到了一個以老百姓為主體、工人階級性質鮮明的無產階級先進政黨，人們看到了自己的領袖，真正的人民的領袖，即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核心。這些都給整個社會帶來了新的氣象，新的希望。
在建國後的很長一段時期，隨著社會的新舊交替，新舊思想也處在交替的過程中。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這種制度變革的進行，還悄悄地發生了一場深刻的社會思想的變革，這就是後來我們常說的思想改造運動。其實這場思想改造運動並不僅僅限於知識分子，也包括廣大的老百姓。廣大的老百姓包括知識分子，第一次真正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作為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對整個中國社會思維方式乃至話語體系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隨著新中國的創立，整個中國不但改變了面貌，而且還改變了自己的話語系統。這一套話語系統和思維方式，一直延續到現在。應該說，中國共產黨從執政那天起，給整個中國社會帶來的變化是全方位的，是巨大的。這種變化歸結到一點，就是通過成功地確立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全面進步。
與此同時，人們又看到了跟這個方面相反的情況，即中國貧窮落後，用毛澤東的話講，叫做一窮二白。這與巨大的社會進步相比，形成了極大的落差。但是，大家都相信中國有希望、有能力，可以創造出人間奇跡，迅速改變這種狀況。當時的人們有一種急切的心情，急於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改變中國落後的狀態。而且他們深信新中國有這個能力。後來出現的「大躍進」，如果僅僅是領導人的想法，沒有深厚的社會基礎的話，這些東西人為地搞是搞不起來的，即使搞起來也長久不了。「大躍進」期間那麼多的人挑燈夜戰，不計報酬，不要加班費，拚死拚活地幹，就是急於改變中國落後的面貌，想使中國成為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強國，能夠走在世界的前列。這是中國一百多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的一個夢想，大家都希望使這個夢想成真。
另外，中國雖然發生了深刻巨大的變化，但是中國歷史的慣性，特別是封建專制長期統治下形成的愚昧、落後的慣性，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不可能一下子被消滅。這個影響也是長期的。
總之，當時整個中國社會是一個充滿激情的社會。這個激情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革命的激情，一個是建設的激情。革命的激情，就是除舊布新，要把過去的舊習慣、舊思想、舊風俗通通破除掉，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充滿生機和希望的社會。建設的激情，就是希望在最短的時間裡趕上和超過世界的先進水平，使中國在經濟上和文化上打一個翻身仗。當時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光有政治上的獨立，而沒有經濟上的獨立，這個獨立是不徹底的。此話深入人心。
二、建國後毛澤東思考的三大問題
概括起來講，毛澤東建國以後主要抓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抓建設。有的人講，毛澤東在建國以後光搞運動了，沒搞建設，這是不對的。建國後毛澤東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設，他抓的是根本道路、根本方法問題，具體工作則由別人去做。這個道路就是有別於蘇聯的、適合中國自己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他在這方面的探索有過很多，可以說是一直貫穿著整個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的一條主線。
在探索適合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問題方面，毛澤東是第一人，標誌就是《論十大關係》的提出。毛澤東的探索從1955年下半年就開始了，當時是從農業開始的。就是制定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毛澤東在當時找一些省委書記來談，中心就是探索中國自己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問題，提出要制訂12年的農業發展規劃。
正是在他的帶動下，圍繞著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探索，當時還制定了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等，其他各行業也在探索怎麼走中國自己的道路。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如果追根溯源的話，源頭正在於此。鄧小平也是這次探索的一個重要參與者。這次探索是中央領導集體的行為，也是國家的行為。雖然如此，但毛澤東作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第一人，這一作用應予充分肯定。
毛澤東在這一階段的探索，形成了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幾個方面的成果：第一，形成了一個總的指導思想，這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第二，初步形成了經濟建設的綱領。包括重視農業的問題、沿海和內地的關係問題等等，還提出了既要反對急躁冒進、又要反對右傾保守的思想;第三，形成了政治建設的一些基本綱領，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民族區域自治制等;第四，形成了文化建設的方針即「雙百方針」，提倡在科學上百家爭鳴，在文化上百花齊放。這些成果的昇華和總結，就是中共八大路線。
接下去的一個階段就是提出了「正處」學說，這實際上是前一階段探索的深入。1956年下半年，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了波瀾，那就是「波匈事件」。國內也出現了罷工、罷課等事件。這在黨內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因為這與人們想像的進入社會主義後的現象完全不一樣。在此情形下，很多領導幹部都認為，這是階級鬥爭的表現，要抓鬧事的壞人，把它作為敵對鬥爭的問題來處理。這些現象也引發了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同志的思考。毛澤東仔細思考後認為：這些東西恰恰證明，進入社會主義以後，階級矛盾已經逐漸退居第二位了，而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突出出來了。在當時，階級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相比較哪個為主?毛澤東認為是以人民內部矛盾為主。
在這一階段，毛澤東的思索包括很重要的兩點：一方面，他認為八大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述還有進一步思考的必要，關於落後與先進問題的表述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問題。這就促使他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現在我們每天迫切需要處理的問題不是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因此，必須尋找新的辦法解決，而不是過去革命戰爭年代的方法，正是在這樣兩方面的思索下，產生了1957年2月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報告。這是毛澤東在探索中又一個輝煌的閃光點，其思考由來已久，把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毛澤東在建設方面的又一探索是發動了「大躍進」，這是不成功的探索，關鍵是違背了經濟規律。在「大躍進」的探索過程中，毛澤東第一次意識到他有可能會犯大的錯誤，但在主觀上對此又缺少必要的準備，缺少足夠的認識。這種矛盾的狀態一直持續到晚年，而且越來越突出，到了他自己都很難擺脫的地步。
「大躍進」的發動應該聯繫到當時的國際背景來分析。「大躍進」發動前夕，在莫斯科會議上緩和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一些矛盾，出現了鼓舞人心的情況，出現了一個以蘇聯為首的比較團結的局面。同時，蘇聯的衛星上天，美國的衛星發射失敗，民族獨立運動、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裡人氣興旺的景象交相輝映。在此情形下，毛澤東才有「東風壓倒西風」的說法。他內心深處有一種緊迫感，就是要抓住這樣一個百年不遇的大好形勢，把中國自己的實力搞上去。此外，在「大躍進」之前，他也調查過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在第二次莫斯科會議上，他就曾向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領導人瞭解西方的經濟、科技發展狀況。經過調查研究，他認為有可能趕超英國。他也是經過研究論證的，並非毫無根據，只是誰也沒有意料到「大躍進」會是那樣一個結果。
毛澤東在糾正「大躍進」時期一系列錯誤過程中的反思及其吸取的沉痛教訓，比較集中地體現在調整時期的指導思想上。在制訂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毛澤東吸取了「大躍進」的教訓，提出了以下思想：第一，按客觀規律辦事，有多少錢辦多少事。毛澤東曾經說，不要以我們這些人的壽命來考慮問題，要按照客觀規律來辦事。第二，計劃一定要久遠，一定要留有餘地。第三，做好綜合平衡工作，正確處理各方面的關係。第四，要少而精，集中經濟力量把局面打開。第五，發揚大寨精神，自力更生，勤儉建國。這些應當說也是一次重要的探索。
總的說來，在探索適合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方面，毛澤東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他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開創者，確立了四個現代化建設的目標。當然，這不是毛澤東個人的行為，而是全黨的行為。他還強調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消極因素轉化成積極因素，為把中國建設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鬥。這個問題，現在仍然是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指導思想。第二，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的發展道路，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第三，初步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所處的歷史方位，即我們仍處於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的階段。
毛澤東考慮的第二件大事是如何使中國贏得大國地位。在這方面，毛澤東有一系列的重大舉措。
首先就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對於中國國際地位的確立有三方面的重要影響：第一，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影響。通過這場戰爭，美國認識到：解決中國周邊地區的熱點問題，不能沒有中國參加;中國人歷來是說話算數的。所以才有1954年日內瓦會議邀請中國出席，才使美國政府在越南戰爭期間始終不敢對越南北方直接出兵。第二，對蘇聯的影響。蘇聯老大哥過去一直沒有把中國人放在眼裡，對中國共產黨人半信半疑。這場戰爭讓蘇聯人認識到了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重要地位。從此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舉足輕重。波匈事件發生時，蘇聯就想到要中國給它解圍。第三，對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有影響。毛澤東早就講：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戰略上藐視它們，戰術上重視它們。但在當時大多數人的眼裡，美國是真老虎，不是紙老虎。中國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證明了毛澤東理論的正確性。此後亞非拉美國家民族獨立運動的領袖紛紛到中國來取經，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思想深入人心。
其次是中蘇關係的破裂。中蘇關係破裂雖然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很大的負面影響，但使中國擺脫了很多束縛，中國的外交從此活躍起來。先是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對亞非國家的訪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接著又與法國建交，這是對西方國家外交取得的突破性進展。20世紀70年代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的合法席位，美國總統打破常規，在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下，到中國來謀求關係正常化。中國在外交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再次是原子彈的爆炸。毛澤東說：原子彈我們一定要搞，再窮也要搞。原子彈是嚇唬人的，打仗時真正解決問題不能靠它，但是嚇唬人的東西我們也要有。事實證明，核武器作為一種威懾力量，是在美蘇兩極格局中謀求大國地位的一個有力資本。此外，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也推動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大國地位的形成。
毛澤東對中國贏得大國地位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理論上的貢獻。他清醒地分析了在美蘇兩極格局下的整個世界局勢，認為世界局勢的實質性問題是中間地帶問題，先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提出了「中間地帶理論」、「兩個中間地帶理論」，70年代又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這一理論既是中間地帶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又高舉了反霸、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以及中國永遠不稱霸這三面旗幟。這三面旗幟至今仍是我國外交的基石。第二，在實踐上，毛澤東使中國突破了美蘇兩極格局，順應並推動了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使中國贏得了獨立的大國地位。第三，在外交指導思想上，他為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這個基礎有三個關鍵的方面，一是獨立自主，二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三是反霸和不稱霸。
第三件大事就是鞏固無產階級政權。這個問題，對任何一個執政黨來說，都是生死攸關的大問題，不容迴避。關鍵是如何正確地處理好它。
新中國建立後，特別是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後，毛澤東始終在考慮這個戰略性問題。對此他形成的第一個比較完整的看法是1956年的「兩論」，即一論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是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集體思考的結晶。「兩論」實際上是根據蘇聯的情況，尤其是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錯誤，從正反兩個方面提出了一個重大的歷史性課題，即無產階級政黨在取得政權以後，如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鞏固和加強自己的執政地位。這次探索有兩大成果：一是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二是要防止個人崇拜的問題。八大集中體現了這些成果，並寫入了黨章。「兩論」是毛澤東等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後無產階級如何鞏固政權的第一次總結。
接下來就是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正處」學說既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一個指導方針，又是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一個基本理論基石，實際上是「兩論」探索的進一步延續。「兩論」中的「再論」已經指出，在國際範圍內怎樣區分是與非、怎樣區別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是一個根本立場的問題。「正處」學說則把「兩論」應用到國內，是前面探索的繼續。此後發生了反右派鬥爭，導致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但在當時並沒有認識，更沒有很好地總結教訓。
下面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1962年夏天以後重提階級鬥爭。當時毛澤東並沒有馬上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以階級鬥爭為綱是1963年「後十條」概括出來的。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有兩個重大的失誤。第一，他把很多黨內的意見分歧看成是階級鬥爭的表現。當時在西樓會議上，人們對形勢的估計是嚴峻的。這帶來一個積極的效果，就是措施比較到位。應該說，沒有當時提出的一系列的措施，就沒有後來國民經濟的很快好轉。但是，會上對形勢的估計有過頭的地方，如估計農業的恢復要5∼8年，而且是在包產到戶的前提下，若不搞包產到戶，起碼要8年。毛澤東對此持懷疑態度，他認為不需要這麼長的時間，認為這些同志沒有把「六十條」在農村貫徹以後發揮的政策威力估計進去。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的估計有正確的一面。他估計到了「六十條」在農村產生的巨大威力，估計到了人的積極性。
但是，把劉少奇等人的意見作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在黨內的表現，無論如何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他犯了混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錯誤。毛澤東在提出「正處」學說時強調要把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不能犯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這是他的一個重要貢獻。但到了1962年，他卻把這部分矛盾從人民內部矛盾中劃出來，實際上把它看做敵我矛盾的一個特殊形態。
毛澤東在1962年8月北戴河會議期間就提出：矛盾有兩類，一是敵我矛盾，一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這兩種矛盾雖然接近，但是要有區別。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在爭奪小資產階級，特別是富裕階層，這個爭奪戰還沒有完，要貫穿整個歷史時期。這裡雖然還在講區別，講把它說成是內部矛盾為好，但側重點已經在向敵我矛盾靠攏。後來他對這個論述又有進一步的延伸，最後概括為十中全會公報裡關於整個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黨的總路線。這個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就導致了他後來把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鬥爭擴大化。
「四清」運動是毛澤東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又一重大舉措，是在當時國際上開展反修鬥爭、中蘇論戰，國內強調防修的背景下開展的。「四清」運動的初衷確實是針對那些貪污腐敗分子，想找出一條反修防修的途徑，但從1964年開始就逐漸演變成一個悲劇。這時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注意力已經從基層轉到上層。劉少奇根據桃園經驗得出結論，認為下面犯事，上面肯定有根。所以他提出要追根，搞工作隊。在這方面，毛澤東的許多思想與劉少奇一致。兩人意見發生分歧是在1964年八九月間。
到了這年年底，在討論「二十三條」的過程中，毛澤東提出，當時運動中出現問題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5年1月毛澤東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對運動的指導。這些批評都是他思想中發生的重大變化。毛澤東看到了「四清」運動中出現的一些過「左」的做法，如對當地幹部、群眾的不信任，搞得空氣非常緊張等。他糾正了這方面的一些錯誤。但是他卻把矛頭指向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認為這些人是下面那些「四不清」幹部的保護傘。所以他提出，不能只抓住枝節而掩蓋了大的、根本性的問題，實際上是要醞釀更大的政治運動。這樣問題就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尖銳，最後釀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劇。
總的來說，毛澤東所提出的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題，是一個帶有戰略性的重大課題，他在這方面的探索，從一個正確的命題開始，提出了許多像防止和平演變那樣重要的、富有遠見的、有指導意義的思想，但也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錯誤的集中表現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
三、導致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一些因素
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從他的主觀動機來說，是圍繞著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重大課題進行的一個嘗試。他從一個正確命題出發，其主觀動機是好的，但其指導思想、理論及其實踐都被證明是錯誤的，導致了全局性的嚴重失誤，後果是災難性的。這出乎毛澤東本人的意料，而且他主觀上還是想避免在探索中發生全局性的、大的錯誤。因此毛澤東晚年的心態是很矛盾的。這種深刻的矛盾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實踐和理論相背離，二是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不統一。
導致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幾個。第一個是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在這一方面，毛澤東的理解有兩個重要的誤區：一是在所有制方面，照搬蘇聯，要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成為整個社會經濟的惟一基礎;二是把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看成社會主義的本質。這使他在觀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社會現象時，不能不帶著理論框框，不可能完全做到實事求是。這種情況和他建國前對革命道路的探索，有很大不同。第二個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觀察。中蘇關係的交惡，與赫魯曉夫的矛盾以及中蘇關於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大論戰等，對毛澤東如何鞏固政權的思考產生了三個重要影響：第一，把現代修正主義的產生作為一種國際現象;第二，提出要警惕赫魯曉夫式的人全面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第三，認為當時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道路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道路。此外，還有對國內政治狀況和社會主要矛盾的錯誤觀察以及對黨內政治狀況、特別是意見分歧的錯誤觀察和定性處理。上述這些因素的綜合影響，導致了毛澤東的晚年錯誤。
總的說來，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性質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這個錯誤也是在探索過程中犯的，給我們留下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對我們也有一個重要啟示，即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必須要有兩手：一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堅持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二是四項基本原則始終是我們的立國之本，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絕不能走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老路。同時，在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上，我們還要大膽地解放思想，要破除那些不符合實際的傳統觀念，但社會主義的本質不能丟。在這兩個問題上，有兩個根本點：其一，我們一定要堅定不移地、長期地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其二，我們要在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努力造就一批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真正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接班人，要保證後繼有人。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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