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蔣方舟，自年少成名那天起，即成了媒體的焦點。出書、升學、工作、參加活動……每行動一步，都在鎂光燈下、公眾視線裡。如今，這個早慧的女孩已24歲，褪去稚氣和青澀，她正邁向成熟，帶著沉靜的成熟。
據新商報報道，最近，五年沒有出書的她，將五年來發表的文章精選結集出版，名曰《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書中，有她對一代年輕人的觀察：他們是被現實裹挾的一代，童年早早消逝，青春期過早覺醒，他們過早地發現了成人世界的虛偽，更過早地被拋入一個充滿競爭與爭鬥的世界。她說同齡人，也是說自己;身為《新週刊》副主編、作家，她也保持著對文壇現狀的觀望與打量，對當下作家群的無力不懼批判之語;她批判他人，也不放過至親與自我，書中第三部分「審判童年」，她說盡老人、父母還有自己的「壞」話，那份剖析，犀利真實，讓你不得不感歎她小小年紀怎麼會如此洞悉人性，簡直是個「小惡魔」。上週六，記者以郵件的形式採訪了蔣方舟，聊職場、成長，也談她採訪中寫作上遇到的困境。與書裡的文字相比，訪談中的她顯得更為冷靜和克制。
A
不想被合併到「女性作家」群裡
新商報記者：先說說成長的話題吧。你剛上大學的時候，有記者拍了你的照片，眼神中有種好奇的愣愣的喜悅，幾年過去，再看你的照片，沉靜中有些許慵懶，眼神裡甚至有點憂傷。說說你自己的變化吧。
蔣方舟：五年過去，從文藝青年變成職場小蔣了。回看幾年來的日記，發現內容沒什麼變化：對周圍有趣的人和事的記錄、對工作態度的自省、對公共事件的看法、讀書摘抄……最明顯的變化是，原來的日記對周圍環境抱怨很多，尤其是離得近的人和事。現在日記裡幾乎沒有那些內容。所以我想，自己變得更自由了吧。
記者：在這本書裡，你提到的作家多數是男性，莫言、閻連科、陳丹青、木心……包括你身處的職場，也是老男人的世界，說說他們對你的影響，會不會讓你多了滄桑和沉重?
蔣方舟：我也關注女性作家：三毛、張愛玲、蘇青、蕭紅……暗地裡研究她們的人生，但我不喜歡「女性作家」這個詞，當人們提到這個詞的時候，對於「女性」的強調大於「作家」。因此，我想弱化自己身上女性寫作的標籤——無論是寫法上，還是題材上，不想被合併到「女性作家」這個大類裡。
工作中的同事，的確是中年男子比較多。不管願不願意承認，這個群體都是社會話語權的掌握者，所以我好奇他們對於公眾事件的看法。但生活不是由公共事務組成的，我在生活中大部分朋友還是女性。
B
現在還不是個成功的採訪者
記者：《新週刊》向來擅長做大話題，故鄉、民國、快之國、酒桌文化、青春等等，駕馭這樣的大話題，你是否有不喜歡或力不從心的時候?
蔣方舟：有一些我不喜歡，比如《屌絲傳》這一類「網絡熱詞」之類的選題，因為我從內心還沒有接受和理解這個詞。我在接受所有新專題派下任務的一瞬間，幾乎都覺得力不從心：「這個問題我沒想過」「這個領域我不熟」。不過，我覺得最快樂的事情，就是為了寫稿，去學習和瞭解一個未知領域的過程。每次寫大稿的時候，都開始焦慮自己所知甚少，然後瘋狂學習。
記者：在白先勇的那篇採訪後面，你寫道這是一次失敗的採訪，你知道失敗的原因在哪裡嗎?說說採訪中那些給過你心靈震撼的人或事。
蔣方舟：我不認為自己現在是個很成功的採訪者。印象最深的，是採訪楊麗萍，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長的一個半小時，她不願意涉及任何實際的問題。到了採訪最後，她都不願意搭理我了，我還頭皮發麻拋出一個又一個問題。我覺得要在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裡走入他人的內心，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一個人在一個半小時裡就向你展示他的靈魂，那這個人也是不可信任的。
C
作家很容易被誘惑捆住手腳
記者：在《中國作家夢魘》那篇文章中，你說「中國作家夢，從與歐美大師齊名的夢，變成了暢銷賺錢的夢，到最後，退守成了陶淵明的『田園夢』」，你是否擔心這樣的情形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蔣方舟：真正的擔心只有一個：擔心自己寫得不夠好，愧對了題材。其他的困境，都是被誘惑捆縛了自己的手腳：名利的誘惑、體制的誘惑、安逸的誘惑。這些東西，你不在意，它們就不存在。我最近在看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的小說，很喜歡。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5點起床，然後出門在沙漠中散步半個小時——他家在沙漠中間，看日出，理清思路，然後回家喝杯咖啡，開始寫作，寫一上午。午休後，下午繼續寫。我很羨慕這樣的生活，比起他來，中國大部分宣稱自己是作家的人，大概都不合格。
記者：書的封面上寫著「記錄本身，即已是反抗」，對你來說，要反抗的是什麼?
蔣方舟：反抗一切不合理，不有趣，不可愛。
記者：你在書中提到寫作對你來說越來越困難了，當下的你在寫作上的困惑是什麼?
蔣方舟：一年前，我為自己的位置和姿態而困惑，現在已經不困惑了。但是我時間太少。每天晚上回家累得跟狗一樣，躺在沙發上。現在只能把很多想法和題材，片段式地寫成日記，而不能及時成文。
記者：常在新聞中看到你參加文化沙龍、電視節目，你自己也說「應付瑣碎人事的時間多，耐得住寂寞的時間少」，什麼樣的事情是你拒絕的?
蔣方舟：所有蠅營狗苟的事。
D
不想找文化圈裡的男朋友
記者：書的最後一部分「審判童年」，赤裸真實，比如你說「母親這種生物，太熱衷，太善於營造出『相依為命』的生存氣氛了」，當你洞悉到人性最根本的一些東西後，如何面對這些關係?
蔣方舟：好在我所寫的這些，我母親能夠理解，我父親則完全不看。認知生活是一回事，實際生活又是另一回事，這就像是我看所有的愛情小說(不是言情小說)作者，幾乎都是對其中的愛情幻滅的。《安娜·卡列寧娜》是幻滅的，《紅與黑》是幻滅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是幻滅的，幻滅是因為太清醒了。可它們的作者仍然奮力地投入一段又一段的關係，而沒有因此而禁慾。
記者：你的同齡人很多時候是歡天喜地的，但是，在你的文字中，常常看到「躊躇」「無奈」這樣的字眼。
蔣方舟：我並不覺得周圍同齡人歡天喜地的，反而是焦慮、迷茫、失望的人比較多。我相較之，幾乎可以算得上是「正能量」了。原因很簡單，還是因為一直寫東西、工作，累積了不必向生活妥協的資本。
記者：做什麼事情是讓你快樂的?什麼時候感覺幸福?
蔣方舟：寫東西的時候還是挺快樂的。幸福的時候人往往不自覺，所以現在覺得幸福的時候往往會大聲說出來提醒自己。工作完了回家喝我媽做的湯的時候，見到崇拜的作家的時候，都會覺得幸福。
記者：自我期待如何?
蔣方舟：識其時，行其運，知其命，守其位——來自古人的告誡。
記者：你對男朋友的期許?
蔣方舟：希望他是個善良正直的人，最好不是文化圈的。
作家專訪
觀點
她
青春：
一直以來，我最羨慕的都是路上的慢行者，靜止的人——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坐對一叢花，眸子炯如虎。換言之，做一個自由的人，心不為形役，形也不為心役。然而，我屬於這一代人，在最慘厲的優勝劣汰的社會系統中成長的一代。從小到大，我們只知道一件事：社會只分輸家贏家，而沒有棄權家。
寫作：
作家有兩個自我：實際生活著的，小說裡的。兩者的關係頗像魯濱遜和星期五——一個是另一個的僕人;也像少年派和他的老虎——一個是另一個人的敵人和朋友。小說中的作家透過紙背審視創作他的人，直到他冷汗涔涔，只能坦誠相對。作家有權力保持自己的遺世獨立，同時，他也必須和所生活的時代有某種同頻的互動。這種互動，不是來自於意識形態的召喚，而是聽自己良知覺醒的聲音，誠實地把它記錄下來。
母愛：
總有一種愛是那麼不對勁，這種愛就是母愛。母愛的溫度要不就冷若冰霜，要不就燙得在心上留下肉紅的疤，一顆好好的心就這樣破了相。
三國時的孔融有個著名的理論：孩子對於母親有什麼大不了的嘛!就如同放在瓶子的東西，拿出來就完了，就沒有任何關係了。意思是說，當孩子被鑷子從母親的體內夾出來的一刻起，兩個人就不再有關，也不必有關。這太不合理了。母親是一個沒有瓶口的瓶子，外人進不來，孩子更出不去;若要拿出來，必是玉石俱焚。孩子和母親的命運難以分割，糾纏難捨是因為互相佔有，互相佔有是由於對彼此生命的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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