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重慶勞教案被勞教的緣由千奇百怪，如方洪是因以「一坨屎」諷刺重慶公安處理李莊，如任建宇是因轉發他人微博。律師徐利平對此感觸很深，「王立軍治下的公安局怎麼這麼囂張，勞教人像割韭菜一樣，一刀過去一大片。勞教一個公民太隨便，無法無天。」
據東方早報報道，在去、今兩年的勞教案撥亂反正潮中，徐利平律師代理了不少後來引起廣泛影響的勞教案，如「上訪媽媽」唐慧案、蘭州趙梅福案、大學生村官任建宇案等。
一個個極富爭議的勞教案的湧現，最終匯成了對勞教制度的批判巨流。在勞教制度被廢止的過程中，徐利平扮演了其中一個重要的推動者角色，他在個案維權中批駁勞教被濫用，又在網上和媒體著文，將討論焦點從對勞教制度的批評轉入如何廢改上來。
在廢除勞教制度的征途中，包括徐利平在內的律師們，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重慶案子多辦不過來」
這一股勞教案的撥亂反正潮，風起於重慶，肇始自方洪案。 在方洪案中，徐利平只是個圍觀者。他雖為法院的判決鼓掌但認為仍有瑕疵，並在微博上提了一些意見。
緊接著方洪案的，是又一個引起廣泛關注的勞教案——大學生村官任建宇案。這次，應浦志強、斯偉江律師的邀請，徐利平成為了參與者，3人一起準備起訴狀。徐利平說，兩律師邀請，是因為「重慶勞教案子多，辦不過來」。
重慶的被勞教者彼此之間都有些聯繫，徐利平說方洪比較活躍，聯繫廣泛，很多被勞教者都是通過方洪找到了徐利平等律師。
「每次到重慶，很多被勞教者找我，忙不過來，和其他律師商量後決定做一些典型的(勞教案)，如涉及言論自由方面的。」
在重慶，除了任建宇的案子，徐利平還介入了多起勞教案子，只是程度有深有淺，如黃成城、田宏鴛被勞教案。
重慶的這些勞教案，被勞教的緣由千奇百怪，如方洪是因以「一坨屎」諷刺重慶公安處理李莊，如任建宇是因轉發他人微博。
徐利平對此感觸很深，「王立軍治下的公安局怎麼這麼囂張，勞教人像割韭菜一樣，一刀過去一大片。勞教一個公民太隨便，無法無天。」
勞教委做出勞教決定時「隨意」且簡單，但被勞教者和律師們要通過法律程序「糾正」卻非常艱辛。
徐利平說，在代理勞教案過程中，遇到不少障礙，尤其是勞教所對律師會見被勞教人「設置一些阻撓、障礙」。
任建宇另一名代理律師浦志強到重慶涪陵勞教所會見任建宇時，勞教所工作人員拒絕安排，理由竟然是無法辨認律師證上北京市司法局印章的真偽。
庭審時則遭遇法庭限制旁聽。如法院只給了任建宇方5個旁聽證，其他人員均是由官方組織旁聽，「限制旁聽很厲害，外面一大幫人和記者進不去。」
由於重慶被勞教者眾多，又均效仿方洪、任建宇等維權，要求判令撤銷原有的勞教決定，這讓重慶方面感到十分棘手。
任建宇起訴重慶市勞教委一案，重慶三中院以超過法定起訴期限為由駁回，依據是《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應當在知道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三個月內提出。」
徐利平說，重慶法院的這一做法等於把任建宇等被勞教者「打官司的大門關上了」，因為當事人知道勞教決定後三個月內基本都還關在勞教所裡。
徐利平認為，重慶法院未正確援引法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個月的法定起訴期限，應從被釋放獲得自由開始起算。
勞教本為「挽救教育」
在代理眾多勞教案中，徐利平更真實地感受到，當地公安部門運用勞教工具時的「得心應手」。
任建宇轉發微博的情況，彭水縣民警找他瞭解清楚後表示「沒事了」、「這個事情就過去了」。任建宇稱，當時看到警方對他的處理是教育警告。但隨後民警來找任建宇，並最終對其做出勞教決定。
同一事實，先被告知「沒事」後又被「勞教」，徐利平認為，這是「一定要搞任建宇」。
而永州市勞教委決定勞教唐慧，徐利平認為是擔心唐慧在當年將召開的十八大期間上訪，「動機就是這個，一定要關起來。」
蘭州趙梅福被勞教的背景更明顯，十八大召開前夕她到了北京。蘭州市皋蘭縣公安局回訪時發現後，到北京將其「接回」並直接投送至勞教所。
徐利平說，勞教所人員曾對趙梅福說「先關上兩周」，這明顯就是要拖過十八大的會期。
「勞教變成了公安部門維穩、截訪的工具。」他總結說。而2010年6月，人民日報就曾刊文指出，要警惕一些地方的領導幹部把勞教當成打壓上訪的工具。
勞教制度的形成，基於三個文件：1957年的《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1979年的《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和1982年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
但如果嚴格執行這三個規定，也不會出現任建宇案和唐慧案，因為根據上述規定，各地勞教委會由民政、公安、勞動部門的負責人組成，領導和管理勞動教養工作，並審查批准勞動教養決定。
問題出在公安部2002年發佈的《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其中第二條、第三條規定了勞動教養決定權歸屬公安機關。
徐利平表示，這一規定出台後，「各地公安機關越權行使著本應當由民政、公安、勞動部門負責人組成的勞教委的行政職權，實屬嚴重違法。」
徐利平說，代理了這麼多勞教案子，最大的感觸就是勞教體制混亂，且異化成了有關部門管控社會的一種強力手段，而不是教育手段;勞教的作用成了威懾，而非挽救教育。無論是慣偷、賣淫嫖娼者，還是上訪戶，被勞教後也沒有什麼效果，反而導致他們牴觸情緒很強。
上述規定除了讓公安部門越權行使職權，還明顯擴大了勞教所能使用的範圍。
徐利平為此還聯合另一位律師致信公安部，要求廢止《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中相關條款。
一度比較悲觀
實際上，中央高層一直有心改變勞教制度，如1987年，國務院就將「勞教法」列入「七五立法規劃」;1991年，司法部將勞動教養法送審稿報國務院審議，未果;199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勞動教養立法納入「九五立法規劃」，後被擱置。而《人民日報》也指出，在2000年《立法法》等法律頒布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權力只能由法律設定，「勞教已陷入不合法的窘境」。
但20多年來動作頻頻，卻未有結果，原因何在?
徐利平說，或因社會穩定形勢不理想，想找找機會「等治安好時再改」。但中國社會在轉型，湧現出各種各樣的問題， 「這個機會一直等不到」。
但社會對勞教制度的批評卻日趨廣泛、尖銳起來，尤其是從去年開始，由於大量匪夷所思的勞教個案的湧現，人們對勞教制度的批評達到了一個高峰，同時也變得更加深入。
徐利平表示，對於勞教制度的批評，數十年來大家都是重複相同觀點，「扣一頂違憲的帽子」。而通過去、今兩年的深入討論，「不光關注違法性問題，還關注到未來改革」。
如徐利平曾在微博上發了《勞教話題16談》的長微博，隨後又與斯偉江律師合作撰寫《勞教廢改，何去何從?》，發表在媒體上。
文章稱，改革派提出了「司法化」改造的思路，即廢止勞教制度，制定新法(如《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來替代，並將強制教育的決定權交給法院。這一派佔據了上風，且和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的意圖基本契合。
如今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於廢止勞教制度的原則性決定，以及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周強要求法院積極配合勞教制度改革，探索完善輕微刑事案件快審快結機制，都印證了兩位律師的預測。
彼時，徐利平律師比較悲觀，認為短時間內難以廢止勞教制度，因此提出一套妥協的過渡方案，即先推翻《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中的相關條款，坐實勞教委的權力，使由民政、公安和勞動部門負責人組成的勞教委能真正運行自己的權力，同時保障當事人的聆訊聽證權。
但實際上，最後政府執行了另一種過渡措施，即停止使用。
今年1月7日召開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宣佈，中央已研究，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後，今年停止使用勞教制度。
在中央表態後，各個省份陸續停止使用勞教制度。
徐利平說，今年打擊謠言的集中行動，放在從前，很多人就不是被拘留了，「肯定都是直接勞教」。
勞教廢止後的立法
徐利平認為，去、今兩年這一輪批判勞教制度的高潮，緣起於重慶在薄熙來落馬後，大量勞教案浮出了水面。
2012年4月，中央決定由中紀委對薄熙來立案調查。次月，因在網絡上諷刺薄熙來、王立軍被勞教的方洪起訴重慶市勞教委，6月法院判決重慶市勞教委對其勞動教養的決定違法，7月，方洪向重慶市勞教委提出國家賠償申請。
徐利平說，方洪案「開了一個非常好的頭」，接著湧現出一系列案件。如任建宇案、彭洪案、謝蘇明案等。
徐利平說，一系列個案湧現，加上媒體長時間聚焦，讓勞教制度再次成為眾矢之的。
此外，因為2012、2013年是中央換屆的大年，「新舊交替，容易關注一些改革」。無數人把這個時段，與孫志剛之死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的2003年對應起來，「大家有了2003年一樣的渴望」。
人們沒有失望，在2013年的年末，中央最終決定將勞教制度送入歷史。
徐利平說，雖然勞教制度被廢止，但現在從法律意義上還沒有廢除，因為還需要在全國人大走一系列程序。
對於勞教制度廢止後的問題，《決定》的提法是「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這應該就是人們此前熱議的替代法律——《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
徐利平說，新法律矯治對象的範圍，未來在立法時肯定會有一番博弈，還需要重點關注。
此外，配套法律也需要進行一系列調整。兩位律師在《勞教廢改，何去何從?》一文中曾有過分析，如在訴訟程序制度方面，需要人大及常委會制定新法律;在執行中，具體由法院哪個庭室來處理，也涉及到《人民法院組織法》的修改調整，「工作量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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