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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月13日出版(2014年第二期)的《三聯生活周刊》 ，封面人物薄瓜瓜。 【文匯網訊】2014年1月13日出版(2014年第二期)的《三聯生活周刊》 ，薄瓜瓜作為封面人物對其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詳細揭秘其在英國的生活。原文標題：《「陽光少年」背後的因果鏈：薄瓜瓜在英國》，以下為文章詳細內容。
此為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請見這裡：《三聯生活周刊記錄:薄瓜瓜在英國》。
北京迷夢
海伍德在倫敦的家並不好找。按照一位採訪過其家人的英國記者給的地址，先是坐了向倫敦西南方向去的一條地鐵線，出來已在泰晤士南岸的Streatham一帶。再換公共汽車，又晃蕩了幾站下來，站定打量四周，發現這裡的建築和谷開來曾置業的倫敦西區有著巨大的落差。各種裝扮的移民也明顯增多。從公共汽車站又步行了近半小時，才找到海伍德家所在的那條街。
這一條路上都是那種一幢挨著一幢的低層樓房，門臉不大，每家門前只有幾平方米的小院子。此時正值西方傳統最重要的聖誕節的前幾天，周圍的很多房子都燈火通明，門外也有聖誕的裝飾，一派迎接節日的喜慶氛圍。只有一幢深紅色的房子一片沉寂——這就是海伍德的家。曾有一度，英國媒體蜂擁而至，找到仍住在這裡的海伍德的母親安，試圖讓她說些什麼，但都被她拒絕。不知是不是不堪其擾，門上掛了一塊牌子，上面赫然寫著：「小心有狗!」
按了門鈴，又敲了門，沒人應。再按，再敲，還是一片沉默。天色已晚，又飄起細雨，在門外等了一會兒，家裡還是沒有燈光。無奈，只好離開。
這裡也是海伍德長大的地方。可以推想的是，與薄瓜瓜認識後，他必然曾經在這裡與谷開來在西區的那間豪華公寓之間穿梭往來過。雖然他是土生土長的倫敦人，但是在谷開來母子這對城市的「新面孔」面前，他也並不擁有多少優勢，甚至可能恰恰相反。
不知道海伍德是否為此困擾過。他的祖上在大英帝國享受貴族的尊榮時，無論是薄家還是谷家的「紅一代」，還正在為趕走異國的侵略者而奮力廝殺。只不過到了他這一代，昔日的榮光已經衰落到只剩下一個遙遠而模糊的傳說。恢復祖上曾有的榮耀，是海伍德此生最大的夢想。
「他最大的心願是有朝一日，能被女王用劍點肩(註：授勳的一種儀式)，授他一個爵位。」海伍德設想的「加官晉爵」之路是，先在中國獲得事業上的成功，然後回英國從政，海伍德的家人說。
於是在北京的海伍德為了榮耀家族的目標而努力奮鬥著。海伍德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海伍德死後，外界一直在苦苦追尋，試圖勾勒出一個真實的他來。可是很多認識他的人，給出的答應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海伍德處在商業社會的灰色地帶，他讓自己顯得是那種能搞定事情的人物。」在上海的英國貿易領事鮑勃·希德(Bob Shead)，在一次英國大使館的活動中見到海伍德。當時海伍德以阿斯頓·馬丁(Aston Martin)公司的身份發放名片。當時海伍德還遞給希德另一張名片，顯示他的另一身份——「史賓賽·丘吉爾設計公司」(Spencer-Churchill Designs Ltd)的中國總代表。這個公司的負責人杭莉葉塔·史賓賽-丘吉爾(Lady Henrietta Spencer-Churchill)來自著名的丘吉爾家族，她本人是一位設計師，當時想要把室內裝潢的生意擴展到中國。杭莉葉塔後來表示，她和海伍德曾嘗試合作，但他們的合作沒有任何結果。
海伍德的身份顯得很微妙。一方面，正如貿易領事鮑勃·希德所形容那樣，「他以一副典型的西方面孔出現在那些潛在客戶面前，而那些客戶喜歡像他這樣有著公立學校背景、用上層階級口吻講話的人」。這可能正是要同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新興中國富商們需要的一張面孔;另一方面，像海伍德這樣能說一口流利中文、在中國生活近20年，又有神秘莫測的背景的人，對那些對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抱以熱望的英國商界人士來說，也是他們需要借助的一個很好的人選。
曾任駐華使館一秘的凱瑞·布朗則在其後的兩三年間又見過海伍德數次，包括在倫敦，他們也會過面。「他沒有公開說和薄家的關係，但是也沒有掩飾。」凱瑞·布朗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海伍德，「英國對華貿易體系整體比較保守。英國老牌政治家講究身份，強調階層，不想真正瞭解中國。與美國這些國家相比，他們與中國相處顯得保守而落後。而且英國的商業，也是被大公司所控制，你看卡梅倫這次訪華，帶的就是大公司，但是真正有活力的都是些中小企業。中國市場無疑又對英國的中小企業有些巨大的吸引力，這也是為什麼海伍德會有生存土壤的原因。」
而一度更引起諸多猜測的，則是海伍德的另一個身份——英國Hakluyt的顧問。Hakluyt公司是由曾主管與英國企業聯絡的英國軍情六處(MI6)退休官員克裡斯托弗·詹姆斯(Christopher James)於1995年創辦的。海伍德死後，Hakluyt公司只是簡短表示，海伍德並非Hakluyt員工，只是一名顧問，「很多大公司在中國都會聘請顧問」。「海伍德在中國從事商業咨詢業務已經很久了，我們只是他提供服務的很多公司中的一家。我們對他的死感到非常難過。」
可是這樣的簡短聲明並不能平息外界關於海伍德是英國軍情六處「特工」的傳言——海伍德生前是詹姆斯·邦德的「粉絲」，他為自己買的一輛二手捷豹車專門申請了一個含有「007」的車牌;據說手機號碼也有「007」。不過幾位參與調查過此事的英國記者對此幾乎都持否定態度。「哪有一個特工會傻到把『007』印到自己的腦門上?」一位記者反問。在他看來，這反倒是海伍德喜歡誇大自己地位的一個典型事例。另一位知情者則這樣謹慎地表述：「海伍德不可能是一個特工，但是海伍德對外一直聲稱他和薄家很熟，而當時薄熙來進一步晉陞的機會似乎還很多，所以英國方面找他打聽薄家的消息也不是不可能的。」
「與海伍德合作過的中國同事並不是很喜歡他。」一位知情者說，「他雖然實際上並沒有什麼錢，但派頭上像個貴族，顯得傲氣十足，又顯得十分神秘，從來不說自己做什麼生意。」
海伍德的身份是阿斯頓·馬丁的非董事顧問——一位知情者說，後來有媒體提到，海伍德生活奢侈，開一輛阿斯頓·馬丁的跑車，實際上是北京的老闆借給他開的。這位老闆對海伍德評價很正面，認為他「溫文爾雅」，「聰明、正直、有素質」，「不是以利益為重的人」。
不過，有一個評價是共同的：海伍德很愛家人和孩子，「每次打他電話，他都是和孩子在一起」。採訪過海伍德妻子的記者回憶，她也形容夫妻感情很好。她眼中的丈夫「喜歡和向上的人在一起，但他沒有商業頭腦」。
爭議牛津
建於1263年的貝裡奧學院(Balliol College)，是牛津最古老的學院之一，它的地理位置也恰好位於牛津市中心。去牛津採訪的時候，正好看到貝裡奧學院為了招生打出的條幅。「因為薄瓜瓜，這個學院都出了名了!」在牛津讀書的一位中國留學生調侃說。他又半認真地說：「以前，我們知道在牛津比較有名的中國人都是非常老的，錢鍾書、楊憲益……年輕一代，現在最有名的人就是薄瓜瓜了!」
貝裡奧學院的創辦人約翰·貝裡奧是亨利三世時期的貴族，後娶了一位蘇格蘭公主為妻，而他的兒子也曾是蘇格蘭國王。他在杜倫主教的協助下，於大約1263年決定捐款創建一所高等學府，它是牛津最早創立的幾所學院之一。英國前首相阿斯奎斯曾形容貝裡奧的學生「平靜地流露出一種自然的優越感」。
與赫胥黎、亞當·斯密一個學院的薄瓜瓜，如果擁有這種優越感，也實在可以理解。在採訪時稱他就讀的貝裡奧學院為「創史學院」，這個名稱似乎在牛津並不通用。「我猜想這樣稱呼是因為貝裡奧自稱為最老的學院之一，但是這樣說的話很多牛津人會不服氣的。」留學生劉一帆說。「通常認為牛津最老的學院是Merton College(註：著名翻譯家楊憲益曾就讀過的墨頓學院)或University College(大學學院)。雪萊的一個睡棺就在University College裡面，克林頓的女兒也在這個學院讀過書。」
很難形容牛津哪個學院是「最好的」。「就像貝裡奧隔壁的St John『s學院，它是牛津最有錢的學院;那Merton傳統上學術也很好;拍《哈利·波特》的Christ Church也是很有名。」牛津大學的確是個令人時時心生敬畏的所在。比如和貝裡奧學院一牆之隔的Trinity College就是牛頓曾讀過的三一學院。不過據說兩個學院有「世仇」，「它們兩個隔壁嘛，自然而然互相有競爭啊，小爭吵」。網上有一張薄瓜瓜和同學們作勢撒尿，就是在三一學院的大門口拍的，這也是青春期少年的一種無傷大雅的惡作劇。
薄瓜瓜曾用「刺激」來形容牛津生活，「特別是PPE的本科，公認是攻堅戰……光讀那麼多經典原著，時間就緊繃繃的。經常為了突擊學習沒時間睡覺……但我享受每次考試之後的那種痛快感;腦迅速膨脹之後的收穫讓人很有成就感」。
但是很多牛津人在談論薄瓜瓜時，都會不約而同用到social life(社交生活)這個詞，這也是那個時期的薄瓜瓜給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薄瓜瓜有一次批評在牛津的中國學生不和外界交往，「他們建立了一個像X-man一樣的，和這裡的白人完全不同的一個系統」。
與傳統的中國留學生不同，薄瓜瓜擅長社交，朋友圈子也以英國人為主。有的媒體從他2006到2009年的Faceboo記錄下他參加的各種社交活動。據報道，薄瓜瓜2008年曾發起過為汶川地震受害者捐款的活動，募款超過1.5萬英鎊，不過他組織的影響最大的活動是通過另一個社團——歐洲委員會(European Affairs Society)，那次名為「絲綢之路」的晚會請到了成龍，還有少林寺僧人的表演，吸引了近400名牛津學生參加。英國媒體後來說，那次活動是由一家汽車廠贊助的。
至今仍在牛津的中國留學生圈裡熱議不止的一個話題，是薄瓜瓜當年參加「牛津聯合會」(Oxford Union)的競選。「牛津聯合會」其實是一個獨立於牛津大學的組織，「但它特別有名，有的人甚至認為它跟牛津一樣有名」。牛津博士生劉一帆解釋，「英國真正的公共辯論，是從它開始的。歷史上在聯合會待過的人，很多後來成為知名政客」。
他說印度或巴基斯坦的留學生中有很多活躍分子也喜歡加入Oxford Union的辯論，有的甚至以前做過聯合會的主席。「他們有的後來去本國從事政治活動，不少人被暗殺了。所以前年有一名印度學生去競選聯合會的主席，明明沒有選上，結果下來後很多人都說congratulations(恭喜)。」劉一帆笑著說。
因為牛津聯合會名氣很大，有很多很有背景的孩子在裡面。「他們有能力請來非常厲害的明星、政要，比如克林頓、邁克爾·傑克遜，最近的嘉賓就是阿富汗的卡爾扎伊。」因為牛津聯合會的名氣實在夠大，這些名人也會把來這裡視為一種榮譽。劉一帆說，聯合會去年的主席是一位韓國學生，而他就請來了去年全球最紅火的鳥叔。
「從大陸學生的傳統看，我們確實很難進到這裡面，一個是語言的問題，還有一個文化的問題，我們從小就不習慣辯論，也不會辯論。」劉一帆說。
當年的薄瓜瓜試圖挑戰這一格局。他參加了Union Librarian職位的競選，據說這個職位相當於副主席。「在公認『中國熱』的當今，『牛聯』的大喇叭卻很少有中國的動靜……加入會員的中國人卻寥寥無幾，好像與我們無關似的。我覺得『牛聯』這麼有影響力，應有中國的話語權，能發出中國的聲音。所以在競選佈告中，我在自己名字後面打出了大大的『中國人』三個字。」
只有聯合會的會員才有資格投票。「牛津70%到80%的本科生是Union會員，但很多華人偏偏不是。」薄瓜瓜後來在一個節目裡有些無奈地說。而《牛津學生報》後來的報道說，薄瓜瓜總是在給同學們買各種各樣的東西，從雨傘這樣的小東西，到Union的終身會員資格(根據其官網最新顯示是218英鎊/人)。薄瓜瓜的一位朋友向《每日電訊報》回憶，投票當天有好些中國學生趕來為瓜瓜投票，但未獲允許，因為他們是前一天才加入Union的，「瓜瓜試著爭辯，但最後不了了之」。
據說薄瓜瓜最後以4票之差敗給了一個英國人。「只可惜投票的幾千名會員裡沒有幾個中國人，開始我覺得挺孤獨，但不管怎麼樣，最後證明了中國人不但能大大方方進入西方主流社會，而且在而後的辯論中，中國的聲音也有機會博得響亮的掌聲。」
「他當年應該沒有參加過辯論。他競選的也是一個比較偏社會活動而不是那種學術性的或政策性的角色。」一位瞭解內情的留學生說。與薄瓜瓜同時期的，真正獲得一致認可的「名門之後」，是新加坡星獅集團主席李顯揚的長子，也是內閣資政李光耀的孫子李繩武，「他是公認的辯論高手」，「據說也是那一屆PPE專業的第一名」。
在牛津讀書期間，薄瓜瓜還是「牛津大學保守派聯盟」(Oxford University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OCA)的一員。OCA成立於1924年，是英國保守黨的青年分支。一位朋友回憶，薄瓜瓜當時從「至少有500英鎊現金」的錢包裡掏出50英鎊的現金交了會員費。「很奇怪一位共產黨官員的兒子會加入保守派聯盟。」他說。
學業之謎
在後來的媒體報道中，薄瓜瓜被形容為一位派對男孩——不事學業，熱衷社交，花錢如流水。網上流傳著他在牛津參加各種聚會的「紈褲」照，在他入學的第一周，他就買了許多香檳，在宿舍裡搞了一個大派對等等。他的一個朋友形容他是一個花錢大方、不斷給人買酒的人。不過，也有人認為是公眾將可以理解的青春期行為過分放大了。「以前他的一切來得太容易了，所以進了大學後，他要叛逆或者小放縱一下，我們不應該對他過分苛責。」一位知情者說。「牛津本來就是一個很注重社交的地方，各種派對、各種舞會，在上面跟一個女生摟一下抱一下是非常普通的。我覺得什麼也說明不了。但是如果他是一個很低調的人，後來不在國內那麼大肆宣傳的話，這些事情就不會被放大。」一位留學生說。
如果沒有2009年的畢業風波和他後來在國內的宣傳熱，薄瓜瓜應該會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寬容——這一年，傳出他因為成績不及格而被牛津大學開除。薄瓜瓜在牛津時期的學業，後來也成了沸沸揚揚的一個熱點。
PPE專業學期為3年。「PPE有兩次真正的正式考試，一次是在『大一』結束的時候，一次是在『大三』結束的時候。除了『大一』和『大二』的第一個學期外，每一個學期的開始的時候都有一次考試，是考上一個學期學過的。如果你連續把那個考掛(未通過)的話，老師就會讓你回去反省一下自己，然後再來考試。『大一』學年結束的時候那場考試，我們叫預考，如果考掛了，那假期結束之後你還有一次重考的機會;你還是掛了的話，學院有兩個選擇：一是把你踢掉(開除);二是給你一個空檔年(休學)。」學PPE專業的朱澤平介紹說。
所謂空檔年，是指學生可以休學一年，出遊或者參加別的社會活動，這在歐洲學生中很常見。薄瓜瓜後來告訴媒體，他沒有被開除，是想用英國學制中的「空檔年」推遲一年畢業。不過有媒體當時又「追殺」到貝裡奧學院採訪，校方的回復是「他被要求休學一年」。這就顯得微妙起來。「如果學校要求空檔年，實際上是讓學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一般是成績的問題，除了你做一些激起公憤，特別不道德的事，老師都不會管你的。實際上文科要考得特別好很難，因為你要花很多的精力。但是要考掛也挺難的，真的要完全不用功，什麼都不看，才能考掛。」朱澤平說。
因為被要求離校，薄瓜瓜不能再使用學校的設施，據英媒報道，他隨後搬到牛津唯一的一家五星級酒店蘭道夫(Ran dolph)住了一段，酒店每晚住宿人民幣最低1400元左右。據說在這裡，他還開了幾次派對。當時薄瓜瓜在牛津期間，約會的是一名叫Lale Can的土耳其學生。他們一起組織了一個舞會，DJ Tim Westwood 表演，薄瓜瓜還安排了成龍來做了場演講。
薄瓜瓜在牛津留下了褒貶不一的評價。一位牛津博士認為：「薄瓜瓜在官僚子弟中算是好的，沒有什麼派頭的。」牛津大學附近的一家高級中華餐飲店老闆回憶起當時曾前來用餐的薄瓜瓜稱：「他態度很傲慢。」薄瓜瓜與朋友一起舉辦派對，令該店員工將飯菜送去距離很遠的聚會場所。這位老闆說：「中國高幹子弟點餐時從不說預算，對價格毫無概念，一副不管多少錢都付得起的樣子。」
一位匿名的牛津教師也通過路透社表達了不同的看法，這位教師認為，薄是一個富有進取心、尖銳和擅長辯論的人，有那種在上課之餘還能找到大量時間享樂的天分。一位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授有類似的看法：「從我與他打交道的經歷看，如果不管那些傳聞，他是個聰明的小伙子。他是那種典型的英國私立學校出品的學生：聰明、強大，自信。」
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說，有一天，三名西裝革履的中國外交官來牛津拜訪貝裡奧學院的院長安德魯·格拉漢姆博士。他們說：「這件事情很讓人難堪，因為中國很重視教育，如果薄瓜瓜的考試不通過，這會讓他父親和祖父都難堪。這位老師回答說：(既然考試不過讓他覺得尷尬)那麼他們就應該讓薄瓜瓜更加努力地學習。」
在牛津大學採訪期間，本刊記者也聯繫了貝裡奧學院的前任院長安德魯·格拉漢姆博士。也許意識到曾經的這位學生在中國引起的關注，之前甚少面對媒體的格拉漢姆博士很快回了郵件，他說很抱歉目前不在英國。但是他用郵件的方式正式回答了幾個問題。
1.他並沒有被退學，而是被要求離宿一年。該決定通過正常學生學業監督程序做出的。休學期畢，瓜瓜如約返校並參加了畢業考試。這些畢業考試為大學考試，不是貝裡奧學院考試。他在哲學、政治、經濟這門科目獲得了2：1。
2.我們提供了畢業證書以證明他拿到2：1。
3.以貝裡奧學院院長的角度來看，瓜瓜雖是個聰明的年輕人，但是他對學業的不夠重視導致我們最後決定讓其休學一年。返校參加畢業考試時，他取得的成績是可信的。
(He was not expelled. He was， however， required to be out of residence for one year. We reached this decision following our normal processes in which we monitor the academic progress of all students. At the end of this period of absence， he returned as expected an d took his Final Examinations. In these exams， which are University-wide exams， not Balliol College exams， he obtained an Upper Second Class Honours Degree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 d Economics。
We provided the normal letter certifying that he had obtained an Upper Second Class Degree。
Seen from my perspective as Master of Balliol at the time， it became clear that， while he was a clever young man， he did not settle well into his academic work an d this is what led to our eventual decision that he should be away for a year. On his return， he achieved a very creditable result in the final exams。)
對於《每日電訊報》所說的被中國外交官造訪一事，貝裡奧的前院長是這樣回應的：「的確曾有一篇報道暗指中國駐英國大使曾來找過我。但此事絕不真實;無論是中國駐英大使還是其他使館人員，從未有相關人員前來拜訪我，或嘗試來拜訪我，更沒有對我施加壓力。雖然的確有使館人員會見過薄瓜瓜的導師，但我並未發現有任何壓力施加於導師(我相信如若有的話，作為那次決定薄瓜瓜去留的會議主持，我還是會知道的);無論如何，即使有人向我方施加壓力，我方決定也不會因此受到任何影響。」
牛津留學生劉一帆解釋，英國成績分為四等：first，2：1，2：2和third。2：1，是僅次於一等成績的第二高成績，「牛津因為優秀學生比較多，所以前二級給的比例也比較高」。英國媒體說，薄瓜瓜後來在沒有老師教導的情況下在期末考試中獲得了2：1的高分，「令很多人驚訝」。但是他的導師還是不為所動，拒絕為薄瓜瓜去哈佛提供引薦信，只提供了「就學證明」。
2009年5月，陷於學業麻煩的薄瓜瓜卻因為獲得「英國十大傑出華人青年」的「大本鍾獎」而在國內大紅。主辦方的解釋是，薄瓜瓜因為「將中華文化和中國聲音帶入世界最高學府」。這次評選的主要負責人李俊辰的頭銜是「英國華人青年聯會主席」。他在接受本刊採訪時一再強調，在評選前並不認識薄瓜瓜。「我和薄瓜瓜只在頒獎典禮上見過一面，之前沒聽說過他，之後沒有聯繫過他。」因為這個「大本鍾」獎只頒了一年，網上也有傳說，這個獎是專門為薄瓜瓜「量身定做」。李俊辰對此也矢口否認。
之前「大本鍾」獎組織方也曾聯繫過在英國的另外一名華人。其家人說：「我當時還給他們建議，用『鍾』這個名字不好，中國人很忌諱。他們沒有採納。而且我跟組織者聯繫過一段，感覺不太對，後來就不參與了。」而另外一名在倫敦留學的中國學生說：「我們都知道這個獎的含金量有多少，但是看到後來瓜瓜那麼當回事地在國內宣傳，覺得有些怪怪的。」
正是「被要求」休學的這一年，薄瓜瓜在國內頗為活躍了一段時間。2009年6月27日，薄瓜瓜以牛津大學貝裡奧學院學生的身份，戴著「首屆英國十大傑出華人青年」的桂冠，到北京大學做了一場演講。當時的報道說，北大以「相當不低的規格」迎接了這位「傑出青年」。後來有人注意到，在距離正式開場兩個小時之前，有8人分成兩列站在陽光大廳的正門口，「白襯衫，黑褲，黑皮鞋，留著短髮，戴著耳麥，面無表情」，「穿著制服的北大保安，一旁襯托，足足矮了半頭」。後來有人透露，這幾個「白襯衫」是組織方花錢外雇的專業保安人員。至於花費，則是由一家民營企業慷慨買單，「打了折的」。薄瓜瓜當天穿著一件中式立領白襯衫出席，有媒體描述，「他的膚色是健康的古銅色，據說前一天才從古巴回來」。
這一年，薄熙來在重慶拉開了轟轟烈烈「唱紅打黑」行動序幕。重慶市門戶網站發表了一篇名為《薄瓜瓜現象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評論文章，將薄瓜瓜的求學經歷上升到「製造中國聲音」的高度。有趣的是，這篇文章援引了「英國BBC特邀評論員」尼爾·伍德(即海伍德)先生對薄瓜瓜的評價，稱他是一位「天生的中國小大使」，還讚揚薄瓜瓜的英文水平已經超過了他的英國同學。2010年8月8日播出的重慶新聞裡，薄熙來當天出席了一個名為「接見中國大學生骨幹培養學校代表」的活動。薄瓜瓜就坐在他右手邊，而重慶市的其他領導則分坐在主席台的兩側。
2010年，薄瓜瓜還有一次頗引人注目的旅行。他與同為高官後代的前女友一起游西藏。照片的出處來自他本人的社交網站相冊。鏡頭中的薄瓜瓜如尋常驢友一樣與藏民合照、在瑪尼堆前留影……然而從另一個視角的照片可以看出，這次旅行出動了不少安保人員隨行保駕護航。
「清理門戶」
當年海伍德案被媒體率先爆出後，曾有薄瓜瓜的同學向媒體透露，薄瓜瓜本人表示他與海伍德並不相識。但是後來證明，他顯然沒有說實話。當時曾有媒體形容海伍德是薄家「管家」，還有說「薄瓜瓜的男保姆」。海伍德的太太告訴記者，這種說法讓她感到「很噁心」，「尼爾是他們的家庭朋友」。
在伯恩茅斯曾與谷開來有過合作的霍爾回憶，谷開來當時也向他介紹了兩位生意夥伴：海伍德和德維爾。「帕特裡克(德維爾)是談判人，」霍爾稱，「海伍德負責所有的文書和貨運工作，那些通關所需的各種複雜操作。他很熟悉這些工作。」據霍爾說，谷開來和海伍德經常發生財務上的紛爭。「主要是因為谷覺得這個英國人有些越界了。他說，『儘管交給我，Horus，我會搞定這些，而不是你』。之後她就變得焦躁不安，因為她覺得他在做決定，但那是她的錢。」「我覺得她在財務問題上不清楚，也不怎麼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但是尼爾是坦率明白的，我認為。」霍爾說，「他在這方面更有頭腦一些。」霍爾最後又說德維爾和谷開來看起來比較親密，「他經常握著她的手。我們經常在伯恩茅斯附近看見他們，他們看起來比朋友更親密，可能是情侶，這是我們當時所認為的」。
谷開來與德維爾的信任與合作關係，大約在2006年產生了變化。據德維爾後來在法庭上出具的證詞，2006年，谷開來便向他提出要將羅素地產公司——即法國那套海邊別墅的擁有者——的股權轉給徐明持有，徐明派人來辦理手續，但是沒有轉成。「因為當時我咨詢律師，律師告訴我，從稅務的角度講，當時轉讓股權程序複雜且費用不菲，於是決定等別墅的股權簡化後再轉讓股權。」德維爾說。媒體後來發現，就在這一年，德維爾和父親米歇爾共同出資，在盧森堡註冊成立D2地產投資公司。值得一提的是，D2地產投資公司的登記地址是北京昂道律師事務所，即原來的開來律師事務所。這家公司從2007到2010年期間曾3次開出空頭支票，不知是否與這套別墅的運作有關。
谷開來性格上的變化，不知道是不是與她的身體變化有關。據薄瓜瓜後來發的聲明中說，2006年，「她的健康狀況突然惡化，隨後深居簡出，自那以後，她已經克服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艱難」。
到了2007年下半年，谷開來又決定把那50%的股權轉讓給了海伍德代持。她後來在證詞裡說，因為不想讓德維爾「霸佔別墅」，所以讓尼爾(海伍德)進來制約德維爾。不過，「尼爾只是代我持有羅素地產公司股權，他和德某某一樣也只是一個代理人，是隱名的」。
有意思的是，雖然表面上看，海伍德與德維爾在別墅的代持人上是一種競爭關係，但他們彼此卻沒什麼惡意。根據德維爾的證詞，海伍德當時還告訴他谷開來開始對他產生懷疑，而他認為這些懷疑是「不適當」的。而海伍德被謀殺事件曝光後，德維爾告訴媒體：「我們的共同點是都娶了中國女人，我們彼此十分瞭解。我可以斷言，不管從哪個方面講，他都不是一個行騙的人，他有著英國傳統的高貴氣質。」
雖然德維爾對海伍德的股權轉讓因為種種原因也沒有成功，但至少說明在那個時候，海伍德還是深得谷開來信任的。採訪過海伍德遺孀的一位英國同行告訴本刊記者，後來當谷開來涉嫌謀殺的消息傳來時，王某某還不相信。「已經認識了那麼多年，怎麼會呢?」據她說谷開來對海伍德的兩個孩子也很好，西方媒體在形容他們關係時用了「godmother」(教母)這個詞。
德維爾在證詞中說，2008年，谷開來又想把別墅交給郭某某的香港酒店集團經營管理，「谷開來還讓我和薄瓜瓜一起與香格里拉酒店的領導和律師會面，介紹別墅的情況」。但此事不了了之。
至於谷開來為什麼失去了對「德叔」的信任，庭審的一些證詞或許也能幫我們找到蛛絲馬跡。王立軍作證時說：「2009年下半年或者2010年上半年，在重慶3號樓，谷開來非常生氣，指著德某某說：『德叔幫我打理房產一年的租金好幾百萬，不僅不給我，還向我要錢。』後來我問德某某怎麼回事，德某某說海外房產的日常支出非常大，租金等收入基本上都用於房產的支出了，同時自己為幫著管理房產也做出了很多的付出。」
唯一一位地位沒有被動搖的，是老朋友徐明。「徐明比較慇勤，會來事。他知道瓜瓜去英國讀書後，趕緊在英國建了個辦事處。」一位知情者說。徐明多年的忠心耿耿，讓他始終處於這個圈子的核心地位。
在庭審時，以證人出現的徐明提供的大量證詞，也讓外界得以一窺這麼多年來他地位「巋然不動」的金錢成本。谷開來後來在證詞中說，2003年之前，「我跟瓜瓜在英國的費用都是我自己支付的」。2003年以後，她跟徐明提出，瓜瓜往返倫敦、還有一些海外朋友到國內旅行的費用，由徐明幫解決，「徐明很痛快地就答應了」，「從這以後，我和瓜瓜出國、回國以及中途到其他國家旅行的機票和旅行費用，均是由徐明支付的」。
具體操作此事的張曉軍說：「我為薄瓜瓜購買的機票主要有三類。薄瓜瓜在國外讀書期間從國內往返英國、美國的機票，通常每年薄瓜瓜要回國三次;另一類是薄瓜瓜出去旅遊的機票，比如2006年薄瓜瓜去德國看過世界盃，還去過威尼斯、阿根廷、古巴、巴黎、非洲等地;第三類是為薄瓜瓜的朋友購買的機票，這些朋友主要是薄瓜瓜的同學，還有一些是薄瓜瓜在國外結交的朋友、老師，國內的朋友比較少。」
在谷開來心中地位沒有絲毫變化的，當然還有兒子薄瓜瓜。2010年，正在大家還議論薄瓜瓜學業的時候，有消息稱：薄瓜瓜已在2010年入讀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當時有傳言，薄家找人遊說牛津大學校長彭定康，才完成申請哈佛的種種手續。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不肯回應這些傳言。不過，單單從表面上看——2010年薄瓜瓜在牛津補考通過，當年即進入哈佛大學，也能看出他入學上的「與眾不同」。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花費大概是一年9萬美元。而去年薄熙來庭審披露出來的一些信息，也讓這個培養精英的學術機構一度陷入尷尬——谷開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張曉軍作證，2011年3月中旬的時候，美國哈佛大學來了一個40人左右的訪問團，這批人從上海至重慶、重慶至北京的國內機票以及在北京居住的酒店都是由大連實德出的。後來肯尼迪學院發言人不得不出面澄清稱「這是學生的個人行為，與學院和學校無關。學生用的錢是自己的錢，或是自己獨立籌集到的款項」。
根據庭審，2011年8月，「薄瓜瓜及其親友一行六人」去非洲旅行。其間「薄瓜瓜從某航空服務公司租用了一架私人飛機用於他們迪拜至乞力馬扎羅的往返旅程，費用共計8萬美元」。加上酒店和行程的5萬多美元，這13萬美元，是徐明「從徐明私人賬戶」中支付的。從2004年開始，一直持續到案發前，徐明代為支付的機票費用多達76次，一共300多萬人民幣。
2011年11月份，薄瓜瓜打電話告訴母親，自己的信用卡透支了幾萬美元。谷開來指示張曉軍打電話告訴徐明，徐明馬上找人還了這筆錢。這30多萬美元不知道是不是他給薄瓜瓜付的最後一筆錢。
谷開來作為高級官員的夫人，她和商人應該保持的距離和界限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現在看來，那些原本應該有的界限早已蕩然無存。她在使用徐明的錢時，完全毫無顧忌。而薄瓜瓜是怎麼面對這一切的呢?茨威格在給那位法國斷頭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寫的傳記中，提到她早年的奢侈生活，無比感慨地評價：「她那時候還太年輕，不知道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不知道如果薄瓜瓜未來有一天讀到此句，內心會不會有所動。
「終結者」王立軍
如果說德維爾、海伍德、徐明等構成了一道事實上的「谷開來圈子」的話，那麼最後加入者、也扮演最後「終結者」角色的，是王立軍。
在北京生活後期，谷開來的健康出現了問題。據說在薄一波的追悼會上，她當場昏過去。被送到醫院後，醫生發現她服用的蟲草膠囊中混合了鉛、汞，「神經系統受到不可挽回的損傷」。谷開來認為這是有人蓄意投毒，而在她心裡，早已對「嫌疑人」身份有了明確認定。
1977年，薄熙來與前妻李丹宇的孩子薄望知出生，李丹宇與薄熙來離婚後，將兒子改為「李望知」。谷開來對於這個孩子比較介意，是周圍一些朋友心知肚明事。一位知情者說，讀書時，李望知曾經在寒暑假時去大連看父親，「開來知道他來，但避而不見」。薄熙來也知道谷開來比較介意這一點，只是「偷偷對他好」。
1996年，李望知從北京161中學考入北大法律系。他的一位大學同學回憶：「有傳言說望知是籃球特長生，但他其實不是。不過我覺得他應該不是通過高考的正常途徑入學的。他體育確實不錯，他身高大概有1.85米，身體素質很好，『大一』時就是籃球和足球院隊的，好像還是國家二級運動員。」
據同學回憶，除了加入這兩個運動隊外，「望知在其他方面表現得都很低調」，他也從來沒有特意提及自己的身世。那時大家私下裡傳說「他是高幹子弟」，「但當時薄熙來還沒有薄一波有名，所以我們傳他的不是『薄熙來的兒子』，而是『薄一波的孫子』」。
從北大畢業後的李望知去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之後，他曾在香港工作過一段時間，再之後又開了自己的公司。這段時間他也涉足很多領域，但「生意並不算做得很大」。
據知情者透露，李望知後來結婚生子，妻子是大連一家著名企業老闆的女兒，據說兩人是在美國讀書時認識的。「開來失去工作以後，性格有很大變化。特別是從英國回來以後，一看到某企業做得那麼紅火，她認為薄家偏向大兒子，不依不饒，弄得老薄很為難。最後逼得老薄沒辦法，把那家企業的進出口權給要了回來。可是開來還不甘心，她還找人調查李望知，看他在美國有沒有財產之類的……搞了好多事。」一些朋友後來愈發覺得谷開來「變了」。
一個看起來事業興旺，一個仍然是在學校讀書的學生。這看起來有很大差異，其實也許只是時間問題——李望知比薄瓜瓜整整大10歲。如果薄瓜瓜正常發展的話，假以10年，他的前途也未可知。這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但是身邊的朋友感覺，谷開來非常介意這一點，她不希望自己的兒子薄瓜瓜顯得不如李望知。
2010年，薄瓜瓜還註冊了一家「瓜瓜科技公司」。「我當時一聽這個消息就在想，瓜瓜這麼小就開公司，開來也太寵他了!」一位知情人回憶，他也揣測，「開來是不是太著急和李望知比了?」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薄瓜瓜公司註冊的負責人是張曉軍。張曉軍原是谷景生的勤務員，和薄瓜瓜年齡相仿，因而關係密切。「瓜瓜回國都是他陪的。」谷景生去世後，他又到了薄家當勤務員，最後因協助谷開來殺人而被捕。
谷開來認定自己被人為下毒後，在北京報了案。「據說當時沒人理她，認為她是臆想。」一位知情者說。谷開來對辦案人員的怠慢頗不滿。2007年底的某一天，聽到她抱怨的徐明為她介紹了「破案能手」、鐵嶺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
徐明和王立軍認識的時間並不長。他後來說，2006年，「朋友找王(立軍)辦事，他當場就辦了，此後我們很熟」。徐明這位富豪很快以他通常的物質方式表達對這段「友情」的重視——他出資人民幣285萬元為王立軍在北京購置了兩套住房，並以其岳父名義辦理了購房手續。
王立軍表現得非常積極，見面後沒幾天——2007年12月6日，他成立了「12·6專案組」，迅速把谷開來的司機和一位工作人員抓了，據說那兩位倒霉的工作人員被無故在瀋陽關了5年，也沒有什麼審判，直到海伍德案發後才被放出來。
王立軍的高度「執行力」得到谷開來認可，由此也收穫了信任。2008年6月，王立軍調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王立軍當時頗受薄熙來的重視。此後3年，王立軍仕途通暢，從重慶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一路飆升至副省級的重慶市副市長，成為薄熙來治理重慶倚重的一名重臣。而在「打黑」高峰期間，在談到夫人的角色時，薄熙來說：「我的夫人谷開來是中國第一批律師。不僅法律知識，國際文化的知識也很豐富。她的知識，特別是法律知識在『打黑』中給了我很大幫助。」
王立軍出現得晚，但在薄家的地位上升得很快。谷開來後來說，自「12·6」案後，她和王立軍關係良好。與薄家關係密切的G先生認為，谷開來對王立軍信賴，非常可以理解：丈夫整天忙於公事，唯一的兒子遠在海外讀書，王立軍每天都可以到她的房間裡，大事小事，她都找王立軍商量。王立軍「辦事牢靠」，還甚至負責為谷開來安排醫生與療程，「薄熙來覺得太太的命都是王立軍幫忙撿回來的，很是感激」。不過據說薄瓜瓜在美國的安保也是王立軍負責的——對於王立軍是用什麼樣的技術手段來實施的，我們不得而知。
而對谷開來來說，她對李望知的懷疑一直沒打消過。據媒體報道，直到2012年1月，谷開來與王立軍關係破裂之前，她還讓王立軍去抓李望知。他們之間的關係確實有些怪異。據相關報道顯示，李望知與北京一家叫「重耳」的投資咨詢公司有關聯——重耳是春秋五霸之一晉文公的名字，他在年輕時曾因父親晉獻公的寵妃驪姬的陷害而被迫逃亡，而後經過種種努力重新奪回王位，並成就霸業。而李望知的化名李小白似乎也有深刻寓意。同為春秋五霸的齊桓公即名小白。公子小白在擊敗手足奪取王位後成為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李望知怎麼看待谷開來對他下毒的指控?記者多方聯繫李望知，但一直未有回應。
雖然李望知此次並沒有被牽連進來，但實際上他與父親的關係也受到很大影響。直到重慶事發幾個月前，薄熙來還曾約李丹宇的哥哥李小雪見面，「指著一堆報告質問，李望知是否有意毒殺谷」，李小雪堅稱這是無謂揣測，薄熙來才釋懷。薄熙來後來在法庭上說：「因為王立軍和谷開來認定『12·6』案件是薄望知(即李望知)給谷開來下毒，我非常氣憤，導致有6年時間，我對望知的上大學、結婚、生子都毫無所知，後來我知道錯怪了望知。」
雖然這一樁「投毒案」最終也不了了之，但是從整個事件發展來看，它最直接的效應就是引入了王立軍這個「終結者」。
曲終人散
到了重慶之後的谷開來無論從外形還是心理，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她在重慶有一個身份證，出生年份改成了比實際年齡小5歲的1963，名字則成了「薄谷開來」。沒人知道她為什麼這麼改。對比起若干年前她刻意隱瞞姓氏而用「開來」這個名字，這是一個多麼大的反差。一些過去的朋友去看望她，都覺得她變了，這種變化讓他們擔心，但他們又表達不出那種令人擔憂的成分究竟是什麼。「最頂級的醫生每天都到谷家來，她很少出席正式場合，也停止跟舊識與朋友聯絡，她甚至連手機都沒有。」谷開來一直堅信有人在謀害她，「我去了幾次，她都說她中毒了，薄市長也中毒了，渾身都長了怪東西，她看我在笑，還不高興：『你怎麼不相信我呢?』老薄也只能在旁邊笑。」而後來對她的宣判詞裡也提及：「薄谷開來患有精神障礙，對本次作案行為的控制能力削弱。」
那時的海伍德也感覺到了這種氣氛，很快他也與谷開來產生了矛盾。
根據後來谷開來的庭審內容：「2005年左右，經谷開來介紹，尼爾結識了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國內某紅三代出身國企高管張某。其合作項目涉及法國的一處地產項目，以及重慶江北區建設的大項目。此項目如果如期完成，尼爾可從中獲得1.4億英鎊的收益。但由於中國的建設項目受政治因素干預太多，此項目未能開工。」與薄家關係密切的G先生後來堅持說，谷開來的介紹只是「一個非常友好的示意」，「她從未參與那個建築項目，也不是受益人」。
2008年，海伍德寫了一封E-mail給瓜瓜，「賠償這次失敗的項目和報答他多年來照顧薄瓜瓜的功勞」，「他要求索賠上千萬英鎊」。據G先生講，「薄家非常驚訝」。在北京奧運會期間，薄瓜瓜安排海伍德與他母親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茶館見面。海伍德向每個人道歉，說他並不是真想要薄家那麼多錢，只是希望薄家幫他一把。
可是據G先生說，2011年初，海伍德再次E-mail給薄瓜瓜，向薄家要錢。「這封信的口氣比前一封更加急迫，還詳細列出他當年如何幫忙瓜瓜辦舞會，甚至如何在瓜瓜參加高等會考時，擔任哈羅公校與瓜瓜父母的中間人。」G先生說，「谷開來聽說海伍德又寄E-mail來，評論說海伍德這次真的瘋了。」
另一方面，關於那套法國別墅的「代持人」也在不斷變化著。也在2011年，谷開來決定取消之前轉給海伍德50%的股權，再次將該股權轉讓曾被她「剝奪」「代持權」的德維爾;2011年4月，已定居柬埔寨的德維爾回到中國並到重慶參觀。德維爾說：「這期間我見到了完全變了樣的谷開來。」又談到別墅問題，谷開來要求德維爾「把羅素房產有限公司名下的股份(尼爾和我的)轉移給徐明」。後來又讓德維爾將全部股權轉給徐明的女朋友某某。德維爾與徐明的女朋友見面，試圖操作，但因為涉及手續繁雜，「沒有轉讓成功」。
此舉又激怒了海伍德。德維爾後來作證，海伍德給他打電話，要求140萬英鎊賠償。「我當時驚愕不已，說不出話來，而電話那頭的尼爾則滿腔憤怒邊罵邊走，發洩著對谷開來的不滿，說他被她蒙騙了(法律上的蒙騙)，威脅說：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就『全部揭發』。」德維爾當時安撫了海伍德。
不料，第二天德維爾接到一封郵件，說「有個叫尼爾·海伍德的人給他們打過電話，起訴羅素房產有限公司，並要求得到該公司50%的股權」。德維爾將此通過薄瓜瓜轉給了谷開來。法庭上關於這幢別墅的產權轉移證詞令人眼花繚亂。按照德維爾證言，2011年7月，谷開來簽署了文件：「把她的股份轉給我，同時取消尼爾·海伍德的股份。」
2011年下半年，薄瓜瓜用iPad跟母親視頻電話，海伍德威脅他。「當時通話的畫面閃爍，說了幾句就斷了。」谷開來說，「我當時非常擔心瓜瓜在美國的安全，怕瓜瓜在美國被撕票了。」谷開來不能容忍有人對她的兒子做出威脅，她是那麼愛他，他們之間通信互稱「大兔小兔」，根據庭審，於是，這年8月，她開始動了除掉海伍德的念頭。
2011年11月10日，海伍德再次致信薄瓜瓜，稱「如果你言行不一，將會自食其果」。法庭後來作為證據出現的一句話是「I will destroy you」(我會毀了你)。怎麼理解這句話，每個人了有不同解讀。而在谷開來的庭審上，還稱海伍德「將薄瓜瓜軟禁於其在英國的住處，借此向谷施壓」的細節。不過這些後來沒有再被提及。
可是谷開來已經顧不上這些了。她決定親自動手——她後來告訴徐明，尼爾是間諜，她是為民除害。
可是在北京的海伍德並不知道這一切。雖然他曾在2011年跟一些朋友說「他自己處在來自薄家的難以承受的壓力之下」，並計劃於第二年回英國。
2011年11月4日，海伍德坐上他的「007」銀色捷豹轎車，離開了位於北京北郊的家，來到中國大飯店，見一個「來自上議院並經常光臨的英國同胞」。對方與薄家很熟，或許是出於這一層關係與他相見。他還興致勃勃地告訴對方，自己有幾個新項目想商談。但是，這個英國同胞已對他有點不耐煩。當天，他們也討論起《華爾街日報》在調查的故事，海伍德主動提出，他要試試看能否平息這個傳言。「我要『消滅』這個故事。」他告訴客人。——當時《華爾街日報》正在調查關於薄瓜瓜的故事。在海伍德死後的11月26日，美國《華爾街日報》還是發表了轟動一時的「紅色法拉利」報道。一位知情者說，在海伍德死之前，他也並沒有和該記者有什麼聯繫。
最後一位跟海伍德聊天的朋友，是英國財經記者湯姆·瑞德(Tom Reed)。2011年11月9日，他們在北京順義區的一家意大利餐館吃飯。11月11日，海伍德參加了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的「跑車俱樂部」成立餐會，當天很多中國有錢人都在現場。11月12日早上，他接到了一個電話，要他到重慶去。11月15日，旅館的清潔人員發現了他的屍體。
海伍德在北京妻子王某某一連三天沒有打通丈夫的電話，對方手機一直是「關機」狀態。直到11月15日，她接到電話，告訴她丈夫在重慶去世，「起初不相信是真的，以為是騙局」。
11月16日一早，王某某在親友陪伴下去了重慶。當地警察告訴她，海伍德是飲酒過量，心臟驟停。她雖悲痛，但也並沒有產生疑問——2004年的某二天，海伍德的父親彼得正是在晚餐飲酒後，心臟病病發去世的，死時68歲。她想海伍德也是死於家族病。當時她給海伍德的母親打了電話，他的母親很傷心，但為了迴避「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慘場面，她沒有到重慶。
11月17日，海伍德的屍體被火化。儀式很簡單，也有英國的外交官在場。兩個孩子留在北京，並沒有到重慶。
11月18日，王某某一行人回到北京。12月，海伍德的骨灰被帶回倫敦安葬，海伍德的遺孀和兩個孩子特地從中國飛到英國參加。他的朋友在一個教堂裡舉辦了一場悼念會，他的英國朋友聽說他因心臟病去世，雖然感到難過，但從未懷疑過。
海伍德死後沒有給家人留下什麼。一位朋友說，伍德給他的妻兒老小留下的很少，銀行存款相當於一個「五位數」的英鎊。他的遺孀和兩個孩子甚至到英國出席葬禮的機票都有些困難，還是一位朋友慷慨解囊為他們買的。 谷開來為了「保護」她的兒子，殺了海伍德，留下另一個哀傷的母親。海伍德的母親後來告訴英國媒體：「我非常愛他。我們母子關係不能再密切。我們每個星期都要通好幾個電話聊天，他從來沒有提到過任何煩惱。」
德維爾後來移居柬埔寨。他說他離開的時候，跟他到的時候一樣，都是一無所有」。他在金邊過著質樸簡單的生活。直到谷開來殺人案浮現後，他前來中國作證。談及這一事件，他引用老子的《道德經》為評語：「當魔鬼沒有了可以傷害的對象，它自然會自己消失。」(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早已遠離這個圈子的C先生則在2012年初的某一天撥通了徐明的電話——雖然他早已離開薄家圈子，而彼時徐明與谷的關係顯然比他更密切，但是因為他早年對徐明的幫助，徐明對他一直尊敬有加，提到這一點C先生還感慨徐明「仗義、夠義氣」——徐明接了電話。C先生說有一樁在俄羅斯投資礦場的事宜，問徐明是否有興趣。徐明接了電話，告之自己在香港，讓C先生把相關資料傳真給在大連的秘書，兩人約定等徐明回大連後再當面溝通。此後C先生再打電話，怎麼也聯繫不上徐明，問秘書也不知道他的行蹤。他後來看報紙時驚出一身冷汗——2012年2月5日晚上，為王立軍與薄熙來調和失敗的徐明等三人搭乘徐明的私人飛機，從重慶直飛香港，後來轉飛澳大利亞觀望。不見有異才再回大陸，隨即便被控制。
2012年2月初，王立軍與美國的李昌鈺聯絡，說有一名外國商人在旅館裡死亡，需要他的專業知識進行法醫學鑒定，他會派兩個人專程送血液樣本到美國去。然而李昌鈺在美國等不到人。王立軍本人在2月6日跑到美國領事館去請求政治庇護。澳大利亞記者高安西(]ohn Garnaut)當時被請到美國領事館當翻譯，他說他一進圖書館裡，王立軍開口就講谷開來謀殺海伍德的驚人故事。
……至此，另一場大戲又開始了……
谷開來的父親谷景生2004年去世，母親范承秀今年己九旬高齡，曾經在重慶生活過一段時間，現在由四女兒陪伴住在北京東四附近的一個四合院裡。據一位2013年夏天探訪過她的友人介紹，老人家至今無法接受谷開來殺人的現實。「以前門庭若市，現在門可羅雀。」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至此，這場交織著權力、金錢、愛情、陰謀的一場人間大戲全部落幕。這樣的故事其實並不陌生，古今中外一直在上演，卻又不斷在重複。
有人曾經問過薄瓜瓜：如果你媽媽掉進海裡了，你爸爸也掉進海裡，你救誰?薄瓜瓜說：那我也跳進海裡，我要和爸爸媽媽在一塊兒。而現在，他一個人在美國上學。
此為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請見這裡：《三聯生活周刊記錄:薄瓜瓜在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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