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2014年2月10日，初雪後的北京風和日麗，釣魚台國賓館5號廳內「大腕雲集」，「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4年會」召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等齊聚一堂。
據中國經濟週刊報道，本屆年會的主題是「突破難點，推動改革」。針對要改革就必須犧牲發展速度、必須付出代價的觀點，與會的許多專家認為，改革和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必然的替代關係，改革將突破前進道路上的諸多難點問題，將帶來收益、帶來紅利、帶來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在會場上，吳敬璉幾乎是被記者們團團包圍。記者們期望他能回答諸如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改革的關鍵點和難點，如何防範宏觀層面的系統性風險，養老體制改革，房價調控等大家關心的問題。
而論壇前一天，吳敬璉剛結束一個多月的行程從美國回到中國。論壇主辦方擔心84歲高齡的他會被時差所累，但吳敬璉不僅聽完了全部的演講和討論，還身體力行地接受了若干採訪並作了大會發言，一直堅持到近晚上7點才離去。
記者在會議間隙專訪了吳敬璉，吳敬璉告訴記者，他在美國的時候去聽了一節高中的經濟學課，感觸很深，人家講的是最基本的概念，因為經濟學就是要研究一些最基本的問題。「經濟學家要做的事情，就是通過我們的研究來幫助政府選定最有效、最迫切需要、最容易見效的措施。」吳敬璉說。
推進改革，防範系統性風險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社會經濟、文化各領域體制機制創新的新思路、新舉措。在明確提出改革對像和目的之後，如何設計改革的路徑，成為當下最受矚目的問題。對此吳敬璉表示，我們正站在歷史的入口，對於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設計，大家期盼已久，要用「思想的力量激活經濟社會制度創新」。
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您認為這其中的關鍵點和難點在哪裡?
吳敬璉：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通過以後，大家都感到振奮。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怎麼來執行。有三個方面的障礙需要解決。
第一方面的障礙是意識形態的障礙。中國畢竟實行了幾十年蘇聯模式，蘇聯體制在這幾代人中間影響非常深遠，雖然我們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說不是蘇聯的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是現在一講起社會主義等等，往往又是蘇聯式的那套東西。當然，改革以來，這方面的障礙在逐步減弱。
第二方面的障礙是特殊既得利益群體的障礙。我沒有用既得利益這個詞，因為我們大家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有一種既得利益會阻礙進一步改革，就是利用權力謀取利益。因為原來的體制存在缺點，所以尋租的力量就很大。特別是這些年這些力量還壯大了。那麼進一步市場化和法治化都會觸及他們的利益。像股市IPO的這套制度，就會觸及一些能夠通過審批得到好處的人。
第三方面的障礙就是舊體制所造成的實際困難可能會阻礙改革。比如銀行過去靠低存款、高貸款利率來維持，如果存款利率提高，銀行就會受到衝擊，還有對於那些能夠很容易拿到銀行貸款的國有企業也會受到衝擊。當然，這些衝擊不一定是當下所造成的，但這是一種實際的困難，會使得我們不敢快速地推進銀行業改革。此外，過去我們還積累了很多其他問題，要推進改革，會不會引發經濟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如何防範這種風險，都很現實。
記者：您曾說「中國股市還不如賭場」，您認為應如何推進股市的改革?
吳敬璉：股市紅利沒有惠及全民，小投資者虧損嚴重，證券市場有太多的尋租腐敗空間。我們的股市不正常，要推進改革。大家都沒有信心了，解決的方法就是要市場規範化。證券市場有些部門權力實在太大了。股市要正常化，監管部門、證券公司以及媒體，都需要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記者：您認為2014年最容易見效的改革措施是什麼?
吳敬璉：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把現代市場體系盡快完善起來。著重是要堅持黨的十五大的方向不要變。(編者註：1997年，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一中全會提出，用3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比如對國企改革有三條，第一條還是要回到十五大決定的方針。其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是重申了十五大的方針。第二條是要解決「殭屍企業」的問題。有相當一批負債率相當高的企業就是靠補貼活著。賺錢的國企數量不多，很多國企還是靠補貼生存。第三條是所謂競爭政策，對反壟斷立法的執法，要平等對待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企業。不能讓國企更「優越」，要靠平等競爭讓市場來決定。
記者：您認為2014年的宏觀經濟會如何?會出現通縮嗎?
吳敬璉：現在處於兩難的狀態，目前貨幣發行量太大了，時間錯配、部門錯配，甚至出現錢荒。於是有兩種決策可能性，一種是繼續印票子，那麼就會加劇房地產泡沫等等，可能會在超過臨界點後出現泡沫破裂;另一種是採取收縮政策，那麼經濟可能會出現衰退。所以要把短期措施和長期措施結合起來做。
今年我想中國整個經濟運行形勢還是有很大壓力的。多年來中國經濟積累了很多問題。其實就和污染是一樣的，開始的時候不覺得，還有人覺得是杞人憂天，但是污染積累到一定程度就非常難辦。
十八屆三中全會給我們一個希望，就是這些問題非解決不可，而且要下決心解決。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時間，要在這時期內保證不出現系統性風險。應該說中央、央行、財政部還是很有能力的，像東亞的其他國家到了我們這種程度的話大多出事兒了，但是我們沒有出事兒。而且如果我們的改革推進得好的話，我們就能釜底抽薪，通過提高經濟效率把問題消解掉。
記者：您覺得防範系統性風險應該注意哪一項?
吳敬璉：很難說哪一項，去年50人論壇我們就討論過這個問題。對資產負債表裡負債率太高的問題，就要處理。對於如何處理?中央銀行和李克強總理都提出要盤活存量。我國目前恐怕有上千個「曬太陽」的開發區，那些存量怎麼辦，還有殭屍企業，還有存在國企大量的債務，他們的要求是國家埋單、納稅人埋單，這個辦法是不行的。所以我們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即使是一些戰略性經濟領域，也應該吸收民營企業家投資。還有就是對銀行的可疑性資產、貸款，哪些有可能變成壞賬的，可以用證券化的方法或別的方法來處理，現在處理的規模不是很大，比如賣給資產管理公司，資產管理公司幫他們去盤活。
國有資產劃撥可解決養老金缺口
2013年12月23日，由中國社科院「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課題組發佈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3》，估算和預測了2010—2050年歷年的養老保險收支情況。結果顯示，如果繼續執行現行養老體系，到2023年，全國範圍內職工養老保險將收不抵支，出現資金缺口。養老保障關乎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對此吳敬璉認為，即便存在養老金缺口，也可以通過多劃撥國有資產到社保基金來解決。
記者：對城市養老體制改革，「雙軌制」甚至「三軌制」等現象，您認為解決的關鍵是什麼?
吳敬璉：我想主要有兩個解決方案：第一個是劃撥國有資產。因為社保基金錢不夠，劃撥的膽子要大一點兒，以前劃撥的太少了。這麼多的國有資產本來就是老職工創造的。另外一個就是提高社會保障層次，逐步做到全國統籌。
養老保險到底有沒有缺口，即使是政府部門，意見也不完全一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認為沒有缺口，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認為缺口很大。這裡面的問題就是老職工的空賬戶(編者註：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前退休的「老人」並沒有繳納過個人賬戶的養老保險資金，但是國家仍舊給他們足額發放了養老金，個人賬戶並未形成積累，空賬戶由此產生)。
如果看現有的職工，還是有資金儲備的，但老職工是空賬戶，所以就挪用了現有職工的個人賬戶的錢，現有職工還沒到用錢的時候，當然看起來不會有問題，當現有職工要用錢的時候，也就是社保基金理事會說的缺口越來越大的時候，那麼有一個辦法，就是劃撥國有資產和部分國有企業的利潤來充實個人賬戶。
大概是2001年、2002年的時候，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曾請了美國經濟學教授劉遵義設計方案，算賬，準備劃撥。當時的世界銀行測算了需要劃撥資產1.8萬億元，那時候國有淨資產有3萬億，但是那次劃撥最終被叫停了。現在重新提出劃撥國有資產充實養老金賬戶意見的人很多。我也認為這件事必須做，一箭數雕，好處很大。
政府應增加土地供應
回顧中國樓市的10年，百姓戲言「邊漲邊調，越調越漲」。2013年3月1日，國務院再次公佈樓市調控細則，進一步提高第二套住房貸款的首付款比例和貸款利率;個人售房嚴格按轉讓所得的20%徵稅。不過，這一次調控中的亮點政策「二手房」出售征20%所得稅的政策只在北京等地落實，全國大部分城市並沒有嚴格落實。市場一怔之後，從2013年5月起，房價再次走勢堅挺，樓市依舊沒有走出一邊調控、一邊上漲的怪圈。
記者：經過多年調控，多地房價依然上漲，您認為房價上漲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如何調節?
吳敬璉：房價上漲的根本原因是貨幣超發，並不是囤積房產，投資買房如果沒有錢怎麼投機呢?房價的漲和跌都由供求關係決定。買房者現在有兩種，一種是投資者，想通過投資房產實現財富保值增值;另一種是消費者，想擁有或改善住房。
從長期來看，房價最終還是由消費需求決定。所以政府應該盡量讓市場起作用，不宜過多干預房價，免得顧此失彼，從而抬高其他商品的物價。政府要增加土地供應，並大量建設廉租房，讓廉租房成為主流，而非保障性住房、經濟適用房，但在法制不健全的中國，保障性住房很可能還會被有權力的人佔據，或者建在很遠的地方，低收入者很難受惠。
解決唯GDP論，不能只從上而下選幹部
在2014年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再也不能簡單以GDP論英雄了」;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明確提出：「要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但是到底什麼是可以替代GDP的指標?
記者：「唯GDP論」雖然近年來廣受批評，但是歸根結底其還是考察政府官員政績的主要手段，您認為從頂層設計的角度看，什麼是可以替代GDP的指標?
吳敬璉：如果自上而下考核(幹部)，GDP是一個最簡單和直接的指標，只有在官員的任免升職上讓老百姓有更多的發言權，讓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擁有更大的權力。老百姓的評價標準是和自身有關的，如果空氣污染太嚴重，GDP再高對他沒有更多好處，幹部考核不能完全從上到下考核，還要從下到上考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