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網易報道，美國前國務卿賴斯在親筆從政回憶錄《無上榮耀》中講述：美軍出兵阿富汗，國家安全體系無法完全適應新型戰爭，軍事機構和情報部門難以合作，由誰指揮作戰也成為一個難題。
「9•11」事件後，我們必須制訂行動計劃擊潰塔利班組織，這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我們都很清楚蘇聯曾在阿富汗吃過虧，因此五角大樓在其所制訂的作戰計劃中強調美軍不應「涉足太深」。結果證明，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決定。
雖然我們得出兵阿富汗，但是美國不準備在阿富汗展開一場大規模的地面戰，我們將更多地依靠阿富汗地方武裝組織以及美國特種部隊、情報部門和空軍的支持。因此，以後人們在講述這段歷史的時候會說，美國幫助阿富汗民眾推翻了塔利班，使他們重獲自由，而不是又一次侵略該國。我們的討論還條理分明地指出，不僅要將巴基斯坦變為我們打擊恐怖分子的盟友，並且還要穩固我們在中亞地區的駐兵權。
接下來又有人做了報告，我們也就後續行動進行了討論。這時拉姆斯菲爾德突然讓他的副手保羅•沃爾福威茨發言，談論伊拉克的局勢。他主要講了伊拉克在對阿戰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從戰略的角度談及伊拉克的重要性大於阿富汗。他的話並非一點兒用也沒有，薩達姆無疑是美國的眼中釘，他向來支持恐怖主義。打擊薩達姆這種具有正規部隊的敵人，我們可以採取直搗黃龍的辦法，但阿富汗戰爭則要複雜得多。
會議室內的所有人都知道我們要在阿富汗打仗，恐怖分子正是在這裡策劃了針對美國的襲擊，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沃爾福威茨的話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布什總統聽罷他的講話並未發表任何看法。
商議幾小時後，布什如期宣佈休息。他叫眾人先去吃午飯(大夥兒可以攜眷出席)，然後休息幾小時。「去散散步、做做運動，清醒清醒頭腦。」他說。下午4點我們將重新開會，到時他會要我們各自給出建議。
午餐後，我問布什希望我為他做點兒什麼，是要我在會上提議還是私下裡提議?「私底下。」他說。我還無意中聽到布什吩咐安迪•卡德把沃爾福威茨叫到一邊，讓他不要再擅自插話，他希望聽部長而非副手的建議。我不知道安迪說了什麼，但下午開會時沃爾福威茨一言未發。
午休過後，布什要求戰爭委員會的每位成員各自發表提議。鮑威爾說戰爭勢在必行，他建議向塔利班組織發出最後通牒，因為如果不宣而戰會顯得我們不厚道。的確，日本偷襲珍珠港一直飽受非議，美國可不想背上偷襲的罵名。我們需要給塔利班組織發出最後通牒，然後宣戰。
鮑威爾奉命讓巴基斯坦人做出選擇：不是與美國為敵，就是與美國為友，沒有別的選擇。鮑威爾堅決反對對伊拉克採取軍事行動，他提醒說現在攻打伊拉克的時機尚不成熟，如果這樣做，很可能破壞反塔利班同盟者之間的緊密關係。
拉姆斯菲爾德並沒有給出實質性的提議，他只是反問了幾句，明確表示支持對阿富汗開戰。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休•謝爾頓向布什保證，軍方將制訂阿富汗軍事部署計劃，並以地區合作為重點。非常稱職的中情局局長喬治•特尼特沒有發表觀點。安迪•卡德則說美國人民希望我們對阿富汗開戰，而不是出兵伊拉克。
布什也聽取了副總統的意見，他也說有必要開戰，但必須給塔利班組織發出最後通牒。接著，之前被委婉批評的沃爾福威茨也表示同意鮑威爾和卡德的意見，不能為回應「9•11」事件而出兵伊拉克。儘管副總統及其對「9•11」事件和伊拉克問題採取的主張清晰明瞭，但是在戴維營時他還是堅持認為「9•11」事件發生之後，伊拉克是美國的心頭大患。
布什說他將在週一一早向眾人宣佈他的決定，因為他需要時間把大家的話好好考慮一番。美國這次元氣大傷，但他不能失去理智。我們必須經過深思熟慮才能回擊，這次，美國必須將「基地」組織連根拔起。
那天晚上吃飯前，司法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把一曲《福音》演奏得淋漓盡致，我則彈奏了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曲子。然後約翰伴奏，我唱了《他既看顧小麻雀》(HisEyeIsontheSparrow)。這首歌能給人慰藉，從上帝看顧小麻雀的眼神即可「深知我必蒙眷顧」，這一刻真讓人有種哀傷徹骨的感覺。在晚宴上，布什要我說禱告詞。「我們看到了惡魔的臉孔，但我們並不膽怯，」我祈禱，「因為主啊，你就在我們身旁。」當然，我們也在戴維營的教堂舉行了「9•11」悼念活動。
我們為遇難者、為美國祈禱。戴維營的教堂非常特別，是在老布什執政期間被修葺的，以供總統停留戴維營期間禱告之用。參加悼念禱告的都是軍職人員以及隨軍家屬。因此，布什和他的家人、助手，與各位官員、軍職人員及其家屬一起禱告。這是一幅美好的畫面，美國式的民主與平等得到了充分體現。那天，這位三軍統帥與部下共同禱告，很快他將下令把那些人派到遙遠的地方，保衛我們這個傷痕纍纍的國家。
悼念儀式結束後，我們返回白宮。布什要我陪他去他府邸的辦公室，他給文森特•福克斯打了電話，說他應該多鍛煉身體。他要我下午6點回來和他商量下一步的計劃，我在約定的時間回到了他的辦公室。
布什問我有何提議，我說與阿富汗開戰可謂如箭在弦，但我擔心中亞諸國的領導人可能不會讓我們在他們的國家駐軍。我說完後，布什滔滔不絕地說了30分鐘。從週六的會議一開始他就不斷強調，美國雖然損失慘重，但絕不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他要派陸軍前往阿富汗，但同時他又擔心這場發生在阿富汗境內的戰爭。此戰許勝不許敗，阿富汗戰爭與美國歷史上發生過的戰爭都不一樣。布什用體育做比喻(他喜歡這麼做)，說他不知道「基地」組織還能出幾拳。
我覺得他肩上的擔子比歷任總統都要重，至少林肯之後的總統要比他輕鬆。雖然也有不少總統經歷過戰爭，但在他們在任期間，華盛頓和紐約並未遭遇這種毀滅性的恐怖襲擊事件。在這段昏暗的日子裡，還有可能再一次發生恐怖襲擊事件，這是人們很容易忽略的事實。我們還曾在條約廳舉行會談。在白宮西廳的總統辦公室建成之前，條約廳臨時充當總統辦公室，那裡整體呈現深沉的風格，擺著深色的傢俱，牆上的畫色調暗淡，一幅南北戰爭時期林肯和將軍們的畫像也是深色調。我從沒見布什如此憂鬱過。
那晚布什要我把他的決定做一份正式記錄，他說第二天早晨開會時要用來分發下去。晚上9點左右我返回我的辦公室準備文件，他一個人留在辦公室裡，接著我回家休息。我們將要發動阿富汗戰爭，對此我感覺格外沉重。
「9•11」事件發生之後，從9月12日起我們就開始了「9•11」事件善後日常處理工作，每天早上我們都會向總統做簡報。現在，我們的會議成效更加顯著，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不僅會在會議上提出恐怖威脅報告，還會說明應對方法。但實際上，這種做法只會讓制定決策變得更加複雜。因為總統很喜歡問一些政策問題，而這些問題都由情報信息引申而來。國務卿和國防部長都沒有出席會議，所以我必須把會議議題集中在派遣哪些情報人員參戰的問題上——要使我們的會議成為縱觀全局、保持政策中立立場的會議。我經常提醒總統，如果情報問題讓他在制定政策時左右為難，那麼國家安全小組就有義務為他分憂解惑。
情報簡會結束後，布什接到好幾位國家元首的電話，他們大多表示，在「9•11」事件發生之後這段忙亂的日子裡，他們越發團結了。其中一個電話是普京打來的，這是他第二次致電布什。兩人的談話讓人印象深刻，普京表示俄羅斯定會為美國提供幫助，特別是可以幫助美國得到中亞國家的幫助。我們的優勢一下子就凸現了出來：我們正需要俄羅斯情報部門通過他們遍及中南亞地區的情報網絡為我們提供情報。
通完電話後，國安會第一次深入討論了兵發阿富汗的計劃。布什將前一天晚上我準備好的文件發了下去，明確表示我們的當務之急是確保美國不再遭受攻擊。在這樣的目標下，我們必須搗毀「基地」組織位於阿富汗的老巢。
此外，我們很快就向阿富汗民眾提供服務事宜制定出多項原則。我們自覺有責任讓阿富汗民眾的生活在我們撤軍時比我們初到時有所改善。因此，解放阿富汗婦女就成為我們最早制定的政策目標。阿富汗女性深受塔利班組織的荼毒，塔利班組織不僅剝奪了女性受教育的權利，而且規定她們只能在家勞作，若無男性陪同則禁止外出。
若有女性違反塔利班對伊斯蘭教律做出的極端闡釋，他們就會在一個由聯合國出資翻修的體育場裡對這些婦女執行死刑，並且還會聚眾觀看死刑執行過程。一名塔利班領導人居然冷嘲熱諷地要求聯合國為他們單獨建造一座行刑場，這樣體育場才能用來踢足球。塔利班的怪誕本性由此可見一斑。第一夫人勞拉•布什於11月17日代表總統在廣播中發表了演說，把改變阿富汗婦女的命運確立為美國阿富汗戰爭的核心任務。
我們隨即將重點轉移到了外交策略上，顯然外交策略執行起來頗有難度。我們必須說服巴基斯坦結束長期支持塔利班組織的做法。我們派遣理查德•阿米蒂奇出使巴基斯坦，為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捎去口信。美國不會再忍受巴基斯坦模稜兩可的做法：巴基斯坦要麼與美國為友，要麼與美國為敵。穆沙拉夫總統十分有力地回答說他願意與我們聯手。
第一次開會時布什就說他希望讓阿富汗民眾瞭解，我們與蘇阿戰爭之初蘇聯所持的態度有著天壤之別。他很早就提出是否可以在阿富汗空投食物，以解該國大部分地區即將面臨饑荒的燃眉之急，以此作為我們在阿富汗投下的第一顆「炸彈」。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負責人安德魯•納齊奧斯可以協調各方向阿富汗提供大規模國際援助，以配合我們的軍事行動。
與此同時，我們準備了給塔利班組織的最後通牒，並仔細研究了初步作戰計劃。布什總統重申了鮑威爾在戴維營表達過的觀點：我們不能效仿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做法，正派的國家絕不會不宣而戰。
在我們周密地計劃的同時，中情局也已就其在阿富汗的情報工作做好了充足的準備。但在「9•11」事件之前我們就清楚地知道，中情局跟阿富汗北方聯盟的關係要比跟南方的普什圖人的關係好。
布什反對任何美軍在阿富汗進行大規模地面戰的計劃，而是決定由阿富汗士兵在地面戰中充當主力，美國情報部門、特種部隊以及空軍予以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求情報供給和作戰部署之間的配合高度默契，而且由誰指揮作戰也成為一個難題。
對阿作戰計劃制訂工作逐步向前推進。幾天後，因指揮人選空缺問題而不厭其煩，於是布什直截了當地問：「誰去指揮作戰?」這個時候出現了令人不快的一幕。中情局局長喬治•特尼特的副手約翰•麥克勞克林那天代替特尼特出席會議。麥克勞克林提名拉姆斯菲爾德，拉姆斯菲爾德卻提名麥克勞克林。於是，布什對我說：「把這事搞定!」布什有些生硬地結束了那次會議，我只好讓各位首腦先留下來不要離開。其實我也沒必要說太多，拉姆斯菲爾德和中情局的人也都明白。他們想出了一套靈活的安排辦法，出兵阿富汗之後，還是由五角大樓主要負責此次行動。
多處跡象表明，自冷戰時期延續至今的美國國家安全體系已經無法完全適應我們現在所面臨的這類新型戰爭，上述情況就是如此。這尷尬的一幕過後，為著自身利益著想，特尼特和拉姆斯菲爾德只好共同努力解決這個問題，儘管軍事機構和情報部門之間從不曾出現天衣無縫的配合，但也越來越有成效。2011年，在這兩個部門的通力協作下，我們成功地掌握了本•拉登的行蹤並將其擊斃，此一役堪稱這兩個部門在合作下取得的最大成績。這兩個部門是在我們打響阿富汗戰爭之前各部門進行初期準備工作時，才開始合作的。
早年，只有出於私人交情或者在雙方高層領導和白宮的逐日監督下，情報部門和軍事機構才可能合作。在執行一項新任務初期，若要這兩個機構合作，往往就得採取這樣的辦法。事實上，1947年《國家安全法》授權成立的組織部門雖受到廣泛讚譽，一開始卻都只是臨時編製，其中就有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情局，他們的前身是戰爭委員會和戰略情報局，都是由富蘭克林•D.羅斯福在二戰時為提高戰時計劃性創立而成的。
儘管面臨新的挑戰，但總體來說國安會的運轉情況良好。鮑威爾與拉姆斯菲爾德配合默契，國務院十分願意且有能力為支持軍事行動而進行外交斡旋。現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說服中亞地區各位固執的領導人，特別是烏茲別克斯坦總統伊斯拉姆•卡爾莫夫，從而可以在阿富汗及其週遭國家駐軍。經過多次「討價還價之後」，雙方終於各取所需，我們取得了駐軍權，而卡爾莫夫也因為他的「慷慨支持」而得到了美方一攬子豐厚的經濟援助項目。
俄羅斯始終表示將對我們與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之間的合作「開綠燈」。毫無疑問，俄羅斯支持美國在該地區「暫時」駐軍，打消了有關方面的疑慮，中亞各國的領導人因此不必擔心莫斯科對此問題將做何反應。
後來，美國和中亞諸國之間的這種合作所引發的連鎖反應讓我們和克里姆林宮鬧得不可開交，這一點頗具諷刺意味。多年來，美國在該地區的駐軍日益發展壯大，需要在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建立規模更大、駐紮期更久的軍事基地，於是莫斯科就開始小心戒備。2003年，「顏色革命」開始席捲前蘇聯加盟國，腐敗官員被趕下了台，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通過民主選舉選出了領導人，而這些領導人都是西方世界的支持者。很明顯，普京悔不當初，他閉口不提「合作」二字，而認定野心勃勃的美國試圖對俄羅斯形成「合圍之勢」。
我相信「9•11」事件過後，普京將打擊恐怖主義當成美俄關係中新的焦點，兩國在此問題上享有共同的原則、策略和方法。他很快就把美國遭遇恐怖襲擊與車臣恐怖分子聯繫在一起。雖然我們並不完全贊成俄羅斯對車臣採取殘忍的打擊政策，但是車臣跟「基地」組織聯繫越來越緊密卻是不爭的事實。布什執政時期，我們跟俄羅斯的反恐合作開展得十分順利。2004年，俄羅斯別斯蘭(Beslan)一所學校遇襲時，布什總統和其他幾位國家領導人在第一時間發表聲明，堅稱這屬於恐怖主義行徑，並認為這種恐怖襲擊跟美國當年的遭遇別無二致。俄羅斯對美國的明確表態十分滿意。
然而，在共同反恐問題上，普京比較急功近利，而美國卻認為反恐的終極目標在於實現民主和推進自由議程，二者很容易發生衝突。此外，俄羅斯又在國內實施威權統治，雙方共同反恐目標因而進一步複雜化。後來，美俄在共同反恐問題上出現了矛盾。但在我們準備發動阿富汗戰爭之時，俄羅斯盡心盡力地為我們提供了富有成效的幫助。他們與北方聯盟長期交好，並同意為其提供裝備。
一天，喬治•特尼特對我們說，阿富汗的軍隊領導人、北方聯盟指揮官穆罕默德•法西姆•汗和阿卜杜勒•拉希德•多斯圖姆麾下的士兵還沒有拿到所需物資。「打電話給謝爾蓋•伊萬諾夫。」總統吩咐我說，我照做了。伊萬諾夫說他正在全力滿足他們的要求，「但找驢子不是件容易的事」。
「驢子?」我重複道。
「你沒聽錯，就是驢子。那些士兵只能騎著驢子才能通過狹窄的山間小路。」他告訴我。後來，我們看到一組照片：21世紀的美國戰鬥機正在為我們的「騎驢戰士」進行空中掩護，我們都忍不住會心一笑。
(摘自賴斯唯一親筆從政回憶錄《無上榮耀》簡體中文版，2014年6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