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管得緊了，受約束了，風險大了，當官越來越沒勁了。八項規定等禁令之下，一些官員不敢為也不想為，發出了「為官不易」「官不聊生」的感歎。新的官場生態下，官員的「不為」有何表現?他們又有怎樣的心結呢?部分深處在基層一線的官員向新華社「中國網事」記者訴衷腸，我們且聽且分解。
得過且過，但求無過
據新華網報道，一位副縣長說：這一任就短短的五年呀，五年後兩個縣長放在那一對比：誰的政績大就提拔誰唄!所以哪怕老實人也被逼得小心翼翼地去突破各種底線搞政績，蓋新城上項目，留給後任幾個億的債務也一路光鮮。如果有人告訴我，考核我這一屆的最大標準就是綠色，我就不會這麼著急招商引資，也就不會來個縣長修一次馬路。「但現在這麼多眼睛盯著你，還真不敢太過冒進，暫且干一天是一天吧。」
這位看上去老實巴交的縣長，又想說實話又不敢暴露身份，語氣中透著無奈。
柳紅(化名)今年50歲出頭，在鄉鎮基層工作了20多年，卻仍然是一名普通科員。行政級別是最低檔，導致她的待遇也一直上不去，每個月拿到手的工資只有2000元左右。「這麼一把歲數，我只求把上面派下來的工作完成，不出差錯，就對得起拿的這份工資了。幾乎很少主動去想怎麼把工作做好，尤其是要面對老百姓的工作，能躲就躲。萬一惹出事，咋辦?」她無奈地說。
海南省昌江縣一位幹部介紹，自從開展反「四風」、落實八項規定之後，黨員幹部作風有很大改進，但相應的一些黨員幹部的惰性也增加了。據他瞭解，因為節假日政府公車一律封停，一些局長們下基層變得更「罕見」。
寧夏中部一位副處級幹部說，新規之下，官員們都處在「高風險」用權的環境之中，不僅主動以權謀私不行，而且處處都得防備誘惑。「看著是一個個餡餅，實際上就是一個個陷阱，稍有不慎，就可能掉下去。」他說，為了防範風險，一些官員索性「廉而不勤」了。
部分官員「不想為」有苦衷
一位貧困縣的縣長憂慮地說了三遍「不好幹」。他坦言：「為官不易」並不能怪八項規定，而是「環境不自主」。一方面老百姓迫切希望一任幹部給地方帶來改變，一方面上面又讓你背負起無限的責任。可是，用人機制並不是看你幹不幹事，而是看你會不會來事。不求百姓拍手，只求領導點頭就好。這個形勢下幹事情的人會被看作有點「瘋瘋癲癲」。
「總擔心試和闖會違法違規，一遇到法律政策瓶頸，就更不敢突破了。」他說，千方百計維穩，縮手縮腳幹事最能形容基層幹部的心態了，好多事情沒有明確的政策依據，也找不到合理的邊界，還得時刻提防不能出事，不少官員擔心因為出問題而索性不幹，這種惰性不可小覷。
南部某省一名基層計生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自從國家層面衛生部與計生委合併後，省級和市縣級層面的衛生與計生部門也陸續合併，而部門合併意味著編製減少和領導職務的減少，他發現，一些領導幹部的心態也隨之發生波動，其表現為，部分能力強、有路子的表現得幹勁很大，處處爭先奪優，希望合併後能夠有個一官半職，而一些沒路子的中層、副局長們工作態度明顯消極。
更令官員感覺作為乏力的一大障礙是機制固化。拿用人來說，一些地方配備幹部多數都是考慮「某某幹部該解決了」的資歷問題，而不是實際崗位的需要。青年人的熱情、創造力要讓位於人際關係、組織原則。比如，雖然都在提簡政放權，卻不好放下。以審批權下放為例，某地一個項目跑了十年至今手續未全。
「幹部不是沒有幹勁，而是到底該怎麼幹，什麼才叫幹得好?是老百姓腰包鼓了，還是項目上得多了?」內蒙古包頭市達茂旗旗委書記付瑞峰從鄉黨委書記一步步走來，感慨頗多。他說，雖然中央強調不唯GDP，但地方上還沒有一個科學的政績觀考核標準，大家仍是向GDP站隊。如果幹部的思想沒有得到轉變，很難把事業幹好。
政績觀不改，「不為」總會有理由
在呼和浩特市慧聰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獻華看來，一些官員不敢擔當，與官場潛規則的影響有很大關係。比如，上級對下級，哄著護著，下級對上級，捧著抬著，同級對同級，包著讓著，大家形成的工作習慣是「唯上而不唯下」，有好處爭著上，沒好處就退讓，這樣的干法怎能做出百姓認可的政績?
此前有媒體預測，在高壓力和高風險之下，「當官」的魅力正在消退。廣東、浙江等地，相繼曝出區級領導、公安幹部辭職下海。不僅東部沿海地區如此，在經濟相對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幹部辭官也陸續發生。在安徽某市，不到半年的時間，先後有四名基層「一把手」幹部請求離職。
記者採訪瞭解到，辭職的幹部主要是「身心俱疲型」和「壓力山大型」，繁重的壓力讓一些幹部感到「完全沒有興趣」，甚至是患上明顯的抑鬱症。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丁元竹認為，當前需要重視基層幹部出現的變相不作為現象，既要通過制度建設培育健康的政治生態環境，讓官員擺脫不良的官場潛規則，更需要官員自我提升，改變不正確的政績觀，樹立敢擔當的新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