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單獨會見的第一位香港同胞是查良鏞——金庸。
據《兩岸關係》報道，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單獨會見的第一位香港同胞是查良鏞——金庸。
那是1981年7月18日上午，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會見香港《明報》社的創辦人和社長查良鏞。當時，歷時十載的《金庸武俠小說全集》(15種36冊)修訂工作將近完成，金庸宣佈從此「掛印封刀」，不再寫武俠小說。
7月的北京，天氣已經非常炎熱了，要見心儀已久的鄧小平，金庸當然十分興奮。他鄭重其事，早早起床，梳洗一番，穿著西裝，打好領帶，帶著妻子林樂怡和一對子女，在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驅車向天安門方向駛去。
鄧小平穿著短袖襯衫，已站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門口迎接。一見到金庸，鄧小平立即走上前去握著他的手，滿面笑容地說：「歡迎查先生回來看看。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繼而又熱情地說：「你的小說我讀過，我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書中的主角大多是歷經磨難才終成大事，這是人生的規律。」
鄧小平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後，就托人從境外買到一套金庸小說。他很喜歡讀。金庸的《明報》社評他也是知道的。查良鏞滿面春風，對鄧小平微微躬身行禮，握著鄧小平的手說：「我一直對您很仰慕，今天能夠見到您，感到榮幸。」一番寒暄之後，金庸將家人一一介紹給鄧小平，鄧小平連說「歡迎!歡迎!」並問孩子們多大了，叫什麼名字，在哪裡讀書等。兩個孩子分別做了回答。在工作人員的安排下，鄧小平和金庸全家先在迎客松的巨幅畫下合影留念，然後兩人走進福建廳，坐下會談。鄧小平見他穿著西裝，就說：「今年北京天氣很熱，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這樣的衣服見客。咱們不用拘禮。」
一個是飽經憂患、三落三起的中共領導人，一個是20多年來幾乎每天執筆寫社評，有世界聲望的政論家，兩人的交談是坦誠的，用的不是外交辭令和客套，沒有什麼轉彎抹角的地方，有些問題甚至談得尖銳。
「文革」期間，金庸在《明報》執筆寫社評，鄧小平被打倒，流放到江西農村，金庸曾在《明報》社評中為鄧小平打抱不平，強烈抨擊「文革」的種種不合理之處。他反對林彪、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成了林彪、「四人幫」眼中香港最大號的「反動文人」。他還在社論中不斷地讚揚和支持彭德懷、鄧小平他們，讚揚周恩來大力倡導的經濟建設「四個現代化」。1976年春天，「四人幫」刮起「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再次被逐出政壇，他在社評中不僅表示堅決支持鄧小平，而且預言鄧小平不久就會東山再起，重返權力舞台中心。這一預測一年後即得到證實。對此，他曾對記者說：「可以說，我的想像就是實際上代表中國多數人民的願望，既然是眾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在金庸看來，鄧小平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批鄧批得最激烈的時候，金庸就聽說，鄧小平的反應是「聾子不怕天雷打，死豬不怕滾水淋」。意思是說，任由你們批判，我也不理睬。他還聽說，「四人幫」在政治局會議上圍攻鄧小平，鄧小平不動聲色，不予置理，使「四人幫」一次又一次氣急敗壞，一次又一次無可奈何。「鄧小平如此剛強不屈，又有著如此豐富的鬥爭經驗和鬥爭駕馭能力，真令人敬佩!」
20世紀70年代後期，鄧小平再次復出後，大力主張搞經濟建設。這一主張得到了金庸的全力響應，金庸在《明報》熱烈支持鄧小平主張的改革開放政策。他認為「鄧小平有魄力、有遠見，在中國推行改革開放路線，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並不取決於他打下多少江山，要看他能不能為人民百姓帶來幸福」。金庸對中國未來充滿必勝信心，多少個夜晚，他激動難眠，有鄧小平領航，他相信中國這艘巨輪一定能夠駛向輝煌的明天。因此，在中共領導人中，他最想見的就是鄧小平。他不無感慨地說，幾十年啦，我最想見的就是鄧小平。我一直很欽佩他的風骨。這樣剛強不屈的性格，真像是我武俠小說中描寫的英雄人物。
1981年的夏天，在闊別大陸數十年後，金庸終於再次踏上了這片魂牽夢縈的土地。昔日離開大陸時，他是熱血青年，現在，則是年入花甲，滄桑看雲，但赤子情懷依舊。
中共最高領導人會見什麼人，什麼時候會見，在什麼地點會見，當然都是有豐富的含義的。這次會見，就很有歷史意義。金庸提出要見鄧小平，鄧小平也要借與金庸見面機會，向海內外釋放信息，最主要的目的是向外界傳遞中共新的對台工作信息。因為在此前不久的6月27日閉幕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黨的中心工作已經調整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了。用和平的方式統一祖國，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議題了。
鄧小平抽著煙，笑著對金庸說，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後，還有三件大事：一是要在國際上繼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二是實現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三是搞好經濟建設，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三件大事中，鄧小平著重向金庸講的是台灣問題。為什麼要通過金庸來講台灣問題?鄧小平覺得他是兩岸的一個極好的傳話人、溝通者，因為他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和華人世界的號召力，台灣方面對他有好感;又由於他多年來與林彪、「四人幫」的筆鬥，使他在海外有了忠厚正直的好名，他對台灣方面能夠傳遞有效信息。在1973年春，金庸應國民黨之邀去了台灣，儘管病重的蔣介石沒有會見他，但他還是與蔣經國作了深談。蔣經國也是「金庸迷」，但他與金庸所談的，並非武俠小說，而是時政國事。
這時的國民黨當局，也在考慮兩岸的走向問題。以蔣介石為首的在台灣的國民黨人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他們沒有響應國際上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圖謀，也就是因為這點，金庸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在台灣的國民黨保持了一定的好感。應蔣經國的安排，金庸走訪了金門「前線」。在金門，他看到地底的坑道縱橫全島，大卡車和坦克車通行無阻，一片肅殺之氣，地上、地下，到處都是炮位和機關鎗陣地。兄弟鬩於牆，相煎何太急，他小說中的人物，都是愛國反分裂的民族英雄，他感到悲慼。面對海峽對岸大陸雄偉的海岸線，他發自肺腑地說：「我這一生如能親眼見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出現，實在是畢生最大的願望。」
他在台灣表達了「我有生之年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祖國統一」的願望。他發出的愛國之音，當然得到了回應。鄧小平恢復工作後，中共向他發出信息：邀請他回大陸訪問。他提出一個要求：想見鄧小平。報告很快送到鄧小平那裡。鄧小平看到報告後，在報告上寫下批示：願意見見查先生。
鄧小平與他講到了兩岸的統一問題，金庸對此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他說：「我覺得，在國家統一這件事上，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最基本的因素。」鄧小平對此表示贊同，他說：「三件大事中，國家的經濟建設最重要，我們的經濟建設發展得好，其他兩件事就有基礎，經濟建設是根本關鍵，目前的經濟需要調整。」
鄧小平進一步與金庸細談：半個月前結束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就黨內工作而言，主要辦了兩件大事，一是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二是對人事作了新的安排，這是為了保證我國政策的連續性。見鄧小平談起六中全會的人事變動，金庸說：「鄧副主席本來可以當主席，但你堅持自己不做，這樣不重視個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國歷史上，以及世界歷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這令人十分敬佩。」鄧小平聽後微微地笑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說：「名氣嘛，已經有了，還要什麼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遠些，看近了不好。我身體還不錯，沒有什麼病，但畢竟年紀大了，現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時，再長了就會疲倦。」「你們《明報》要我當國家主席。當國家主席，資格嘛，不是沒有。不過我還想多活幾年，多為國家人民辦點事，一當國家主席，恐怕要縮短壽命。現在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有120多個，每年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到中國訪問，國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設宴，這許多應酬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鄧小平還說，六中全會比原定的時間推遲了一段時間才召開，這是因為《決議》沒有寫好。在寫《決議》的過程中，我們反覆進行了討論，最大的一次討論會有四千人參加。我們寫這樣一個《決議》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他指出：寫《決議》的目的是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團結一致向前看，對歷史問題作出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總結，然後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
鄧小平這時想到的是怎麼搞經濟建設，一定要擺脫極「左」的所謂的「興無滅資」的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教條束縛。鄧小平抽出一根熊貓牌香煙遞給金庸，自己也用火柴點了一根，然後問金庸：「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金庸說：「我想自從法國傅立葉、聖西門，英國的歐文首先提出社會主義的理論以來，世界上已有許許多多種不同的社會主義。鄧副主席，請你指教。」鄧小平笑了：「你說不上不要緊，哈哈，我也說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總有一百多種吧。來，再抽一根煙。」他又給了金庸一根熊貓牌香煙。鄧小平意味深長地說，沒有定規麼，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要開創新的歷史，就要對歷史問題有一個清楚的交待，只有這樣，才能放下包袱，輕裝上陣，齊心合力地去幹事業。金庸知道此點。他順著話題對鄧小平說，六中全會開得比大家想像中的好，國內外對會議的反應都很好。全會通過的對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事求是地、坦白公正地從政治上解決了歷史上的一些問題。這個決議很好。會談中鄧小平主動談起金庸父親當年因為在斯大林極端的「鎮反」做法下被殺之事，說：「團結起來向前看。」金庸點點頭：「人入黃泉不能復生，算了吧!」他表示父親的命運只是改朝換代之際發生的悲劇，自己已淡然不記「前仇」。
中共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勝利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這項工作是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從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鄧小平對《決議》的起草發表過多次重要的指導性講話(這些講話後來收錄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中)。當時，鄧小平通過與金庸的會見，讓港澳、台灣和海外同胞對這個《決議》的背景知道得更詳細些，有助於更廣泛的大團結，有助於煥發廣大海外同胞對建設祖國「四個現代化」的熱情。在這次會談中，鄧小平著重談到實現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問題，再加上對《決議》公佈的肯定，已經宣告中國共產黨要在新的形勢下面臨一系列新的歷史課題了，而香港的回歸，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會談持續了一小時。金庸起身告辭，鄧小平站起來，親自送他離開。兩人邊走邊談，到了大廳外，還站著談了一會。鄧小平熱情地握著他的手說：「查先生以後可以時常回來，到處去看看，最好每年來一次。」
金庸是新時期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單獨會見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中央電視台在當晚的新聞節目中播放了鄧小平和金庸兩人會談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聞媒體都紛紛報道這件事，轟動一時。當年9月，《明報月刊》同時發表金庸和鄧小平談話的記錄及《中國之旅：查良鏞先生訪問記》，出版三天就全部賣完，趕緊加印，沒幾天又售罄，於是只好第三次加印。
此次訪問，廖承志還專門宴請金庸。廖承志說：「查先生的社評寫得不錯，時常有一些獨特的見解，不過有些觀點，我們並不認同。」「是的，大家的看法並不盡相同。」金庸回應道。隨後，金庸到他筆下的實景地新疆天池踏訪，驚喜地發現幾個維吾爾族的小伙子手裡捧著天山雪蓮——就是《書劍恩仇錄》中陳家洛採來送給香香公主的那種雪蓮。他興奮莫名，要了兩朵，帶在身邊，帶回香港……和鄧小平見面以後，金庸的書在大陸也發了「准生證」——在內地正式出版。
雪蓮，潔白的情愫，赤子的情懷。金庸的心願和精力，全部投入到祖國統一的偉業之中。
就在鄧小平接見他的前幾個月，1981年2月26日，金庸做出了他對香港前途的「預測」。他在《明報》社評中說：中國政府會決定收回香港，正式宣佈這一消息的時間將在「收回日期之前15年左右」，同時將宣佈「香港現狀今後不變」。最令金庸高興的是，就在鄧小平接見他的第二年，他的「香港預測」也得到了證實。「中國政府的確於1982年宣佈，定於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恰好是相隔15年。」
香港回歸提上議事日程之後，金庸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中的重要成員。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草簽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其時金庸正在北京。對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他認為是「天才的設想」，隨即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談及「一國兩制」，評價為「一言可為天下法，一語而為百世師」。1985年7月1日，金庸到北京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4日，他在全體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金庸發言畢，會場掌聲雷動，雷潔瓊走上前去，用英語讚許道：「你的發言好極了!」
1986年4月18日至22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成立了起草基本法的五個專題小組，金庸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專題小組負責人，還同時擔任經濟專題小組的成員。1988年，他和查濟民聯名提出的香港政制過渡應實行循序漸進的民主選舉的「主流方案」即「雙查方案」，是對港英當局試圖搞亂香港的回擊。當年，怎樣設計未來香港的政制模式，各方各派意見不一，政制方案花樣百出。群雄並起，不分上下，於是促成「武林大會」舉行。金庸主持「武林大會」，然而得不到積極的成果。「武林大會」決不出勝負輸贏，金庸於是親自為未來香港政制設計藍圖——草擬新政制協調方案。第一稿出來，遭到強烈反對。與中共官員「密謀」一番後，金庸又連夜趕改方案。「新協調方案」略作修改，便成為政制小組的「主流方案」。反對金庸和「主流方案」的聲音卻鋪天蓋地而來。為了平息風波，金庸在《明報》撰寫社評，論述自己的政制觀點。誰知，社評起風雲，引發更大的風波。香港有幾十名學生遊行示威，火燒《明報》和經影印放大的社評，指責金庸「歪曲事實，斷章取義」。這年的12月6日，草委主任擴大會議在廣州舉行，會議通過了金庸起草的「主流方案」，決定把它原封不動提交給草委會通過。然而，歪曲宣傳之下的香港依然是群情洶湧，抗議的浪潮一浪接著一浪。金庸為息眾怒，拋出洋洋灑灑的萬言文章，在《明報》連載12天，以示真相，以平風波。
1990年2月27日，鄧小平、楊尚昆、李鵬、萬里接見參加最後一次《基本法》草委會全體會議的成員。當天，《基本法》通過，幾年的政制方案紛爭終於塵埃落定。金庸說：「我覺得自己問心無愧!」
從那一天起，至1990年初，金庸先生和起草委員會的委員們一起，為起草《基本法》，風雨同舟，歷時艱辛。在《基本法》起草的過程中，鄧小平共三次接見起草委員會全體委員。1993年，金庸將苦心經營了30多年的《明報》轉給他人，名義上是「退休」了，但他對有關香港回歸祖國的事務全身心投入。他多次在報刊上發表政論文章，對香港回歸祖國持積極樂觀態度。
1993年3月，金庸再次訪問大陸，受到了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接見。江澤民對金庸說：「查先生久仰了，今日初次見面，我們十分歡迎。你的小說在內地有許多讀者，許多領導人也很愛看。我沒有仔細讀過，但翻閱過，知道你的小說中包含了豐富的歷史知識、地理背景、中國文化傳統、人情風俗等等。」1995年，我國政府宣佈金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金庸與1996年12月11日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推委會選舉產生、經國務院任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是好朋友，在1996年下半年關於首任行政長官人選問題上，金庸就對董建華十分推崇。他說：「我認識他很久，也認識他的父親董浩雲。他人很穩重，有才能，應付困難是他的長處。他不喜歡張揚，不宣傳個人。」這裡，可見金庸在政治思想上的成熟。
金庸的家鄉是浙江嘉興市。他愛家鄉的舉動是頗有名的。他向家鄉中小學贈款，向浙江大學捐贈100萬港幣設立金庸獎學金，1994年至1995年間出資分別在家鄉嘉興興建金庸圖書館，在西湖風景區營造具有民族風格的「雲松書捨」，並將它贈送給杭州市人民政府，還出資在家鄉建造一家化工廠，在很短的時間內，這家化工廠成為全國性的大化工集團，另外還投資家鄉合資興辦「中華熱電開發有限公司」……所有這些，家鄉人都銘記在心。
人們可以經常看到金庸在祖國奔波的身影，他出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他上華山論劍，為宏揚中國傳統文化盡心竭力，這是因為，鄧小平與他的會見對他影響太大了，他自己曾經說，「訪問大陸回來，我心裡很樂觀，對大陸樂觀，對台灣樂觀，對香港樂觀，也就是對整個中國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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