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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朔州一家由溫州人黃某投資的煤礦已經停產。望著冷冷清清的煤場，黃某不斷歎氣。 【文匯網訊】據法治周末報道，山西煤炭反腐風暴仍在繼續。有媒體統計，從今年年初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金道銘被查至今，山西已有7名省部級官員被查，而這些落馬官員大多與煤炭腐敗有關。山西煤炭系統一位官員更直言，山西的政治生態「歸根結底是煤的生態」。
在煤炭產業主導下的山西，「煤老闆」向來是引人注目的群體。有媒體盤點了這些年上過媒體頭條的山西「煤老闆」，在此輪反腐中被帶走調查的邢立斌、張新明等人上榜。
不過，少有人注意到，這些山西「煤老闆」中，相當一部分並非是土生土長的晉商，而是浙商和閩商。其中，浙商煤老闆多來自浙江溫州，閩商煤老闆多來自福建福清，也被稱為「福清煤幫」。
在晉浙商起步早「教訓」大
浙商是最早進入山西煤炭業淘金的外地商幫。
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五大商幫」之一，浙商一直以來以嗅覺敏銳見長。早在2002年，本地投資受阻的浙江溫州的民間資金開始流向煤礦投資。此後，隨著煤炭價格開始好轉，浙江溫州商人開始一帶十、十帶百地進入山西大規模投資煤礦。
據瞭解，浙商介入山西煤礦產業的方式多是從承包村辦小煤礦起步，大量的村辦煤礦以「集體掛名、個人經營」的方式運營。
相關數據顯示，2005年到2007年，溫州商人在山西投資達到最高峰，湧入資金約1200億元，收購了當地60%的中小煤礦。
2007年，山西開始整頓煤礦，一批浙商開始逐步退出。「大概退出了500億元」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隨著整頓力度從2008年年底加劇，這期間進入的煤商基本上還未投產，就被「凍」在了近450座礦井裡。
2009年，山西出台《山西省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對山西煤礦進行大規模整合。兼併重組後，山西所有登記在冊的中小煤礦，都將被收歸國有或國有企業控股。一千多家由民營資本經營的煤礦被迅速叫停，國有資本強勢進入。
有媒體稱，當時約4000多億元民間資本撤離山西煤炭行業，其中大部分是浙商資本。另一組數據則顯示，當時浙商超過500億元投資資本深套其中，損失超過150億元。
這一度激起了浙商的反彈。2009年年底，浙江省浙商資本投資促進會上書中央，要求對山西最新一輪煤礦兼併重組的合法性、合理性進行審查處理。2010年年初，該會又發表致全球浙商公開信，將山西省列入浙商投資預警區域名單。
今年9月，有媒體盤點稱，在2009年山西煤改時過5年之後，仍有一部分浙商留在山西，在此前兼併重組中獲得多方共同努力而來的資源與權利。另一部分浙商則選擇離開，去貴州、新疆、雲南等地繼續投資礦業。也有的徹底退出煤炭行業，成為「脫煤者」。
閩商以「新農村建設」切入，從浙商手中接盤
而相比之下，比浙商更晚進入山西煤炭行業的閩商，卻走出了一條不同的路徑。
據瞭解，閩商早在30年前就開始進入山西創業，從茶葉、水暖閥門等小業務起步逐漸發展壯大。相關報道顯示，「新農村建設」成為閩商挺進山西煤炭行業的切入口，而山西省孝義市克俄村則成為其中的第一站。
作為山西鋁廠的主礦區，30年的開採使克俄村被礦渣坑和渣山包圍。2006年，福建福清商人和克俄村村民達成協議：福建商人投資回填部分礦渣坑，為克俄村民建設新住宅區;作為交換，村民全部搬遷到新村後，福建商人將開採原來宅基地下壓覆的煤鋁資源。
克俄村這種廢棄礦區治理模式後被當地政府推崇，成為「省級新農村建設試點」。從此之後，「資源換新村」的露天采煤在山西開始遍地開花。
2007年，山西省政府又提出3年內治理676個村莊的地質災害。其治理辦法是：挖開採空區，進行填溝造地、打井蓋房。這意味著，一旦被列入676個村莊的名單，就等於拿到了可以露天采煤的「許可證」。
2009年12月出版的《閩商》雜誌一篇名為《叩問商機福建「煤老闆」軼事》的文章稱，「自2007年以來，200餘位閩籍企業家，在山西晉中、陽泉、呂梁、朔州、大同等地，共投資約157.6億元，轟轟烈烈地參與到農村地質災害綜合治理和新農村建設項目」。
上述文章提到，僅在2008年，山西全境農村地質災害治理工程拆遷任務共涉及11區市，112個項目。其中承接相關工程的大多數為閩商。
而據太原福州商會會長黃建俤介紹，閩商較多在山西投資煤炭產業，最初萌芽期在2006年至2007年，2008年至2009年達到小高潮。
據報道，2008年，奧運會在北京召開，國家開始整頓煤炭市場，其後很多人暫時歇業;到了2009年後，煤炭價格回升，投資煤炭熱又出現回潮。當時，福清人紛紛從浙江人手裡接盤礦區，成為一股熱潮。
「求做大」背後衝突頻繁
值得一提的是，和浙商「公開討說法」不同，雖然2009年同樣遭遇了山西煤改「國進民退」風潮，閩商卻持另一種態度。
時任山西省福建商會秘書長陳水築曾這樣評價山西煤改：「山西煤改是一次具有國家高度的政策，這是一次煤炭調整、結構轉型。王君省長來以後政府出台這個政策，帶來更多的是機遇、是希望。」
「我們應該用積極的態度來迎接新的挑戰。並且我歡迎國家的相關政策，歡迎國有資本進入我們煤業公司，提高公司的整體競爭力。」閩籍「煤老闆」薛經官當時也這樣表態。
有報道稱，做大煤礦，做正規煤礦，成為不少閩商的追求。
另一位閩籍「煤老闆」何榮就非常認同與國企的合作。他說，這個合作最大的益處是能夠利用國企一整套規範生產的制度，包括對礦區百姓的賠償標準、補助措施，以及對礦區工作人員的管理、礦區作業標準化流程的管控等。
「在山西做煤礦的閩商百分之九十以上做的都是露天煤礦。露天開採初期投入成本高，但比較安全。因此，他們在選擇收購礦區時，都只考慮露天煤礦。」何榮說。
不過，由於山西地表生態脆弱、村莊密佈、耕地較少，因此並不適於像內蒙古那樣的露天開採。一些閩籍「煤老闆」只顧挖煤賺錢而不顧當地生態的做法激起了當地百姓的反感。
有媒體統計，閩商大規模進入山西開展露天采煤後，和當地村民的肢體衝突曾一度常態化。
閩籍「煤老闆」卓杏生就是一例。據瞭解，卓杏生旗下天賜煤業以修建「村村通」工程的名義，在山西原平采煤，造成當地林地毀壞1300多畝，耕地毀壞150多畝。大肆的破壞引起當地村民的不滿並爆發衝突，造成14人重傷。
2010年，卓杏生因「非法佔用農用地罪」被山西省原平市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緩刑三年。
相關媒體報道稱，此前卓杏生已被各地警方多次拘留、取保、釋放。在2011年、2012年間，卓杏生更有多次被警方拘捕，而每次都被取保的「傳奇經歷」。
外地商人和本地官員利益交錯
「以礦山治理等名義開採資源，這是山西省方面明令禁止的。」有山西煤炭企業人士稱，福建人創辦的「露天采煤」，很難拿到正規的煤礦手續，必然導致更多的「公關」。
2012年，福建「煤老闆」羅明福在酒店強迫小姐吸毒致死，後通過全國政協委員郝建秀買通警方平事，此事曝光後曾引發太原警界的官場地震。
據瞭解，羅福明是山西巨能集團副董事長，閩籍煤老闆代表之一。「除部分收購項目外，山西巨能投資公司在呂梁孝義等地有地質災害治理項目，以此名義採礦。」山西本地一位能源企業負責人如此表述。
事實上，就在山西呂梁前市長丁雪峰被調查之後，有媒體稱多位在呂梁有煤炭生意的企業主也因為牽涉其中被調查，其中多位為福建福清籍。媒體稱，這些人一個共同的特點則是，在山西深耕多年，涉及煤炭生意。
還有媒體援引其中一位被調查的煤炭企業主的法律顧問的話稱，他熟悉的這位老闆就是因為牽涉到被雙規官員的案件，被以協助調查的名義帶走。在這位人士看來，當地的很多企業主和政府走得太近，官員一旦涉案，企業主往往難以獨善其身。
同樣在不久前被帶走的呂梁市人大常委會前副主任鄭明珠亦不例外。作為呂梁交口縣多年的主政者，鄭明珠經歷了「福建煤幫」以露天開採方式瘋狂采煤、被輿論狙擊、被打擊、找到「紅帽子」公開盜采直到2013年以來漸漸式微的全過程。
相關報道稱，2007年，山西一家當地媒體曾揭露交口永遠莊盜采慘狀，同年7月，山西省政府被迫下文，禁止「以治理地質災害等名義盜采資源」的行為。但相關行為並未真正停止，而是在勾結、收買監管者之後，繼續私采。
作為後來交口縣被選中的開採主體，山西能源產業集團曾在交口縣桃紅坡、雙池、回龍統領並成立了鑫建、晟凱幾個煤礦。今年3月，山西省原紀委書記金道銘被宣佈接受調查後，晟凱和鑫建的福建老闆都已失聯。
在晉閩商受反腐影響很大
山西省福建商會會長余乃安向法治週末記者透露，目前反腐已經給閩商帶來很大影響，百分之七八十的閩籍煤商生產處於停滯狀態。與此同時，由於煤炭行情很差，煤商連成本價也保不住，基本處於賠錢狀態。
另據報道，在去年山西煤、焦、化、有色領域企業就已嚴重虧損，煤炭工業虧損面達到42.6%，企業虧損額達到169.6億元，同比增長48.3%。
投資環境的劇烈變化在給閩商等外地商幫帶來陣痛的同時，也促使他們尋求新的突破。
據瞭解，目前已有不少閩籍「煤老闆」開始嘗試多種經營規避風險。有媒體調查發現，目前山西閩商「煤老闆」有3種轉型方向：
一部分「煤老闆」回歸農業、旅遊業，一方面從國家扶持農業、旅遊業的政策中獲益，一方面風險也小;另一部分將退出煤礦的資金，參加到各地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中，發揮規模資金的遠期效益;還有一部分則轉戰內蒙古、新疆等地繼續經營煤炭生意。
而就在今年7月，山西省商務廳組織召開「山西異地商會投資合作洽談會」，邀請19家山西異地商會為山西招商引資出點子。
山西省商務廳廳長孫躍進表示，對於在山西的異地商會和企業，應考慮如何優化投資環境，構建發展平台，讓異地商戶在山西的投資興業有一個公平公正的法制環境、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高效透明的政務環境以及親商安商惠商的政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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