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中央電視台原台長楊偉光因病於20日晚去世，享年79歲。近日，媒體梳理了楊偉光之前的訪談，揭秘央視內幕，楊偉光在採訪時回憶稱，1994年央視廣告突破10個億，1995年突破20個億，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翻得那麼快。沒想到1996年就到了35個億，1997年45個億，李鵬同志當時說，「楊偉光，你是大老闆了。」我說，「總理啊，我的錢就是國家的錢。」以下是採訪實錄：
談春晚曾想封殺王菲：楊偉光：《相約九八》我們審完後，有一天晚上那英給我打電話，問我為什麼要把節目拿下。我就去問了這個事情，他們告訴我過去有一台晚會，想讓王菲把歌詞改了，王菲不改，然後還不唱了，這次就要懲罰她。
談焦點訪談：楊偉光：《焦點訪談》是新聞改革的試驗品，那時丁關根同志(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很重視這個欄目，在中南海開了一次會把幾個主要的人都叫了去。我們就定下了幾條原則：第一，尊重事實，不要帶有個人情感;第二，與人為善，不是為了整人，也不是為了出人家洋相;第三，搞連續報道，有些問題很多地方都有;第四，一個時期內不能過分集中在一個省或一個部門。一個省連播3期，省長受不了;第五，省長、書記都在北京開會的時候，不要指名道姓批評，不然中央領導第二天很可能在會上舉這個例子。
克拉瑪依大火後《焦點訪談》做了一期節目，非常感人。但播出去後對克拉瑪依地方的形勢會產生什麼影響?記者說當地的領導希望播這個節目。我問他，你這個節目是起火上澆油的作用，還是起滅火的作用?當時孩子死了，幹部全出來了。如果放到現在，網上一炒，就不得了了。
楊偉光見證了電視新聞改革，《焦點訪談》《實話實說》在他任上開播;他開創了央視廣告時代：從1991年不足2.7億到1997年的45億;他設置了台聘制度，白巖松、水均益得以「非正式」入職;他主持拍攝了一系列電視劇、文獻片：《三國演義》《毛澤東》《鄧小平》……
5月16日上午，擔任中央電視台台長10年的趙化勇謝任，國家電視台的權杖傳遞到了焦利手中。這天召開的中央台處級以上幹部會議上，多數人對這個消息反應平靜。會場之外的央視大樓裡，CCTV這部龐大機器運轉如常。
10年前的1999年，趙化勇的前任楊偉光從台長任上退下來時卻著實引發了一場不小的震動。
直到現在，央視的老員工仍然懷念那10年——1991年到1999年，中央電視台最輝煌的歲月。彼時CCTV是中國最具公信力的媒體之一，《焦點訪談》被時任總理朱鎔基譽為「群眾喉舌、政府鏡鑒」，《綜藝大觀》是億萬觀眾週末的保留節目，《三國演義》、《水滸傳》、《北京人在紐約》等本土電視劇掀起驚人的收視狂潮。
轟轟烈烈的年代過去了。去年中央台50年台慶，很多央視人翻看著台慶畫冊，目光停留最多的，還是那10年間的風光。
3月23日，央視主持人白巖松在2008年中國電視主持人公眾形象調查評比中名列第一，楊偉光為他頒獎，白巖松說：「我和在座的很多主持人都是楊台的作品。我很高興由楊台來給我頒獎。謝謝您。」
現在仍活躍在央視熒屏上的一大批名播音員、名主持人，以及幕後的眾多製片人、導演，都是在楊偉光時代「出道」的。若不是當年楊偉光「發明」了全新的用人制度，打破事業單位的「編製」壁壘，他們也許就不能邁進央視大門，或者得不到重用。
當年倪萍34歲破格晉陞高級職稱，不少人反對，認為提得太快。楊偉光說了一句話：「倪萍擔當的是和趙忠祥一樣的工作，已經在這個崗位上，已經承擔起這個工作，而且是沒有人能取代的，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把這個名額給她?」
即便現在已離開央視，談到老領導，倪萍還是說：「我得謝謝他，我希望楊台健康快樂。」
採訪中，楊偉光的知名「老部下」們，如崔永元、時間(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著名製片人)、李挺(中央電視台副總編輯)、張子揚(第一位由招標產生的春晚導演)、徐俐(《中國新聞》首席主播)，對他說得最多的就是「用人不拘一格」、「任人惟賢」。白巖松說：「我覺得楊台是個能把握方向的人。」
那10年的主角楊偉光，不願評判央視如今的紛紛擾擾是是非非。年逾古稀的他還在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拍電視劇。做台長時拍了很多，仍嫌不過癮，退休後他創辦「天地人傳媒公司」，繼續造夢。「天地人」最有名的作品是曾經在各地衛視循環播放的情景喜劇《家有兒女》。泡上一杯綠茶，關掉燈、拉上窗簾，坐在大液晶電視前審看成片，是他一天中最愜意的時光。
他的著裝隨意樸素，隨身帶一把梳子，閒下來就梳幾下頭髮，時刻維持著一絲不苟的面貌。
作為一位副部級老幹部，他不打官腔、不擺官譜、沒有官架子。約訪他的過程中，他都是親自給記者打電話，事無鉅細地商定採訪時間、地點、談話方式。走進他的辦公室，他起身相迎;臨走他送到門口，握手言謝。採訪過程中，如果累了，這個很有童心的可愛老頭會起身去逗一逗魚缸裡的金魚。
他現在的辦公室在京西的一幢普通大樓裡，離央視約有10分鐘車程。辦公室的3面牆上掛著書法作品，東邊掛著「紫氣東來」，很迎合風水;北邊掛著「精品至上」，是他的座右銘;西邊的頗有意味：「欲展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他說「窮」字實在不好，換作了「展」。又說，自己其實要感謝當年的「窮」：大學畢業那年，全班28個人，他是留京工作的7人之一，「直接進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當年最好的新聞單位之一」，「很大程度是由於我的出身好，是貧農」。他笑著補充，「當然我成績也比較好。」
他最津津樂道的，是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調到中央電視台的往事。當時，電台的境況好過電視台，時任廣電部副部長郝平南告訴他這個消息時，他著實吃了一驚。第二天，他就去堵時任廣電部長艾知生的門，希望不要調去央視。部長斬釘截鐵：黨組已經決定了，不會更改。於是他「空降」央視。有人不服，問他：「你會扛攝像機嗎，會拍電視嗎?」楊偉光說：「我不是來扛攝像機的，是來管扛攝像機的人的。」
現在他「管」不了那麼多人了，不過在走道上，所有見到他的人仍尊稱他為「楊台」。楊偉光很喜歡這個稱呼。他說，在擔任過的一系列職務中，他對中央電視台台長感情最深，「楊台」二字，是他一生最為榮耀的概括。
美國新聞上《新聞聯播》頭條
媒體：您剛到央視分管新聞的時候，破天荒地把美國的新聞用作《新聞聯播》頭條，這在當年很轟動。
楊偉光：當時是「挑戰者」號升空時爆炸，按常規國內新聞才可以做頭條，但這條新聞確實很重大，我說這是全世界報紙、廣播、電視的頭條，我們放後面行嗎?所以我就拍了板，看看反應怎麼樣。這是有風險的，確實有些提心吊膽。但播出後新聞界反映特別好，說這是央視新聞改革一個典型的例子。
媒體：這個節目被外界看作中國政治的晴雨表，換個主播都會掀起輿論風波。
楊偉光：其實，換播音員都是小事，有時候和政治聯繫起來卻會引人聯想。當時耀邦同志被免去總書記職務，我們討論誰來播比較好，覺得男播音員播比較好。播音員張宏民不值班，但他在台裡，就讓他播。他沒有準備，衣服領子髒，臨時把別人的中山裝給他穿上了。耀邦同志曾提倡穿西裝，人們就說以後要保守了，特別是外國記者，說今後開放的程度要受影響，服裝都變了。實際上是很偶然的因素，沒有任何的政治考慮。本來播音員更新是正常的，因為長時間沒有動了，一動就像政治問題，引起很多議論。
播音員裡，《新聞聯播》的李瑞英、邢質斌、羅京、李修平都不錯。我對《新聞聯播》不太滿意的就是親切度不夠。原來我和他們說不要居高臨下，不要感覺在教育別人，要對觀眾有一種尊重感，有為觀眾服務的心態。當時個別傳統播音員不同意我的意見，說，「那不行，《新聞聯播》就是要字正腔圓。」
這麼多年來形成了一種風格，一下子改有難度。其實政治方面的新聞是比較嚴謹，有的就應該活潑一些，可以根據內容來調整。總的來說，我們的風格過分嚴肅。還有，播音員都是念別人寫好的稿子，有一段時間我提出《新聞聯播》的播音員也應該下去採訪，後來也下去過——這有利於他們同觀眾建立溝通。
媒體：中國現在的播音教育，很大程度上承襲了延安時期的革命廣播風格。
楊偉光：確實有這個問題。真正播音系畢業的學生要像崔永元這樣主持節目是不可能的。我們挑選的一些有特點的主持人大都沒有學過播音學，崔永元、白巖松、水均益，都不是學播音主持專業的。
媒體：以前觀眾很認可《焦點訪談》，但現在這個節目與以前有些不同了。
楊偉光：關鍵是看製作人怎麼把握。我當台長時沒要求一定怎麼樣，但那時就有一種追求，同一個問題有兩種講法，你可以講得很有意思，也可以講得非常乏味，你怎麼講?那時大家都說楊偉光膽子太大，不要烏紗帽了?現在輿論環境比那時好很多了。比如批評一些事故，過去哪有這麼方便，哪能第一時間報道?去年大地震的時候，第一時間把現場很多情況報出來了。
媒體：當年你們怎麼給《焦點訪談》這個節目定位?
楊偉光：《焦點訪談》是新聞改革的試驗品，在以前沒人辦過。那時丁關根同志(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很重視這個欄目，在中南海開了一次會把幾個主要的人都叫了去。我們就定下了幾條原則：第一，尊重事實，不要帶有個人情感;第二，與人為善，不是為了整人，也不是為了出人家洋相;第三，搞連續報道，有些問題很多地方都有;第四，一個時期內不能過分集中在一個省或一個部門。一個省連播3期，省長受不了;第五，省長、書記都在北京開會的時候，不要指名道姓批評，不然中央領導第二天很可能在會上舉這個例子。從中南海回去之後，我主持開了3天的會，主持人和記者都參加，把總理表揚的節目和審查中槍斃的節目拿來一起看。
媒體：什麼節目審查時會被槍斃?
楊偉光：主要是政治上把握得不夠好的。舉個例子，克拉瑪依大火後《焦點訪談》做了一期節目，非常感人。但播出去後對克拉瑪依地方的形勢會產生什麼影響?記者說當地的領導希望播這個節目。我問他，你這個節目是起火上澆油的作用，還是起滅火的作用?當時孩子死了，幹部全出來了。如果放到現在，網上一炒，就不得了了。我讓他們先壓一下，那個記者含著眼淚拿著節目帶子出去了。3天之後中宣部就發出了通知，要各個媒體都不要再炒克拉瑪依的事了。
媒體：那什麼樣的節目能順利通過?
楊偉光：這個事情以後我有一個講話，告訴評論部的同志：你們的節目怎樣才能順利通過?我說，記者和主持人應該站在台長的位置上把握導向。我們並不願意槍斃節目，花了很多錢很多精力，領導也不願意輕易槍斃，但可能造成不良影響，就不得不槍斃。從那之後，《焦點訪談》逐漸走上了正軌。
這一次一定要讓BBC服氣
媒體：您覺得《新聞調查》、《實話實說》這些節目現在發展得怎麼樣?
楊偉光：崔永元不主持之後，《實話實說》的收視率降低了。這個節目曾經停過一個月，當時外國通訊社發了新聞，說中央領導對《實話實說》有意見。沒那麼回事，是節目本身的問題。
有一期，崔永元問一個小孩長大以後的志願是什麼，他說上哈佛大學。崔永元就問，北京大學也可以吧?觀眾就來信，說他沒有民族自豪感，北大為什麼只是「也可以吧」?連續幾期有類似情況，群眾來信提出意見。
我就找編導，說這些地方剪掉就好了。第二次又出了問題。我說，剛跟你們談過又出事，是不是你們認為可以改也可以不改?我就決定先不播了，你們先總結，再做兩期新節目看看。他們就做了兩期節目，我說可以恢復，就又播出了。我說，電視影響太大了，出了毛病大家不知道哪個編輯做的，就是找我這台長啊，你們必須把握好導向。
媒體：有人說央視的新聞很冰，您有沒有興奮的時候?
楊偉光：新聞需要嚴謹，似乎不能說冷，但有些新聞事件讓人興奮。比如電視新聞直播上馬的時候。1996年以前，我們沒有衛星轉播車，我下決心要買。當時全世界有4輛最先進的一體化轉播車，可以拍攝，可以製作，可以上衛星，有發電機發電，等於一個小電視台。中央台買了兩台，200多萬美金一台，1997年香港回歸就都用上了。
香港回歸直播難度太大了，是全球多點、多層次傳送新聞，比奧運會還複雜得多。香港有個演播室，深圳有信號，北京有信號，世界上幾個有關國家有信號，還有國內8大城市有信號。這些信號傳到北京的總演播室，交叉傳播，連續72小時直播，很多要靠記者發揮。我舉個例子：彭定康從官邸出來後繞官邸轉了3圈，就是不走。我們的記者就說，彭定康轉了3圈，但歷史是不會倒轉的。全世界能做這樣複雜的轉播的也不多。
媒體：BBC當時也去了。
楊偉光：當時和BBC談判，他們要求轉播以他們為主，我們要求以我們為主，最後談成對等。我說這一次一定要讓BBC服氣，要超過它。我們在現場租了500平米大的演播室，請香港設計師設計，從裡到外是世界一流的、全新的數字設備。20多輛車浩浩蕩蕩從北京出發，運設備到香港，公安部專門開了通行證，各地都要保證車隊的安全。BBC呢，只租了50平方米。看了我們的演播室後，自己撤到別的地方去了。最後世界各國的信號都是我們提供，許多國家電視台的記者都去參觀我們的演播室，真是大長志氣!把老牌的BBC也比了下去。
媒體：成功的關鍵在哪兒?
楊偉光：說白了，一個是要有錢，其次是要有人才。要是還靠向國家申請撥款，肯定就做不到了。如果我需要最好的設備，要花8個億人民幣，能給你撥一半就不錯了。主要是中央台有錢了，1992年以後可以自籌資金了。
媒體：5月20日，央視新聞中心主辦了一個論壇，說要聯合地方媒體構建全國電視發稿聯盟，遇到突發事件地方台第一時間供稿。在此基礎上，組建央視全球視頻發稿中心。
楊偉光：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好的設想，但有難度，主要是各地方要配合。比如，地方出了一個大的事件，如果是負面的突發新聞，地方台給中央台拍素材，地方上也許有阻力。當然現在總的新聞時效是放開的，就應當在第一時間報道。
「楊偉光，你是大老闆了」
媒體：您說1997年央視有錢了，但以前它也沒缺過錢吧?
楊偉光：1991年我當台長時，央視真的很困難，廣告和其他創收加起來2.7億，主要靠國家撥款。央視1979年開始做廣告，1990年廣告費也才1個億。我當台長之後，1992年到了5.6億，1993年到了7.6億。
媒體：怎麼掙到錢的?
楊偉光：1993年，廣告部主任找我，說如果敢在《新聞聯播》和天氣預報之間播廣告，企業願意拿大錢。那時觀眾對廣告還挺反感，但錢對央視來說太重要了，我覺得不妨試一試。1994年我們就開始做30秒鐘，一個廣告5秒鐘。為什麼只放30秒?因為短，觀眾還沒反應過來已經過去了。不出所料，播出之後沒有任何人提意見。半年後廣告延長到1分鐘，大家對廣告印象深了，影響也就有了。
當時我沒有向領導匯報這件事，不過消息傳到艾知生部長那裡去了，而且傳錯了，說要在《新聞聯播》裡播廣告。艾部長打電話問我，我說是在《新聞聯播》後面，只播30秒。部長就沒再問什麼。
媒體：後來大家都搶著做廣告，央視就開始搞招標了。
楊偉光：第二年，190多個企業要爭13個廣告標版，怎麼辦?我就在廣告部的報告上批了：「看來還是招標為好。」大家都想要就公開招標嘛。
媒體：那段時間，央視的「標王」炒得很厲害，還出了負面新聞，比如秦池酒。
楊偉光：剛開始「標王」的效應太好了。孔府宴酒成為第一期「標王」後產值從2億增加到了8億，第二年秦池就來了。招標頭天晚上我請他們吃飯，我旁邊坐的是孔府家酒和孔府宴酒的廠長。秦池的老總來敬酒，他說：明年楊台長旁邊的位置就是我的了。結果他用6666萬拿了「標王」，隨後秦池銷量果然很好，產值從兩億漲到了8億多，利潤有3億多。第3年廠裡整個班子都來了，一定要再當「標王」，最後標的是3.2億。那一次我不在現場，聽到以後就說，「糟糕，物極必反。」
媒體：怎麼物極必反?
楊偉光：中央領導知道後說，一個酒廠做5秒鐘廣告用了3.2億，怎麼這麼有錢，讓有關部門去查一下，有沒有貸款，有沒有繳稅。
結果它沒多少貸款，稅也繳了，但廣告費打入了成本，剩下的純利潤繳稅。調查得出結論：酒的利潤太高，應該先繳稅再做廣告。新聞界又曝光，說秦池自己生產不了那麼多酒，從四川買酒勾兌，路上的車輛來往不斷，還專門在高速路上開了個口。其實後來它交了稅再做廣告就很難了，事情做過頭不好。
媒體：央視的工作人員說，央視是在您手上富起來的。
楊偉光：1994年廣告突破10個億，1995年突破20個億，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翻得那麼快。我當時預測說，到世紀末廣告要達到39-45個億。大家覺得不可能。沒想到1996年就到了35個億，1997年45個億，《新聞聯播》前面的1分鐘和《焦點訪談》前面的3分鐘廣告招標是28億。1997年繳稅就是4個億，上交廣電部等各個部門8個億，剩下的自己安排。
媒體：都用在哪兒了?
楊偉光：李鵬同志當時說，「楊偉光，你是大老闆了。」我說，「總理啊，我的錢就是國家的錢。」我上交完錢之後，剩下的錢買設備、做節目、買房子、發獎金，就有自主權了。每年做一個計劃，給廣電部打報告，說我們今年要做哪幾件事，部長一批我們就做了。我們那幾年建設和購買了20多萬平方米房子，按幹部的級別和職稱來分房。1996年一年分了新房子600多套，加上退出來的舊房子一共1000多套。而且那時買的房子超標，比較大。現在還有職工說他們最大的資產就是那套房子。我走了之後就不讓買房子了。
媒體：央視主持人的薪酬怎麼定的?外界有些傳言說，比得上明星的收入。
楊偉光：中央台主持人的薪酬還是按國家幹部的序列來走，但是有補貼。一個是我們給主持人化妝費，一年有多少錢，讓他們用好的化妝品;第二個是服裝費，他們要出鏡，代表國家台形象。其他的工資、獎金和同級別的幹部職工沒有太大差別，並不像外界傳說的那樣。
媒體：您怎麼看主持人「走穴」問題?
楊偉光：如果你是在休息時「走穴」，請個假打個招呼，有時候比較重要的活動是可以的。我們為什麼不允許「走穴」?就是因為節目播出時間是固定的，怕影響到節目的正常錄製。都去「走穴」掙錢，保證不了節目怎麼行。我還規定主持人不許拍電視劇，拍片一走就要一年半載，肯定會影響節目。你實在想去演，可以離開這個崗位，所以文清走了、倪萍走了、趙琳走了——這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走也挺好。
當時很多「名嘴」都沒有編製
媒體：央視的待遇太好了，很多人都想往裡湧。
楊偉光：中央台這種單位，用人編製是一個大問題。中央台第一批職工大部分是轉業兵、高中生。1993年開始改革，《東方時空》這樣的節目，他們中的許多人做不了，我們就得招人。沒有編製我們就採取「台聘」的方式，就用他們創收的錢給他們發工資。像《東方時空》，正式職工只有7個，幹活的有100多個，這些人的工資、待遇怎麼定?台裡職能部門說把他們的工資定成280元。什麼概念?清潔工的工資。還有，台裡醫療部門說這批人沒有公費醫療;人事部門說不能評職稱、評先進、提干。我說，這些人是台裡聘用的，我們可以改革、試點。後來決定，把欄目的廣告費給他們用，他們自己掙的錢，可以先用上嘛。實行了這個制度之後，全國各地的人才都彙集到中央台，收入不低於台裡的老職工。
媒體：用「台聘」的方式招了哪些人?
楊偉光：比如白巖松原來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水均益原來是新華社的，都是「台聘」來的。水均益成名以後，新華社有的同志就說，水均益原來在我們這裡算什麼啊，怎麼一下成名了呢?因為新華社老人太多了，他很難冒出來。敬一丹、肖曉琳、朱軍、王小丫、董倩、王志，都是這樣進來的。有不少人還直接找到我，推門進來就要求到中央台工作。
媒體：您辦公室的門這麼好推啊?
楊偉光：(笑)當然先要進得了這個樓，才能推得到我辦公室的門。
比如敬一丹原來是黑龍江電台播音員，到北京讀研究生，在《新聞聯播》實習。我審片子時她就認識我了。實習結束，她突然跑到我的辦公室，說我實習完了，是不是可以留在這裡?我看她形象不錯，業務也好，就留下了。
還有原來長沙市電視台的肖曉琳。她到中國社科院讀研究生，在《聯播》實習時就很愛提建議，老給我寫建議信。《新聞聯播》的編輯還批評她，說別老給台長添麻煩。她也是臨走來找我，想留下來，我就讓她留下來了。她還嫌不夠，又給我介紹了一個，就是後來國際頻道《中國新聞》的當家播音員徐俐。
那時候我們真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你只要有本事，我就給你提供一個平台，做得好就留下，做不好就離開。
媒體：崔永元在央視是個另類的主持人，看上去有點「不正經」，當初是怎麼選中他的?
楊偉光：崔永元原來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但是我在電台時並不認識他。當年選拔這一批新主持的時候，真的是沙裡淘金，不知道過了多少人才能被留下來。來了以後，我都只是在熒屏上看見他們，他們很少來找我;經常找我的人，沒有本事，我也不會重用。我聽說小崔後來得了憂鬱症，實際上是因為他經常想問題。大家看到他在現場很幽默，那是因為他平時總在思考、積累這些東西。如果他不那麼敬業，不愛思考，他的工作崗位很好啊，就悠閒地做嘛，也不至於得憂鬱症。
媒體：當時選小崔做主持人，台裡有沒有不同意見?
楊偉光：直接說反對的聲音倒沒有聽到。但當時我提出播音員、主持人要做觀眾的朋友，不要居高臨下，包括《新聞聯播》播音員也不能用「我們拭目以待」這種威脅式語句的時候，還是遇到一些反對的聲音。選主持人不是選美，要看他們的知識、氣質、道德修養。我這些觀點其實領導同志也是贊成的。
媒體：白巖松一直都說他很感激您。
楊偉光：據說白巖松原來在《中國廣播報》的時候吊兒郎當的，但到我們這裡來以後非常敬業。這個反差有意思，從我來說，就是要為這些有才華的人搭建一個能夠讓他們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媒體：朱軍曾透露他已經是司局級幹部了。央視主持人的行政級別怎麼定，什麼樣的主持人可以定成司局級?
楊偉光：這是體制問題。在我任台長的時候，播音員、主持人是評職稱，沒有行政級別，可以評相當於副教授級別的播音員、教授級別的播音員，播音指導是最高的了。級別問題，只是到了分房子的時候，才要求正高職稱按正處級分房子，副高職稱按副處級分房子，其他時候不涉及行政級別問題。
媒體：最近輿論很關注央視主持人當官，張政、王志都到地方去從政了。
楊偉光：他們只是臨時下去鍛煉。我覺得挺好，主持人應當去接觸一下基層群眾，對他們今後的工作很有好處。即使他們以後不做主持人，真去從政了，又有什麼不好?但我一直覺得，台裡培養一個優秀主持人要比培養一個幹部難得多。當時有人提出要讓敬一丹做一個部門的主任，我不同意，我說培養優秀主持人多難呀，她的地位比部門主任要高呀，大家都認識她，一做了官可能大家反而不認識了。
鄧小平看《鄧小平》，笑了笑
媒體：您喜歡電視劇，在任上時拍了不少。
楊偉光：我主要拍歷史題材。當時我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創作小組的組長，那時像《中國命運的決戰》、《開國領袖毛澤東》、《長征》、《延安頌》、《日出東方》還是掀起了創作高潮。再前面，還有更高潮的《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真不錯，播出時前面有3分鐘的廣告，1秒鐘1萬塊錢。還賣到了香港、台灣地區、日本、美國，都是賺的，現在還在播，成為經典。
香港是亞洲電視台播的。本來在香港，無線台收視占80%，亞視台占20%，播《三國演義》時亞視收視率猛漲，有時還超過無線，那年亞視扭虧為盈。無線的董事局主席邵逸夫就問他的購片經理，為什麼中央台的《三國演義》我們沒有買?經理很緊張，就跑到北京問我們還有什麼大片在拍。我們說正在拍《水滸》呢，他們就說一定要。結果，兩家都想要，亞視說得早，但沒有簽字。我說，誰出得多就給誰嘛。無線出1.2萬美元一集，亞視出9000美元一集，就賣給無線了。
媒體：現在退休了，您還在拍片。
楊偉光：經過領導批准，我成立了天地人傳媒公司，主要做電視劇。《家有兒女》是個代表，全過程我都參與了。過去在台裡，我不可能搞全過程，因為事務太多。我請宋丹丹來演《家有兒女》，她說楊台我不演電視劇了。她之前的3部電視劇都沒打響。我說這個情景喜劇很適合你演。演完之後一放，宋丹丹的地位提高了，又煥發了青春，廣告大大增加，找她拍電影、電視劇的多了很多。後來請她接下去拍，她說我實在不想再演情景喜劇。其實那是找她的人太多了。接個廣告能花多長時間?收入很高啊。拍電影也不像拍情景劇那麼苦，所以就沒再拍了。
媒體：像您這樣級別的幹部退休了辦公司是不是要突破禁區?
楊偉光：對，我這個屬於特批的，是中央領導同志批准的，他們希望我多做一些優秀電視節目。
媒體：很多人為您當年拍文獻片捏了一把汗。
楊偉光：1993年時，對毛澤東的評價有兩個極端，一個是完全肯定，一個是完全否定。我們拍了12集文獻片《毛澤東》，開始誰都不敢審，廣電總局不審，中宣部也不審，大家心裡都沒數。
當時是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逄先知一起做的，我跟他說，電視是我來把握，內容你來把握吧，你就是專門研究把關的。做出來我們覺得可以，但沒有人審，不審就不能播啊。
我們就去請薄一波同志看，一共12集，他就看了1集，說，「很好嘛!」我們就安排播出。播出以後引起很大轟動。
媒體：拍《毛澤東》時畢竟他已經去世了，但是拍《鄧小平》時他還健在。
楊偉光：是啊!鄧小平當時還健在，行不行呢?我就讓人先去探探風。當時小平同志在上海過春節，我們的人就去摸底，他們沒說可以也沒說不可以。不過小平同志身邊的人提了幾點建議：如果要拍，集數不可以超過《毛澤東》，而且要有一首好主題歌。我和逄先知寫了報告遞到上面。結果同意可以搜集資料，但不能成立「鄧組」，要靠《毛澤東》的影響接著做這個。
媒體：這次是誰審的?
楊偉光：誰來審是個大問題。我做了40多盤錄像帶給中央領導看，誰都沒表態。後來有點急了，就給曾慶紅同志(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打電話，問《鄧小平》這個專題片領導看了沒有，怎麼說。他說不錯。我說我們認為1997年元旦播是最好的時機。過了一個多禮拜，他給我打電話，說同意元旦播出。
當時小平同志在醫院裡，別人扶他起來看，他笑了笑。2月19日他就去世了。如果元旦不播這個片子就很難播了，因為要和一系列評價、悼詞對口徑，要大改。播了就反過來了，他們寫東西倒還要參考片子。治喪期間，中央台到地方台全部放這個片子，成了播出次數最多的文獻片。
媒體：不光是文獻片，您說過，電視劇也得講政治。
楊偉光：是的，中央台拍電視劇一定要講。我出過一個題目——《抗美援朝》，外交部開始覺得要慎重。後來，美國人要紀念朝鮮戰爭，主題是朝鮮戰爭遏制了共產主義的擴張。我們又找外交部，說美國人敢紀念朝鮮戰爭，我們為什麼不做?最後同意做。但是非常遺憾，當時搞慢了，片子拍了一年多，大家審看了都認為可以播，結果來了個「911」。世貿大樓剛被炸，你來個抗美援朝不太好，考慮到當時的一些情況，就沒有播。
媒體：為什麼《雍正王朝》一開始也不敢播?也有政治問題嗎?
楊偉光：這個片子很好看，但大背景是「反腐反貪、抗擊洪水」，與1998年的現實有驚人相似的地方。後來送給中央領導看，通過了我才敢播。1999年元旦播的時候，首輪廣告就超過了6000多萬，收視率創下了紀錄。
媒體：現在國產劇也很多，但精品少，年輕人都去追韓劇、美劇，觀眾甚至說央視8套就是韓劇頻道。
楊偉光：我做台長的時候，電視劇都用大陸的。在此之前的80年代是香港的、台灣的、美國的、日本的比較多，因為我們自己的片子太少了，有的話也很短，一般最長不超過8集。90年代我提出實施「精品工程」——第一套每天播一集優秀電視劇。當年的片子現在還有「重播熱」，大家喜歡看。
我認為，我們應該有計劃地搞一些「大製作」。中央台現在放這麼多韓劇不正常，為什麼不拿錢去拍呢?我們沒錢、沒人才?過去能出好片子，現在更能出好片子。用最好的演員、最好的設備、最好的內容，拍出代表中國水平的電視劇，這才是中央電視台應該做的。以前我們拍《三國演義》花100萬1集，播出的時候加了3分鐘廣告，1秒鐘1萬塊錢，一集廣告費就100多萬。這個產業是很可觀的，既傳播了自己的文化、又有經濟效益。
我要求春晚給演員演出費
媒體：除了《新聞聯播》，春晚是最受關注、最受指責、也最為神秘的節目。
楊偉光：開始時，春晚是文藝部主任和管文藝的副台長指定一個導演來導。後來我覺得不能老盯著一兩個人，決定採用「春晚導演招標制」，鼓勵年輕導演拿出新方案。招標的時候，部裡的領導、台裡的領導都要去聽、去討論，以中標的導演為主，把其他人的好點子都吸收進去。
媒體：最近這幾年觀眾對春晚的批評比較多。
楊偉光：我覺得應該把期望值降下來。把春晚吹得越厲害，調子定得越高，失落感就越大。因為現在大晚會很多，春晚的演員還是那些演員，編劇還是這些編劇，導演還是這些導演。我提出過，一屆春晚有一個好的小品或相聲，有一首歌傳唱一時，就算成功了。像那時候的《相約九八》、《打撲克》、《常回家看看》、《超生游擊隊》，第二天大家就談論開了。
我在任時是要求春晚和每個演員簽約、給演出費用的。製片人覺得好笑，說春晚擠都擠不上，還要給錢?我說，給多給少雙方可以商量，但一定要給，不給錢，就是不尊重對方的勞動。而且一定要簽合同，朱時茂、陳佩斯和我們打版權官司，就是因為沒簽約，人家後來提出索賠。
媒體：現在春晚給演員錢麼?
楊偉光：具體的我不知道，應該是沿用的。
媒體：這麼多年的春晚，您最欣賞哪一年的?
楊偉光：我還是比較欣賞1998年的，那首《相約九八》到現在來聽都還是不錯的。那年的春晚我們搭建了全新的演播廳，1800平米，在距離除夕還有90天的時候提出來的，結果只用85天就把這個1號演播大廳建起來了。這年的導演是孟欣，她很敬業，很有創新精神。《同一首歌》為什麼長盛不衰?就和孟欣有很大關係。《同一首歌》一個導演，《曲苑雜壇》一個導演，走到今天成為品牌。《綜藝大觀》有好幾個大導演，節目反而撤了。
媒體：這麼說您很欣賞孟欣導演。
楊偉光：《同一首歌》的成功與孟欣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我為什麼欣賞她?就是因為她敬業、有創新意識。那個年代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出類拔萃的人才?就因為「不拘一格」，沒有那麼多靠關係進來的。現在中央台還在挑大樑的，大多數是那個年代湧現出來的。
媒體：《相約九八》已經成了經典，但據說這個節目一度被拿下。
楊偉光：《相約九八》我們審完後，有一天晚上那英給我打電話，問我為什麼要把節目拿下。我就去問了這個事情，他們告訴我過去有一台晚會，想讓王菲把歌詞改了，王菲不改，然後還不唱了，這次就要懲罰她。我說，這個節目很好，還是該上。我們一定要有胸懷，人家不願意改也要尊重別人。《相約98》這麼好的歌，那英跟王菲一起演出，形式多好，為什麼要因為過去的事拿下。我一直主張不要「封殺」人家。過去毛阿敏也是，出了漏稅的事情以後，沒人敢再讓她上節目。我說，出了問題可以讓她改正嘛，漏稅可以補嘛，為什麼把人一棍子打死，搞什麼「封殺」?後來讓毛阿敏慢慢地、淡淡地復出了
讓中國電視進入國外主流社會
媒體：現在湖南衛視、東方衛視這些地方台的文藝節目非常熱鬧，年輕觀眾開始偏向他們了。
楊偉光：中央台作為國家電視台，擁有特殊的資源條件，應該比地方台做得更好。比如春晚，全國最優秀的藝術家，只要請他就會來，你不請他都願意來。中央台應該發揮優勢，各個省台應該辦出特點，如果都搞一個模式就太單調了。現在的綜藝節目，包括一些電視劇，低俗化傾向比較嚴重。電視的影響太大了，對年輕人的觀念、行為影響都很大。如果青少年沉迷這些，那會影響一個民族的素質。
另外國家台和商業台不一樣，國家台比較講究規範，你像日本的NHK就不可以播亂七八糟的東西。只把收視率作為衡量好不好的標準是很片面的。
媒體：現在您回家都看什麼節目呢?
楊偉光：一般都看中央台的節目。《新聞聯播》必看，電視劇也看，《闖關東》啊，《喬家大院》啊，還有一些現實題材的。但是低俗的東西我不看。
媒體：看不看鳳凰衛視的節目?他們挖走了一些央視的人才。
楊偉光：我也會看鳳凰衛視的節目，一般睡覺前看看他們的評論。鳳凰衛視有兩個轉折點，一個是英國黛安娜王妃葬禮的全程轉播，還有一個是「911」，也是全程轉播。中央電視台只簡單發了消息。鳳凰的宣傳口徑比較寬，這一點央視短期內難以解決。但大量資源、大量一手資料都在中央台手上，中央台才應當成為權威。
現在中央領導同志提出，中央台要建設成世界一流媒體、世界一流大台，這不是只靠花錢就能行的。
第一個，我們必須第一時間報道全世界的大事，不能搞假的，要快;第二個，對世界上的重大事件，必須有中國的聲音、中國的評論、中國的態度;第三個，內容必須豐富，要匯聚世界精華，要遍佈世界、覆蓋世界。當然還要有物質基礎，要有世界各地的記者站、世界先進的設備——我們不用太考慮設備問題，中國現在已經用上最好的設備了。做到這幾點才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台。
媒體：您認為鳳凰的哪些優勢中央台還不具備?
楊偉光：鳳凰衛視的一大優勢就是有自己的評論。我當台長時去找中國社科院，想請專家上節目、談看法，很多人都不敢。後來李鐵映同志到社科院去當院長，他提出社科院專家要主動擔當，發出聲音，情況就好多了。鳳凰在規模、資金、人才上，沒法跟中央台比，但他們的新聞快、全、多，有評論，吸引了一些高端的華人觀眾。
媒體：對中國電視的未來您怎麼看?
楊偉光：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電視站起來了，基本上是自己的節目佔領了自己的屏幕，這是第一次飛躍;新一個30年應當是中國電視走向世界的時代。中國電視在製作理念方面要勇於借鑒西方媒體。雖然西方媒體很多觀點我們不苟同，但是理念要借鑒，我們的節目要讓人家看得懂、喜歡看，而首先是看得懂。
媒體：您現在其實是退而不休，還在做事，聽說您還準備進軍新媒體領域。
楊偉光：中央領導同志最近提出發展網絡電視，我認為這是對的。新媒體，尤其是網絡電視，對傳統媒體挑戰太大了。
我現在就是在做一個能夠覆蓋全球的網絡電視。領導同志們調研以後都很支持這個事情，現在已經開始運作了。
這個網絡電視系統，有好多種功能。現在的電視是7點播《新聞聯播》，過了7點就沒了;網絡電視可以點播，還可以唱卡拉OK、購物，將來一定會成為主流媒體。
我在台裡時就辦了兩個國際頻道，4套和9套。現在我希望依托網絡傳播中國的聲音。中央電視台是官方層面的，這個是民間層面的。操作起來並不複雜，全部華語報紙、電視台、華人組織聯合起來，還包括個人。你看到了什麼用DV記錄下來，傳給我們，就是一條片子。可能沒有那麼專業，但親切、快捷，感覺會不一樣。初步決定辦新聞、電視劇、電影、娛樂、學漢語、中醫中藥等30個頻道。
媒體：怎麼贏利?靠收費還是靠廣告?
楊偉光：靠收費，但不搞高收費。也可以做一點廣告，還可以搞點播。點播也搞低收費，一個人付一塊錢看一部電視劇，100萬人就是100萬元了，全球華人有很龐大的數量，而且還是喜歡看這樣的節目的。第二步，我們要製作外語節目，在我們的節目和電視劇下面打上外文字幕，讓中國電視真正進入國外主流社會。現在已經是我們的文化走向世界的時候了。我相信，網絡電視是十分重要的渠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