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鳳凰網報道，1976年夏天，人們在扎伊爾東部伊波拉河附近發現了一種可怕的惡性傳染病——伊波拉。
2014年3月，伊波拉的幽靈又開始在非洲大陸徘徊。據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最新報告，截止10月5日，伊波拉疫情已在塞拉利昂、幾內亞、利比裡亞、尼日利亞、塞內加爾、西班牙、美國7個國家造成7399人確診感染，其中4033人死亡，最嚴重的利比裡亞，死亡人數高達2316人。
本輪疫情之前一直在非洲境內傳播的伊波拉疫情，自然也成了「野蠻人的瘟疫」。
更為可怖的是，9月底10月初，歐洲和美國分別有患者被確診為感染伊波拉病毒。一時間，國際輿論一片大嘩。歐美媒體、公眾一下子從對伊波拉的掉以輕心，切換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模式。
然而中國民眾依然淡定：儘管早在本輪疫情開始之初，中國就向疫區捐錢、捐物，一些公派或參加民間組織的醫護工作者也投身到抗擊伊波拉的第一線，但國內輿情、網絡，對此卻有些不冷不熱。
這究竟是為什麼?
錯誤觀念：疫情遠在天邊
1996年，香港導演王晶拍攝的電影《伊波拉病毒》，推出時間適逢伊波拉疫情在多媒體時代第一次大規模爆發。這部「應景之作」通過正版、盜版風靡內地，令許多人生動形象(當然遠未準確)地瞭解到這種「世界殺傷力最強瘟疫」的可怕。但畢竟疫情「遠在天邊」，中國人並無切膚之痛，如今已很少有人記得那些曾經令人恐怖的電影內容鏡頭——更不用說記得那些真實的恐怖了。
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非洲和中國間的經貿關係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中國產品、工程隊和技術人員遍佈非洲大地，而在中國廣東、浙江等地也工作、生活著數以萬計非洲人。儘管如此，中國人與非洲人間的關係，卻遠非看上去那麼親密。
2014年10月7日，塞拉利昂的志願者們正在掩埋一名感染伊波拉病毒去世的患者的遺體。
一些非洲當地人曾抱怨，中國人在非洲雖然努力工作，但「不帶家屬，不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不打算在當地定居，也不怎麼和當地人通婚」，很多時候過著「關起門來，自成一統」的生活，對非洲人及其生活既不瞭解、也不打算瞭解。
而在中國，也的確有許多人一方面從中非經貿關係中直接、間接得利，另一方面有意無意地對非洲和非洲人隔膜、歧視，將非洲看作「野蠻之地」，將非洲人看作「未開化的人」，而本輪疫情之前一直在非洲境內傳播的伊波拉疫情，自然也成了「野蠻人的瘟疫」。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這種看似殘忍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並非一點道理都沒有：世界衛生組織和許多一線志願者都表示，糟糕的衛生狀況、衛生習慣和醫療條件，是伊波拉疫情在非洲一而再、再而三肆虐的幫兇，而在工業化國家，甚至許多發展中國家，上述情況要好得多，伊波拉疫情的傳播也就自然受到抑制。
不僅如此，伊波拉潛伏期短(2-21天，但通常僅5-10天)，致死率又特別高，許多證據都表明，這種高致死率和快速發病特質，加上病毒孵化期過短的特點，反倒抑制了其傳播，因為大多數感染者還未來及再感染他人，就已死於非命。這種特質讓此前的疫情總是很容易被「封閉」在非洲本土。這也讓普通民眾覺得，伊波拉於己無關。
社會環境：缺乏「正能量」傳播
對於此次伊波拉疫情，中國官方和民間組織的關注和投入，其實是比較早的。
今年3月、5月、8月，中國紅十字會和中國政府三度向疫區捐贈，當9月底、10月初傳出疫情發展的新消息後，中國有關方面再度表示將追加援助。
與此同時，從中國各地、各大醫療機構緊急動員的一批傳染病專家、醫護工作者也已經或即將投入疫區一線，加入到當地醫療部門和國際社會應對伊波拉疫情的行列中。
除了這些官方、半官方援助，一些中國專業人士和志願者，則加入了「醫生無國界」等民間組織，投入到非洲疫區一線。
在應對伊波拉方面，中國能否自信地表示「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為了應對疫情，中國人不僅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還有不少一線醫護人員、專業人士和志願者遠離家人，冒著風險奉獻，且已有人為此感染上了伊波拉疫情。
但鑒於前述種種原因，國內媒體、網絡和公眾、社會，對這些人、這些事，同樣或多或少抱有「與己無關」的心態，少有關注，難成熱點，即便偶爾提幾句、看幾眼，也未必放在心上。
不僅如此，中國對非傳統的醫療衛生援助模式——「中國醫療隊模式」也需與時俱進，才能適應非洲當地的新形勢、新需要。「中國醫療隊模式」最大的特點，是集中佈局、統一管理，自成體系，這在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是正確的、可取的，但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卻難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尤其是「宜緩不宜急」，即適應當地一般條件下的醫療保健需要，卻不適應應對如伊波拉突發之類的大規模疫情，難以和應對這類大規模疫情所必須適應的，與當地衛生機構及國際間援助組織大分工、大合作的體系、模式接軌。這在很大程度上既制約了援助的效果，也影響了「正能量傳播」。
此外，某些商業醫藥機構、個人照例將伊波拉疫情當作「捆綁銷售」的平台，藉機宣揚、渲染自己所謂「包治伊波拉的獨門秘方」，這種極不嚴肅的做法不僅令中國、非洲許多人反感，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公眾對疫情和真正危險的關注度。
嚴峻現實：危險近在眼前
隨著9月底、10月初歐美猝然發生伊波拉病例，相關國家已啟動了相關應對措施。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開始監控來自利比裡亞、塞拉利昂、和幾內亞乘客體溫。波士頓地方媒體日前報道稱，波士頓洛根國際機場一次性發現了5例伊波拉病毒疑似感染者，均來自阿聯酋航空公司起飛自迪拜的同一架次航班，這加劇了美國航空股板塊大跌。之後更新報道證明這些人只是流感症狀，並且沒有在近期到過西非疫區。
歐洲方面，英國各個主要機場也開始體溫監控。英國首相卡梅倫稱，必須採取「有力措施」阻止病毒傳染到英國。
2014年8月11日，德國柏林一家醫院的醫療人員正在進行消毒程序演練。該醫院準備收治伊波拉患者以及疑似患者。
然而歐美出現伊波拉病例的現實表明，即便是發達國家，在應對惡性傳染病疫情大規模蔓延方面，也仍然存在許多漏洞和薄弱環節，如隔離區設施簡陋，隔離措施馬虎，醫護人員個人防護設備不到位，護理經驗匱乏，操作不當等，人們原本以為可以倚仗、萬無一失的完善醫療衛生體系、發達社會文明程度，事實上也未必總那麼保險。
與這些工業化國家相比，中國無論在醫療衛生體系或公共衛生習慣等方面，都尚有很大差距，就更沒有理由對伊波拉疫情麻木不仁，盲目樂觀。
一如許多專家所分析的，包括中國在內、非洲以外世界此前的樂觀，很大程度上基於「防護到位就可高枕無憂」心理暗示，但馬德里、達拉斯剛剛發生的「自傳染病例」表明，這一認識是錯誤的、片面的。
從某種程度上講，伊波拉的確比艾滋病更危險，因為後者只要生活檢點、注意防護即可避免被傳染，而前者則只要有接觸就可能感染，且可以通過航班在一夜間傳播到千里之外。
更為重要的是，數百萬中國人生活在非洲，約1萬人生活在塞拉利昂、幾內亞和利比裡亞。有專家就認為，不能排除病毒波及亞洲的可能。特別是中國與許多國際城市有許多聯繫，人員往來很多。一旦出現類似馬德里、達拉斯的情況，在應對伊波拉方面，中國能否自信地表示「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提高意識：應對「世紀瘟疫」
如前所述，伊波拉疫情對中國、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既遠在天邊，又近在眼前，如果繼續抱著事不關己、麻木不仁的態度，把伊波拉疫情看作無關於己的他人痛癢，對疫情或掉以輕心，或盲目恐慌，於己於人，都是十分危險的。抱著客觀、科學的態度積極應對，進一步完善健全醫療制度，改善社會衛生習慣，加強相關知識的普及傳播力度，避免以訛傳訛的「末日大片式恐慌」，才是國人面對伊波拉應有的態度。
「地球村」時代人們的足跡遍佈全球，感染和交叉感染上「天涯海角」的疫病，已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如前所述，此前伊波拉的傳播範圍之所以較小，和其高致死率及病毒壽命週期短有關，但病毒是變異極快的微生物，一旦出現傳播能力更強的變異品種，而人們尚未做好準備，後果將不堪設想。
別以為瘟疫只是「不文明世界」的專利，別以為他人的不幸總是離自己很遠。
如今，伊波拉已被安上諸多「標籤」， 21世紀的「世紀瘟疫」，下一個艾滋病，21世紀的「黑死病」。隨著西非伊波拉死亡人數突破4000，美歐伊波拉防線相繼失守，伊波拉疫情又現升級勢頭。面對潛在的伊波拉傳入風險，中國應該做好心理和物質上的準備，同時也要做好科普和衛生預防宣傳工作，避免出現恐慌情緒。
更為重要的是，別以為瘟疫只是「不文明世界」的專利，別以為他人的不幸總是離自己很遠。今天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依然貧困、落後，無力單獨對抗病魔，國際組織、志願者的力量也相當有限，需要國際社會更多的關注、幫助和投入，這不僅是為了救當地人，也同樣是為了自救——曾幾何時，「文明世界」也將同樣源於非洲的艾滋病當作他人之痛癢，最終自己卻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這一幕，絕不應在伊波拉或其他「文明瘟疫」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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