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近日，軍報整版刊文紀念陝甘邊區政府成立80周年，現將全文摘錄如下：
習主席強調指出：要發揮紅色資源優勢，深入進行黨史軍史和光榮傳統教育，把「紅色基因」一代代傳下去。
80多年前，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勳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率領陝甘邊軍民浴血奮戰，創建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在播撒革命火種、開展革命運動、建立革命政權的艱苦鬥爭中，他們用熱血和生命鑄就了不朽的功勳和南梁精神。在革命歷史長河中，南梁與延安如月轉陽，奏響了新一輪革命高潮的序曲。
在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80週年(1934年11月7日成立)到來之際，我們重溫南梁那段波瀾壯闊的革命歲月，就是要始終牢記：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建軍之本、強軍之魂;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是我軍克敵制勝的特有優勢;人民群眾是我軍贏得勝利的力量源泉;革命先輩的政治品格和優良作風是我軍永葆政治本色的傳家法寶。
——編者
去年秋天和今年春天，我先後兩次沿著當年紅軍長征在甘肅的路線尋訪，越走離那個烽火連天的歲月越近……
到陝北去
毛澤東曾對美國記者斯諾說，1935年9月，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毛澤東說的「最黑暗的時刻」，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工農紅軍「最黑暗的時刻」。
此刻，中央紅軍剛剛擺脫張國燾的要挾、阻撓，甚至圍追堵截，到達隴南重鎮哈達鋪。毛澤東居住的「義和昌」藥店外，不時傳來軍民暢談的歡笑聲，可毛澤東的心情並不輕鬆：紅軍離開瑞金時有8萬之眾，一路征戰，特別是經過湘江戰役和「川西分兵」，現在到達哈達鋪的紅一方面軍主力只有7000餘人。這7000餘人既肩負著保衛黨中央的重任，也決定著紅軍長征的方向。
走出川西草地的紅軍向哪裡去?「義和昌」藥店的廂房裡，煙霧繚繞，毛澤東一根接一根地吸煙，這個重大問題纏繞著他。
是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黨中央離開蘇區瑞金後，短短一年時間裡，紅軍在南方艱辛創建的十多塊根據地，或被迫放棄或主動撤離或擅自放棄，現在僅僅剩下湘鄂川黔邊根據地還在紅二、六軍團的堅守下，而且不久後也將主動撤出，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
根據地一個個消失，一隊隊紅軍行走在戰略轉移的漫漫征途上，但最終的落腳點在哪裡?為這一支行走中的紅軍尋找落腳點，毛澤東又一次陷入沉思。
毛澤東並不知道，就在距哈達鋪不足千里的陝北，當中央紅軍被迫放棄根據地開始長征時，以南梁為核心的陝甘邊根據地的發展卻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邊區100多名工農兵代表匯聚南梁，習仲勳當選為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志丹當選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邊區政府成立僅一年，陝甘邊、陝北革命根據地已連成一片，形成了北起長城、南至淳耀、西接環江、東臨黃河，擁有30多個縣域、百萬人口的陝甘革命根據地。這一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一無所知。
1935年9月21日，紅軍長征到達哈達鋪。在這裡，毛澤東看到了刊有陝北根據地和陝北紅軍情況的《晉陽日報》《大公報》等報紙。
多年之後，當我在哈達鋪紀念館的展櫃裡看到這張《大公報》時，眼前彷彿又浮現出當年毛澤東在哈達鋪的關帝廟裡向團以上幹部作政治報告的情景：他抖落著《大公報》，興奮地說，我們要到陝北去，那裡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地!
毛澤東的報告令年輕的紅軍將士熱血沸騰，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科長彭加倫連夜創作歌曲《到陝北去》：陝北的革命大發展，創造了十幾縣廣大的紅區，迅速北進會合紅軍二十五、二十六軍，消滅敵人，爭取群眾，鞏固發展陝北紅區，建立根據地，高舉抗日鮮紅旗幟，插到全國去……
紅軍戰士唱著歌，邁著輕快步伐離開哈達鋪，向著陝北進發!
十月艷陽
自9月23日離開哈達鋪，由紅一軍、紅三軍和軍委縱隊改編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一路進展順利，毛澤東的心情也隨之一路向好。
9月29日晚，陝甘支隊佔領通渭縣城，這也是陝甘支隊進入甘肅後佔領的第一座縣城。當晚，在城東文廟街小學，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在這裡接見攻城先鋒連全體官兵，毛澤東即興朗誦起翻越岷山時醞釀在心中的詩篇《七律·長征》。他濃重的湘音，在文廟街小學的庭院裡迴盪……
也是這個初秋的夜晚，在甘泉縣石門鎮一座土窯洞裡，劉志丹、習仲勳一邊商量動員根據地群眾籌款籌糧迎接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派人前往隴東鎮原一帶迎接事宜，一邊商量由劉志丹赴瓦窯堡向陝甘晉省委負責同志匯報「肅反」情況。
一盞油燈搖曳著暗紅色火苗，溫暖著小土窯，也映紅了劉志丹、習仲勳的臉。
劉志丹的心情並不平靜：他剛剛從通信員那裡看到了抓捕自己的密令，他知道此去是凶途，但更清楚西北紅軍和紅25軍剛剛組建為紅15軍團，組建後取得了勞山、榆林橋戰鬥的勝利，這個年輕的軍團是多麼需要精誠團結!中央紅軍快要到達陝北了，根據地更需要鞏固發展。為了根據地的建設，為了剛剛成立的紅15軍團的發展，他毅然決定前往瓦窯堡。
習仲勳已經感到了「肅反」的異常，也十分清楚「老劉」此去凶多吉少，他更知道革命者的重任遠遠大於個人的安危。他和劉志丹緊緊握別，向蘇維埃政府所在地下寺灣方向走去，消失在秋日的夜色中。
望著習仲勳消失的背影，劉志丹陷入了沉思：這個被稱為「娃娃主席」的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見證了根據地從創建到發展壯大的全過程，也見證了紅26軍從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的全過程。和這個「娃娃主席」一起鬧紅的邊區幹部，怎麼突然間都成了反革命分子?他百思不得其解。
陝北的秋季是溫和宜人的，可1935年的陝北之秋，卻充滿血雨腥風。劉志丹到瓦窯堡後立即被關押。接著，張秀山、楊森、習仲勳等陝甘根據地領導人先後以「右傾機會主義」「反革命分子」名義被關押……短短一個月內，陝甘革命根據地縣以上幹部和紅26軍營以上幹部悉數被捕，被嚴刑逼供，有200多人被殺害。
陝北急切盼望黨中央毛澤東的到來!黨中央毛澤東也急切盼望著早日到達陝北，到達根據地!
行進在甘肅大地上的黨中央和陝甘支隊，一路攻城略地，繼10月5日佔領交通要道單家灣後，又於10月6日攻佔有「關中項背、河隴咽喉」之稱的戰略要地六盤山。
登高遠眺陝北，回望漫漫長征路，毛澤東深情吟唱：「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毛澤東要「縛住的蒼龍」是指日本侵略者?是指蔣家王朝?還是指長城內外的大好河山?或者是把這些都視為一個個蒼龍待縛?
4天後，毛澤東率中央紅軍陝甘支隊到達鎮原縣三岔鎮，在這裡他收到了劉志丹、習仲勳派人送來歡迎中央紅軍北上的信件，毛澤東讀著信，高興地對周恩來說，我們終於到家了，陝北紅軍派人接我們了!
當晚，毛澤東住在三岔鎮的天主教堂。這是一座土木結構、面闊三間的天主教堂。浦河水在教堂邊緩緩流過。
78年後的秋日，我來到三岔鎮，教堂沐浴在秋日的陽光裡，浦河水依然緩緩流淌，只是教堂已經變成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講解員正對著一群「紅領巾」說：當年……
南梁月光
誰也忘不了南梁那片熱土，它養育了我們的先輩，講述著南梁人養育先輩的真情故事——
當年南梁的月光格外明亮。老楊樹村的老婆婆藉著月光悄悄把還沒有成熟的蕎麥拔起，又連夜把麥子烤焦，為劉志丹做蕎面饸饹。劉志丹端著蕎面饸饹，淚流滿面，說：「鄉親們鍋裡空著，我咋能吃下碗裡的啊!」閻家窪子的四十二烈士，是為了掩護習仲勳轉移而遭反動派活埋的。荔園堡烈士紀念碑上，鐫刻著609位烈士的英名。是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和活躍在這片土地上的先輩們用鮮血和生命建成了這塊根據地，成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紅軍長征之後的落腳點和八路軍3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地。
——陝甘邊的血色堅守，其實質是一群共產黨人對黨的信仰的堅守。正如劉志丹在獄中說的：「我們死也不能說假話，黑雲總遮不住太陽。」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勳堅持在陝甘邊區建立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的做法，自始至終都與陝西省委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人發展「關中平原根據地」的主張相背離。這也成為根據地建設的最大障礙和矛盾。
1931年夏天，劉志丹第三次來到南梁，他鑽梢林、爬溝峁、食野果、飲山泉，利用一個半月時間，踏遍了南梁的幾十個村莊，走訪了數百位村民，其目的只有一個——建立根據地、建立革命的武裝。經過3個月的艱苦努力，劉志丹將趙連壁、楊培盛、賈生財的3支農民武裝進行整編，建立了南梁游擊隊。陝西省委卻指出：「你們所處的區域，交通不便，文化落後，大革命的影響非常微弱或者根本沒有，蘇維埃運動的影響自然更是聽不著的。」「游擊區應該向關中道發展……」
1932年初春，陝甘兩省軍閥在隴東大地混戰，軍閥們隨意加收攤派糧款，使本來就難度春荒的饑民雪上加霜，正寧縣農民紛紛組織民團抗糧抗捐。謝子長等陝甘游擊隊領導人認為這是擴大武裝，建立根據地的好機會，決定以正寧縣寺村塬為中心建立陝甘邊根據地。4月，陝西省委負責人杜衡就來到寺村塬，指責謝子長是「右傾機會主義」，解散陝甘游擊隊總指揮部，撤銷謝子長總指揮職務，命令部隊南下關中平原開展鬥爭。剛剛建立一個月的根據地就這樣夭折，到關中平原創建根據地的計劃也遭到慘敗。
信仰的火種是不會熄滅的。第二年春天，劉志丹、習仲勳又在耀縣照金創建了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紅26軍也在這塊土地上迅速發展壯大。杜衡又來了，指責劉志丹、習仲勳在陝甘邊創建根據地是「右傾機會主義」「游擊主義」「梢林主義」和「逃跑主義」，強令紅26軍南下渭南、華陰。
杜衡的這個錯誤決定，不但使陝甘邊創建以來的第一支紅軍主力幾近全軍覆沒，也使根據地面臨喪失的危險。杜衡也被捕入獄，最終成為叛徒。緊要關頭，在習仲勳等同志的主持下，陳家坡會議於1933年8月14日召開，決定成立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確立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積小勝為大勝、集中主力、廣泛開展游擊戰爭、開展深入的群眾工作的戰略方針。陝甘邊革命再一次在危難中轉局!
——陝甘邊的「狡兔三窟」式戰略佈局，是共產黨人長期游擊戰爭實踐的結晶，被毛澤東稱之為圍棋的「做眼」。
1933年11月初，一場大雪覆蓋了陝北大地。在合水縣包家寨一孔土窯裡，劉志丹、張秀山、王泰吉們正圍爐暢談，籌劃著根據地的未來。劉志丹說：「寺村塬丟了，照金也丟了，看來紅軍一個根據地是吃不開的。」王泰吉接過話茬說:「狡兔有三窟，紅軍也要經常調個窩，調換著住。」一直沉默的張秀山聽了「老劉」「老王」的發言，感到非常有道理，猛地站起來：「老劉，咱就來『狡兔三窟』，多建幾塊根據地。」
幾位領導的意見高度一致。包家寨會議決定：一是撤銷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恢復紅26軍，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紅26軍第42師;二是建立陝北安定、隴東南梁、關中照金三個根據地，並相應組建三個游擊隊指揮部。形成以南梁為中心，以關中和陝北為南北兩翼的多區域的陝甘邊根據地戰略佈局。「狡兔三窟」式的多區域戰略佈局，粉碎了敵人的多次「圍剿」。毛澤東曾感慨地說，劉志丹用「狡兔三窟」的辦法，創出局面，這很高明。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又將這種辦法推廣到整個敵後根據地創建實踐中，並風趣地說，這如同圍棋中的「做眼」。習仲勳卻說，這是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靈活運用和成功實踐。
——陝甘邊的「紅白灰」三色創建革命武裝方式，化敵為友，變敵為兵，是統一戰線法寶的具體應用和成功實踐。
要革命就得有自己的武裝，大革命失敗後，陝北的共產黨人更加堅定了這個真理。1929年5月，中共陝北特委在榆林紅石峽召開會議，劉志丹提出「變敵人武裝為革命武裝」的「紅白灰」三色鬥爭方式。
「紅色」，即發動組織工農群眾，建立黨獨立領導的人民軍隊;「白色」，即派共產黨人到白軍中開展兵運工作;「灰色」，即爭取、教育和改造綠林武裝，為創造人民軍隊儲備武裝力量。
當時的陝北有國民黨的正規軍，有割據一方的地方軍閥，也有活躍於各地的哥老會和佔山為王、據峁擋道的上百股土匪武裝。「三色」武裝鬥爭，非常符合陝北的實際。一時間陝甘邊的武裝鬥爭呈現色彩斑斕、蓬勃向上之勢。
劉志丹、謝子長打入駐甘騎兵第四師蘇雨生部，謝子長為第10旅旅長，劉志丹擔任第8旅16團中校副團長，他們利用公開身份，在蘇雨生部安排了大批黨員和進步青年。
1930年春，蘇雨生在軍閥混戰中失敗，劉志丹、謝子長又來到慶陽軍閥譚世麟部開展兵運工作。劉志丹以此為基礎創建工農武裝，聚集了一批共產黨員和貧苦農民，編成譚世麟的騎兵第六營。這支隊伍，後來成為南梁游擊隊的一部分。
這期間，陝甘邊的其他領導人也秘密打入國民黨內部，發動兵變和起義70多次，建立工農武裝。
正是「紅白灰」多彩的發展革命武裝方式，很快拉起來了一支支隊伍，使陝甘邊村村「鬧紅」。當時南梁廣為傳唱的紅歌真實描述了廣大農民「鬧紅」的情景：葫蘆河，彎又彎，河邊住著劉志丹，老劉住了沒三年，葫蘆河水映紅天。
儘管有人還指責他們不夠純潔、匪氣太濃，但他們在革命的鬥爭實踐中，絕大多數都變成了真正的革命者。保安縣哥老會首領馬錫五，帶著數百人的隊伍投奔劉志丹，後來擔任陝甘寧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成長為新中國的著名法學家;保安縣永寧山哥老會「大爺」馬海旺，成為永寧抗日救國軍副主任、陝甘寧邊區勞動模範;黃龍山「大王」郭寶珊起義參加紅軍，成長為共和國的開國將軍……
——南梁紅色政權的一整套制度，深深植根於南梁的土地。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南梁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成果。
在新落成的「南梁革命」紀念館裡，我見識了80年前的南梁式民主：參加陝甘邊工農兵代表大會的100餘名代表，由邊區各縣按人口比例產生，工人、農民、軍人、婦女等各界均有代表。1934年11月4日至6日，經過代表們充分討論，大會通過了政治、軍事、土地、財政、糧食決議案，以無記名投票選舉的方式成立了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習仲勳當選為主席，劉志丹當選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我看到了那份紙張已經發黃的《邊區廉政法令》：凡一切黨政軍幹部，如有貪污10元以上者執行槍斃。正是這嚴厲的法令，使邊區政府沒有發生一起貪污案件。
我看到了著名的邊區「十大政策」和與之相配套的《土地決議案》《移風易俗條例》等，僅分土地一項，就明確了「地主參加勞動者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中心地區分地、邊境地區不分地;田、青苗一齊分;紅軍家屬分好地、優先分」八項具體規定。還有「勸破除迷信、勸誡賭博、勸誡鴉片煙、勸禁止買賣婚姻、勸婦女放足、勸男子剪辮子」為內容的「六勸」活動。從法規制度到文明守則，彰顯著根據地建設者的法制理念和文化追求。
我在荔園堡尋找「紅軍軍政幹部學校」的身影。這所1934年10月創辦，由劉志丹、習仲勳分別兼任校長和政委的紅軍學校，先後舉辦三期，培訓紅軍幹部200多人，成為「紅白灰」三色武裝起來的陝甘邊紅軍消除游擊習氣甚至匪氣，灌注先進政治理念、軍事思想和施政方法的最初搖籃。
這一切，雖然還不能構成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的全部風貌，不能再現80年前這片土地上的烽火歲月，但足以說明——馬克思主義在陝甘邊根據地早已生根發芽並繁茂成長著。
——南梁的紅色歌謠，是南梁人紅色基因的自然流淌。當大江南北深情吟唱這些紅歌時，並不知道歌的源流在南梁。南梁總是默默含笑!
從去年秋天第一次走進南梁，我就一直在為自己的孤陋寡聞而羞愧。我曾無數次去過延安，也曾無數次獨自深情吟唱《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繡金匾》《軍民大生產》，總以為這些歌曲就產生在延安，還曾想當然地認為《繡金匾》產生在南泥灣，《軍民大生產》產生在延安……總以為對這些歌曲是理解的，到了南梁，我才知道，我原來張冠李戴，我原來一無所知。
《咱們的領袖毛澤東》是環縣曲子鎮劉旗村農民孫萬福在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見到毛澤東時，從心底流淌出來的;《繡金匾》是新正縣馬欄區的流浪木匠汪庭有在做桌椅凳時深情敲打出來的;《軍民大生產》也是作家張寒暉在南梁這片土地上，聽著民歌《推炒麵》：雞叫頭綻裡麼呼兒嗨，叫二綻裡麼呼兒嗨，推炒麵呀麼呼兒嗨……而演繹出來的;還有那個《劉巧兒》，她就是南梁的封芝琴老人……
一曲曲信天游漫過南梁的溝溝峁峁，又漫過延安，漫向全中國……南梁卻安臥在柔美的月光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