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錢江晚報》報道，知名歷史學家張憲文的記憶裡，始終有個上世紀80年代的夏天：日本文部省審查批准的歷史教科書中，公然把「侵略中國」扭曲為「進入中國」，日本右翼分子還聲稱，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製造的謊言」。這些謬論引起中央重視，南京隨之召開一系列的座談會。
作為從1960年就涉及研究南京大屠殺史的學者，張憲文也獲邀參加。他記得，那時是夏天，從南京各個地方趕來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濟濟一堂。來的人說到激憤處，便撩起衣袖向眾人展示傷疤：「這裡是日本鬼子用刺刀戳的!」又一撩褲腿：「這裡也是!」當時的倖存者總體規模有兩三千人，而如今，倖存者的規模僅為100人左右。拯救記憶、還原真相成為越來越緊迫的命題。
在張憲文以及他的團隊努力下，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取得豐厚進展：他主持編寫了72卷、4000萬字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為侵華日軍的南京大屠殺暴行奠定了鐵證。在首個國家公祭日到來之前，張憲文所在的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聯合南京部分學者，根據《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編纂了三部五卷有關南京大屠殺史實的公祭公眾讀本，使公眾更瞭解南京大屠殺鐵的事實。
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有何難點及爭議點?怎樣釐清歷史真相?近日，張憲文在南京大學接受錢江晚報記者採訪。
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
鐵證如山
記者：作為中國學者，研究南京大屠殺史，如何做到客觀公正?
張憲文：南京大屠殺時，我只有4歲。我老家在山東泰安，屬於淪陷區，我爺爺還曾被日本人關進憲兵隊拷打。但我常說，我們歷史學者要做「冷血動物」，要冷靜地看待歷史，不能熱血沸騰，一熱血沸騰就麻煩了。
舉個例子，在研究南京大屠殺史時，有兩個明顯對我們有利的數據，我們都棄之不用，一個是有記載說，日軍在南京草鞋峽大屠殺，遇難者人數達到57418個，統計到了個位數，這在當時的情況下，可能數得清楚嗎?還有一個，日本戰犯太田壽男說，日軍動用30輛卡車和800個士兵，從城內運了15萬具屍體丟到長江裡，但這也不符合常規，我們沒有採納。
記者：近4000萬字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其中資料是如何收集的?
張憲文：我們團隊在過去10年裡跑了8個國家，包括美國、日本、英國、俄羅斯、德國等，近110位老師參與史料的整理和翻譯。最終，我們徵集了近4000萬字，這些材料都是南京大屠殺的證據，無法被抹殺。
我們這次推出的公祭讀本，收錄了大量侵華日軍的日記，比如，日軍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就曾在日記中寫道：日軍「基本上不實行俘虜政策，決定採取全部徹底消滅的方針」。他還在日記中記錄：一日日軍高級將領去師團視察，院中正好有十幾個俘虜，他便讓那位將領「試刀」，將領一下子砍掉兩個人的頭顱。
糾纏於遇難人數
是日本製造的陷阱
記者：日本在南京大屠殺人數上一直有爭議，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張憲文：2006年，日本外務省曾派人來訪南京，當時來了兩位女領事和我談話。不久後，日本外務省網站上報道，根據現存材料，日軍在南京對於非戰爭人員的殺害是事實。每年8月15日，日本一些極右分子會穿著軍裝走向街頭，舉著「南京大屠殺是謊言」的牌子。但是日本政府的官員，近幾年並不敢在公開場合否定南京大屠殺存在。
現在最大的爭議焦點就是遇難者人數的問題，當時外務省網站的報道裡也說，「對於遇難人數的問題，外務省不予置評」。我一直強調，糾纏於遇難人數的問題，是日本製造的陷阱，不能因為數字模糊焦點。30萬的遇難者，我們不可能一個個數得過來登記。我在日本時曾說，談30萬人數問題有三個前提，第一，是否承認日軍在南京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第二，是否承認這是極度殘忍的?第三，是否承認殺害百姓和放下武器的軍人是違反國際法的?如果承認這三條，那麼人數問題是可以討論，但這種討論必須是學者之間的討論。
記者：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單收集工作取得哪些進展，存在哪些困難?
張憲文：為了研究，我去了日本15次以上。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遇難者傷亡達20多萬，戰後還不斷有人因核輻射等後遺症去世，廣島做了很多調查工作，我在當地的紀念館看到，他們有一面牆滿滿放著倖存者的回憶錄。但我們早年並沒有做這個工作,上世紀八十年代時，倖存者還能找到很多，但現在只剩一百多個倖存者。我們通過多種渠道，找到了16000個左右的名字，必須承認，這距30萬的數據還有很遠。
南京大屠殺
應納入聯合國公祭範圍
記者：不管是對於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或者遇難者來說，國家公祭日都是一種告慰。你怎麼看待國家公祭日的設立?
張憲文：我希望大家理解，南京大屠殺並不只是南京的地方性事件，南京百姓和軍人在大屠殺中遇難，應該說為國家民族做出了犧牲。日軍這種殘忍的暴行，是破壞世界和平、毀滅人類的行為。現在，公祭上升為國家層面，但我覺得還要從聯合國的層面開展，將南京大屠殺與德國納粹迫害猶太人等一起，列入公祭範圍，進行全世界的祭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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