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發生了一系列重要變化。這種變化不僅體現在中央強力反腐、通過整頓官場轉變作風等，更重要的是通過中共的兩次全會相繼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方案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戰略。按照習近平的話說，這是姊妹篇、上下篇。據鳳凰網大學問報道，如何看待十八大後中國所發生這些變化，這些變化與習近平的治國理念、治國使命以及中國社會的現實有什麼內在聯繫，習近平治國使命實現的關鍵節點在哪裡?所有這些都值得我們高度關注和深入思考。
一、習近平的治國理念與治國使命
如果從更理性的角度來觀察，筆者認為習近平上任後，在治國理政方面不是零敲碎打，也不是修修補補，而是體現出鮮明的「三整」特徵，即：整體思維、整體謀劃和整體戰略。
在上述思維框架下，集中反映出他的四個特色鮮明的執政理念：這就是鐵腕治國、俯首為民、公平正義和獨行獨立。
從鐵腕治國來看，十八大後中央相繼出台的一系列鐵腕反腐舉措，不到兩年拿下56位部級及以上官員、包括周永康這樣的正國級「大老虎」、徐才厚這樣的「軍老虎」，使人們看到「零容忍」決不是一個簡單的說辭;從俯首為民來看，以維護人民的利益作為最高標準集中體現了習近平的以民為本的理念和價值導向，諸如「只要人民追求的，就是我們奮鬥的目標」，「要讓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實現自己的夢」，要讓每一個司法審判案件能使每一個中國人都能感受到公平公正「等，其思想深處的親民為民的情懷溢於言表。正像魯迅先生當年所說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從公平正義看，不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還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中，都把制度公平、機會公平以及規則公平放在突出位置，在他看來這是中國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石;從獨行獨立看，他反覆強調「不照抄、不照辦」，決心要走出一條實現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
習近平治國理念隱含著宏大的治國使命，這種治國使命可以高度概括為「五個重塑、重建或重構」方面：即重塑中共的執政形象、重建中國的官場、重構中國的秩序、重構中國的價值、重構中國的發展方式。
第一，重塑中共的執政形象。重塑形象最核心的莫過於要提升老百姓對中共領導地位的認知度，提升公眾對中共執政地位合法性的心裡支持度。而這兩者，並不等於中共有了領導權、有了程序上的合法就能自然而然得到來的。這一點對中共未來的執政和領導都至關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說，習近平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大大提高中共執政和領導的社會認同度和心理上的支持度，讓民眾心悅誠服，進一步改善執政黨與民眾的關係。
第二，重建中國的官場。無須諱言，近年來中國的官場確實出現了很多嚴重的問題，如買官賣官、權線交易等，對社會風氣起到了非常壞的破壞影響。在習近平看來，中國社會風氣敗壞，首先是因為中國官場風氣敗壞以後帶壞的，要改變中國社會風氣，首先必須矯正中國的官場風氣。而十八大提出的「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也許是最好的重塑官場的「猛藥」。換句話說，只有我們的710多萬黨政公務人員每個人能夠清正，才可能有政府清廉;而幹部清正、政府清廉無疑又是政治清明的前提和條件。記得筆者早在2004年就曾提出過未來中國公共治理的「十四字方針」即：嚴治官、善待民，創新政體，穩定銀根「，沒想到在十年後的習近平重塑官場的新政上似乎得到了驗證。
第三，重構秩序。應該說，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制定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為重構中國秩序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路線圖。其內在邏輯是：通過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構建中國的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在筆者看來，習近平在重構秩序中把維護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權威放在了首位，這充分說明他對憲法敬畏和尊重。其核心是，中共可以領導制定憲發和法律，但中共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任何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要得到追究。
第四，重構價值。即重新構建中國的價值體系，不是說對過去的都要推翻重來，而是要解決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價值荒漠化以及價值紊亂的問題。這也許是中國真正的風險和危機，即信仰危機。習近平上任後做的第一個大判斷是「腐敗亡黨亡國」，所以他強力反腐，既打老虎又打蒼蠅。後來他又還做了第二個大判斷，即「人心向背，決定執政黨的生死存亡」，這也許更加接近問題的本質。而中共十八大後提出是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試圖想以此為引領，重構中國的價值。如果取得實質性進展，意義深遠。
第五，重構中國的發展方式。中國的發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國傳統的發展方式走到盡頭大家也心知肚明。在胡溫執政提出的轉變發展方式的大框架下，新一屆政府不斷完善發展方式的戰略部署，使其盡快取得成效。其中最令人鼓舞的，就是提出「市場決定論」，並按照這一思路重構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係，這對未來中國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無疑具有戰略意義。
與習近平治國理念和治國使命相對應的是他的治國策略：一是「嚴黨、嚴軍，反貪、治吏」並重。十八大後，中共不斷採取重大舉措從嚴治黨、從嚴治軍，對貪腐採取高壓舉措絕不手軟，重拳出擊治理官場，在黨內、軍內、官場掀起巨浪。二是「法治、德治「並行」。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破天荒地專門研究依法治國的問題，並制定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路線圖。與此同時，習近平也十分重視以德治國的實施。在選拔人才時，強調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三是「傳統和現代融合「。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制定出的全面改革路線圖裡，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全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二次改革的大目標，足以說明他所具有的現代治理的價值和理念。但同時，他又不斷在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中尋找治國理政的精華，使之與現代國家治理理念融合，如中國歷史上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文化中的仁、義、禮、信、智等，都被他高度推崇，並將之運用於治國的實踐之中。
二、習近平治國使命的現實基礎
習近平之所以在中國改革開放經歷三十多年後的「二次改革中「確立上述治國使命，同樣值得我們回味和思考。筆者以為，這應該與中國社會的現實息息相關。當下中國社會的最大現實是：一方面中國改革發展取得了舉世觸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也面臨著一些列嚴重的風險和挑戰。從前者看，兩個數據足以證明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第一，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起步那一年，中國人均GDP還不到非洲最窮國家的三分之一，那時候中國真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然而，三十五年後，2013年中國人均GDP達到6700美元，中國整體上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劇變。第二，1978年至2013年的三十五年間，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平均達到9.8%的增長速度。迄今為止，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如此大的一個經濟體經濟連續高增長三十五年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已經創造了歷史。
但是我們也要清晰地看到，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到今天，積累的問題也同樣嚴重。而習近平治國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問題導向，不管是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制定，還是依法治國戰略的推出，都是以問題為導向的。這些問題歸納起來，可以概括為四大風險：即經濟風險、社會風險、信任風險、政治風險。
從經濟風險來看，主要有兩個問題。其一，要轉方式還是要保增長，這兩者內在是有衝突的。大家看到十八大以後，我們提出了「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的新」十二字方針「。但實施中的情況是：當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時候，就突出穩增長，調結構肯定會受到影響;當經濟增長壓力不大的時候，可能突出調結構，但調結構可能對穩增長造成潛在影響。這說明協調兩者並不容易。調結構的重要性毋容置疑，因為我們面臨」四個難以為繼「：低成本出口戰略以金融危機爆發為標誌難以為繼;低端產業主導的經濟結構難以為繼;資源環境的傳統使用方式難以為繼;收入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問題使社會穩定的大局難以為繼。這四個難以為繼，說明中國經濟轉方式非常緊迫。但從2013年開始，中國的經濟下行壓力越來越大，在這樣一種環境下，我們不得不再把穩增長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大，究竟是中國經濟高增長三十五年以後的理性回歸，還是中國經濟真的出現了大問題，看法不一。我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沒有大問題，但至少有四種隱憂。一是嚴重的房地產泡沫;二是地方債務風險，其中顯性約有二十萬億，隱性更多;三是金融體系改革滯後導致影子銀行作祟：一方面流動性氾濫，一方面銀行缺錢，加大了金融體系的風險;四是產能過剩。因此，轉方式、穩增長，這兩者內在如何協調，克服衝突，對我們駕馭經濟的能力是很大的挑戰。
從社會風險來看，最大的問題是中國社會的整體利益格局被扭曲了。造成利益扭曲的原因很多，但在我看來主要有三：分配製度不合理、機會不均等，以及既得利益興風作浪。從分配製度不合理來看，中國35年的改革開放，城鄉、貧富、行業、地區四大差距沒有一個被縮小，都被放大了。這說明中國的分配製度肯定是出問題了。從機會不均等看，企業和企業發展不在同一競爭的起跑線上，國有企業很強勢，但很難解決腐敗，民營企業相對弱勢。另外人和人的發展不處在同一發展起跑線上，有權有勢的子女游刃有餘，要當官可以當官，要發財可以發財，草根小孩、農民小孩即使考到清華、北大一流大學，畢業以後也未必找到體面工作。有人說中國全面進入「拼爹時代」，這可能使社會階層被固化，底層的人往上流動的空間越來越少，這就可能會誘發暴力。從既得利益興風作浪看，既得利益既掌握權力，又掌握資本，還掌握資源，三者疊加，控制相當多的中國財富，這是中國社會不穩定的根源。
從信任風險上來看，正如我前面所講，中國問題說到底是一種嚴重的危機和信任風險。現在是網絡時代，中國有6.3億網民、有12億手機用戶，超過60%的網民都利用手機上網。這些年來出現的如此多的網絡事件，多數都是衝著黨政機構和官員去的，搞的不好，都可能引發黨政公信力的下降。
從政治風險上來看，我們能不能通過反腐，遏制腐敗的蔓延，不僅關係到腐敗本身，甚至關係到老百姓能不能再次起來支持我們的二次改革。十八大以後，習近平本想盡快推進全面改革，但後來發現改革啟動都很困難。所以改變策略，先打虎，後改革，通過打老虎，特別是打大老虎，讓老百姓看到希望，有了信心，這樣才有可能支持我們的二次改革，這是中國改革成功的前提。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習近平的治國理念、治國使命、治國策略的都是建立這樣的社會現實基礎之上的。
三、化解改革阻力，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是習近平實現治國使命的重要條件
面對中國改革發展的新形勢，習近平要能夠順利實現其宏偉的治國使命，關鍵可能涉及兩個問題：一個是要有足夠的勇氣和膽略化解改革的阻力;另一個是要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
就化解改革的阻力而言，筆者認為在目前中國的環境下，最大的阻力可能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二是政府自身。
從既得利益阻力來看，筆者曾經在中共的十八大以前，寫過一篇文章，我以為「二次改革」的最大的風險可能來自於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就是通過非公平競爭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權力和政策資源，獲取巨額利益的相關體。既得利益的形態從目前中國的實際狀況看，主要可以歸為三類：即以貪腐官員為代表的權貴既得利益，以壟斷為代表的壟斷既得利益，以房地產和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產、資源既得利益。這三大既得利益，既掌握權力，又掌握資本，還掌握資源。而那些借助權力影響力、主要靠子女、配偶等在市場上進行灰色資本的運作併購、一夜之間就可能獲取巨額暴利的灰色權力、灰色資本、灰色暴力，則是更大的腐敗。周永康案在一定意義上把上述的「三灰理論」演繹的淋漓盡致。
既得利益的最大危害在於激化三種衝突，即官民衝突、勞資衝突和貧富衝突。這三種衝突後面都會看到既得利益的影子。所以李克強上任後，做的第一大判斷，就是動利益比動靈魂都難，習近平多次講要以更大的勇氣和決心排除利益固化的藩籬。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總結大會上，習近平第一次使用了「利益集團」四個字，說黨內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利益集團相互輸送利益。所以我們說二次改革最大的風險就是來自於既得利益。如果說中國的一次改革我們主要是和貧富作戰，那麼中國的二次改革將主要和既得利益作戰，這是第一種阻力。
第二種阻力極可能來自於政府。政府阻力有可能來自於三個方面：即觀念阻力、行政審批改革阻力和部門利益阻力。從觀念來講，我們很多官員習慣於以權治國，而不習慣於依法治國。法治政府的核心是治公權的，是治政府的。法律不授權，政府無職權，所以叫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責任必須為，這是對法治政府的基本含義。但是我們很多官員缺少這樣的法治思維、缺少法治精神、缺少法治意識。
至於行政審批的阻力，國務院李克強總理上任以後，他說五年內要把國務院的17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由減少三分之一，但是李克強幹了不到兩年，國務院就減少了620多項，遠遠超過原定任務。對於改革成就的大小，我認為還不能評價過高，畢竟國務院的行政審批改革仍未改變部門主導的格局，真正傷筋動骨的並不容易被精簡下放。
與此相聯繫的，就是部門利益的阻力。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部門利益個人化，個人利益被法定化並不少見。過去中國的經濟市場化了，社會市場化了，最不該市場化的權力，在一些地方也被市場化了。部門利益權力成為了牟利的工具、牟利的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說，抑制部門的難度不可低估。
除了化解改革的阻力，習近平治國使命的實現，還要最大限度地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我們注意到，十八大後，習近平多次講到要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那麼究竟什麼是顛覆性錯誤呢?我以為「文革」就是顛覆性錯誤，五十年代的「大躍進」是顛覆性的錯誤，六十年代初期「反右」是顛覆性錯誤，「文革」中的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也是顛覆性錯誤。所以我說未來中國的轉型發展、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實現習近平的治國使命，也要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
如何避免顛覆性錯誤，我認為其核心有以下四點：
第一，要認真研究共產黨如何利用好它的執政資源和領導資源。越是一黨執政、越有領導地位，越是要審慎;控制的社會政治資源越多，越要防止由於掌握過多資源，出現戰略性、全局性錯誤的發生。這些都是過去留給我們的經驗和教訓。
第二，要防止意識形態領域的沉渣再起，把中國再次拉到左的道路上。我這樣說並非危言聳聽，沒有任何依據。種種跡象表明現在的中國意識形態領域正左右交鋒。如何把控這個局面，防止中國再次遭受左禍干擾，出現顛覆性錯誤是至關重要的。
第三，在行政性分權、經濟性分權與政治相對集權並行的形態下，如何把握二者之間的平衡點，也是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的重要環節。
第四，在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的同時，還要大膽地創新，特別是圍繞政治體制的變革進行大膽創新顯得尤為緊迫。比如，在現行體制下如何通過改革頂層方案的設計，全面實施依法治國戰略，構建一種共產黨執政領導的、有效、有為的體制框架就很重要。在筆者看來，中共執政體制下中央和地方可以採取差異化的制度形式，關鍵要找到中央和地方的關鍵環節進行變革，不一定都要上下同構，這樣也許更有利於國家長治久安，有利於國家治理現代化。從中央看，中央最大的問題是要實現國家最高權力交界的法治化、制度化、規範化，這是保證中國長治久安的最核心的問題。要在總結過去經驗基礎上，在維持現有中央權力整體格局的前提下，大膽創新，逐步推進國家最高權力交替的法治化、制度化，使之平穩交替，不對社會造成重大影響。
在地方，可以考慮實行黨政融合的體制。比如省以下可以考慮構建黨政一體化的體制架構。具體操作思路是：市縣委書記不要兼人大主任，他兼人大主任以後，等於把人大這個監督系統的作用大大弱化了。人大主任應由人大選舉出的領導人獨立擔任。但是市縣委書記、市縣長可以由一個人來擔任。其產生的辦法是：通過三條線產生出一個一把手來。首先是黨管幹部原則，黨委要推薦合格的書記候選人，可以推薦四-五個書記合格人選，這幾個人到市縣黨代會上去發表演說，你當書記以後準備怎麼幹，讓黨代會代表投票選舉。得票多的前四位或者前三位到市縣人大上去競爭市縣長，這幾個通過黨代會認可的人，都可以當市縣長，在人大會上，最後誰當選市縣長，誰就是當然的市縣委書記。這樣三條線產生一個一把手，既體現黨管幹部原則，也體現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
其次，讓一把手有組閣權，他提名各部門首長，由人大批准，他要負連帶責任。與此同時，將現有的黨政機構整合，廣東順德搞了十幾年，順德經濟總量比兩個省還多，青海、寧夏加起來沒有順德多，它的黨政機關共設置了16個部門，黨委6個，政府10個，多數都是兩個牌子一套人馬，如宣傳部和文化局整合，組織部與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整合等。這樣不僅僅能夠大大減少人員，提高效率，更能夠使我們的治理體制更加符合共產黨執政，黨的領導。
第三，紀委和人大是兩條線，紀委垂直領導後，不受本機黨委書記制約，可以監督書記;人大主要監督市縣長。兩條線，實際上都在監督一把手。這樣我們這鍋水就開了，從根本上改變重要官員選拔的機制，也比較容易解決主要領導只向上負責，不向下負責的問題，也有可能比較好的解決拼資源、拼環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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