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今日(1月6日)，《遼寧日報》刊文懷念2014年12月4日與世長辭的中共遼寧省委原常務書記李荒，題為《丹心昭日月風範勵後人——懷念李荒同志》。文章寫道，1983年，他響應中央幹部年輕化的號召和建立老幹部離退休制度的決策，主動提出退出領導崗位，並堅持一退到底，不再兼任任何職務，不再參加政務、事務性活動。他是全國第一位主動退出領導崗位的正省級幹部，他的這一舉動在黨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為順利實現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新老交替發揮了表率作用。
2014年12月9日《遼寧日報》曾刊發報道：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共遼寧省委原常務書記李荒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4年12月4日10時39分在瀋陽逝世，享年98歲。李荒同志逝世後，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孫春蘭、趙樂際、胡錦濤、李鵬、朱鎔基、李瑞環、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李長春、楊晶、王勇、李鐵映、李貴鮮、白立忱、張榕明等黨和國家領導同志，分別以不同形式對李荒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親切慰問。而他曾提出的黨內存在「夫人參政」或「家屬參政」的現象等觀點也得到中央和中組部領導的高度評價。全文如下：
2014年12月4日，深受幹部群眾愛戴的中共遼寧省委原常務書記李荒與世長辭，享年98歲。李荒的一生，實踐了一位共產黨員的崇高信仰和執著追求，展現了一名共產主義戰士的忠誠和本色。歷風霜雪雨而心若磐石，經千磨萬擊而信仰彌堅，他猶如一座巍峨的豐碑聳立在人們的心間。
忠誠於黨是李荒一貫的品格。李荒1916年出生於遼寧省營口市，曾在東北大學附中、東北兵工廠兵工學校讀書。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離開家鄉，就讀於北平東北中學、東北大學。 1935年12月，參加「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運動。 193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7年9月，赴晉察冀革命根據地，曾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組織部部長。1944年4月任《晉察冀日報》副主編。1945年7月，任東北前進工作委員會委員，參與創辦《東北日報》，先後任總編輯、副社長、社長。 1953年1月，任遼西省委副書記。 1954年8月，任遼寧省委副書記。1955年9月至1966年9月，任遼寧省委書記處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迫害停止工作7年。 1973年3月，任大連工學院黨委副書記。1977年4月任旅大市委第二書記。 1978年3月任遼寧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 1979年4月，兼任旅大市委第一書記。1980年1月，當選為遼寧省政協主席。1981年4月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 1982年4月，任遼寧省委常務書記，主持省委工作。1983年4月，主動提出退出領導崗位。
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李荒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忠於黨，忠於人民。 1937年8月，他參加抗日宣傳活動，在天津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入獄，面對日寇的威逼和毆打，他堅貞不屈，保守黨的機密。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下放到省「五七」干校勞動，批鬥和關押沒有消弭他的信仰和意志。他如饑似渴地研讀《資本論》等經典著作，對「文革」進行理論反思，從精神上關心幫助其他受迫害的同志。
李荒有堅強的黨性，時刻維護中央權威，自覺同黨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動上保持高度一致。 1983年，他響應中央幹部年輕化的號召和建立老幹部離退休制度的決策，主動提出退出領導崗位，並堅持一退到底，不再兼任任何職務，不再參加政務、事務性活動。他對其他老同志動情地說，不退，新的就上不來。新的上不來就有一個危險性，有朝一日我們黨就會老化。他是全國第一位主動退出領導崗位的正省級幹部，他的這一舉動在黨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為順利實現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新老交替發揮了表率作用。
退出領導崗位後，他保持著一名老共產黨員對黨的一片赤誠，學習不止，思考不輟，仍然「用最大的熱情」關心黨的建設。 1983年4月，他明確提出黨內存在「夫人參政」或「家屬參政」的現象，一些領導幹部的夫人或親屬插手黨務政務，亂髮議論，甚至橫加干預，用家庭關係來代替、干擾和損害黨的原則，並指出對這種不健康的現象「必須引起注意，迅速糾正」。他的觀點得到中央和中組部領導的高度評價。
李荒長期擔任新聞輿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職務，對意識形態工作有高度的敏感性。原遼寧省委第一書記郭峰曾稱讚他說：「離休後，他的武器——筆，為黨的基本路線服務，發揮作用。 」他曾用15個筆名，在《人民日報》《經濟日報》《遼寧日報》《共產黨員》等報刊上發表80多篇、14萬字的文章，許多文章在全國影響甚廣。1990年10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撰寫的 《同志頌——一個共產黨員的心聲》，指出「在革命隊伍裡，同志這個稱呼，比什麼稱呼都崇高、尊貴、親切和友愛，因為彼此是由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革命任務聯繫在一起的」，並呼籲「為什麼我們要把革命先烈用生命換來的同志這個崇高的稱呼，淡化它，以至改掉它呢? 」這篇文章在全國引起了較大的「轟動效應」。
求真務實是李荒一貫的作風。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是李荒革命生涯，特別是他擔任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經歷的真實寫照。他長期擔任省委領導，一度負責省委常務工作，始終堅持黨的實事求是優良傳統，每年都到基層調查研究，每次下去都輕車簡從，直接深入田間地頭。他曾經睡過養豬場的土炕，曾經被簡陋的機帆船顛簸得頭昏腦漲，還曾經被大雪困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荒郊野外，遼沈大地到處都留下他調研的足跡，留下他拳拳的愛民深情。 1959年，中央發出幹部參加勞動的指示，規定領導幹部每年要到工廠勞動1個月。李荒來到安東市(今丹東市)農業機械廠，認認真真當了1個月工人。一到工廠，他就與廠領導「約法三章」，不公佈身份，不要安全保衛，找個工人拜師學徒。他在廠裡與職工做到「三同」：同吃，在職工食堂排隊買飯、啃窩窩頭;同住，與4名職工同住一個宿舍;同勞動，與工人一樣，一天工作8小時。許多職工對他這位虛心好學、肯於吃苦的「老工人」讚譽有加，直到離開也沒有幾人知道他就是省委書記。李荒是全省第一個走進工廠當工人的省級領導幹部。在他的帶動下，各級領導幹部普遍落實了參加勞動的規定。
李荒敢於堅持原則。 1961年，任遼寧省委甄別領導小組組長期間，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對1958年至1961年反右等政治運動中受到批判、處分的黨員幹部平反和撤銷處分，糾正全錯案件33764人、部分錯案28701人，調動了廣大幹部的積極性。 1977年，任旅大市委第二書記、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期間，頂住各種壓力，為旅大市委原第一書記郭述申、書記付忠海案件和旅大市委候補書記、副市長陳少景案件昭雪，帶動了一大批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為旅大市的改革開放奠定了良好的組織基礎。 1979年6月任遼寧省委書記後，他積極支持為張志新平反，組織了張志新事跡展覽會，為展覽會剪綵。
李荒襟懷坦白，勇於解剖自己。他始終認為，能不能認真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是能否成為合格黨員的一個標誌。許多人不願意批評與自我批評，怕影響個人威信，怕得罪人，這是一種庸俗的觀點，是一種歪風邪氣，必須打破它、改變它。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而改正了缺點錯誤，是政治上的最大收穫，會給黨帶來新成績，也會給自己帶來難以形容的愉悅。他表裡如一，言行一致。 20世紀80年代整黨過程中，他在「整黨小結」中對自己進行了深刻剖析：「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是連續犯過『左』的錯誤的。在反右鬥爭中，我是省委的領導小組副組長，傷害了不少好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受迫害的人，但是，我也有『左』的思想和隨之而來的錯誤」……郭峰曾說，1983年整黨主要講「文革」前後的事，李荒已退下來，可以不必參加了，但他還是寫了書面檢討，主動檢查。
敢於擔當是李荒一貫的風範。對黨負責、敢於擔當貫穿李荒為黨奮鬥的一生。 「文革」前，為了表示對毛澤東同志的高度尊重，文化部曾經通知出版毛澤東著作要用好紙。凡印刷不合格的老版書要收回銷毀。 「文革」中揭發出遼寧銷毀過30萬冊毛澤東著作 (實為800萬冊)的「問題」，「造反派」要求查清是誰批准銷毀的，並在第二天交代。為了顧全大局、保全省委，李荒主動把責任擔當過來，說「也許是我批的，也許不是我批的，不管是不是我批的，我都負有責任。 」為此，李荒被「打倒」了。時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的黃火青同志後來說：「從這件事看出，李荒黨性強，能顧全大局，以黨的利益為重。 」
1979年9月，李荒擔任省委「兩案」清查小組組長，曾為平反劉少奇的冤案作出過重要貢獻。遼寧是劉少奇早年戰鬥過的地方，1929年劉少奇擔任滿洲省委書記時曾被國民黨逮捕。「文革」中，「四人幫」誣陷劉少奇投敵叛變，大搞逼供信，形成了所謂「劉少奇在滿洲充當內奸同敵特勾結罪行」的調查報告，製造了全國頭號大冤案。在認定劉少奇「叛徒」「內奸」的8份證據中，遼寧提供了7份。李荒本著對黨高度負責的精神，親自部署指揮，認真開展調查，查清了誣陷劉少奇的事實真相，及時報告給中紀委和中組部。 1980年2月，中央做出為劉少奇徹底平反的決定。
1982年4月，李荒從中央黨校副校長調任遼寧擔任省委常務書記，主持省委工作。那一年，遼寧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春耕生產遇到空前困難。李荒回到遼寧後顧不上休息，立即趕往遼西視察災情。他一連走了十多個縣，察看抗旱播種情況、研究解決水源的辦法。建平縣領導向他匯報，承包責任制突破了上級關於在「三靠」(吃糧靠返銷、花錢靠借款、困難靠救濟)生產隊實行的限制，在全縣範圍內進行了推廣，取得了很大成效。李荒當即表態，只要能多打糧食，能讓老百姓吃飽飯，就是好辦法，就要幹下去。他還說，不要怕「扣帽子」，有什麼責任由上面擔。
清正廉潔是李荒一貫的本色。李荒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始終踐行和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在1985年，他就提出，「治黨從嚴」是從實踐中得來的寶貴經驗，切中要害。許多人覺得「嚴」可怕，其實在規章制度、紀律、法律面前，大家一律平等，誰也不搞特殊，這樣的「嚴」不是對大家都有好處嗎?早在旅大市委主持工作時，李荒就曾對市委常委「約法五章」：一是市委同志到下面，不要當作客人招待;二是市委同志不接受下面送來的任何禮物;三是不搞脫離群眾的特殊化;四是把上照片、電視的鏡頭減少到最低限度;五是黨內同志間互相稱呼同志，不稱呼職銜。粉碎「四人幫」後，他先後在大連、瀋陽、北京多地工作，每到一個新地方，他都及時騰出原來的住房。 1979年6月到省裡工作後，先在遼寧賓館住了一段時間，他多次叫有關部門盡快解決住房，說住賓館脫離群眾，費用也太高。解決住房後，又覺得房子大了，就將身邊兩名工作人員的家庭也安置在一個樓裡，說這樣既節約住房，也方便工作。1983年離休後，他立即辦了幾件事：清理和交出辦公室，撤離警衛人員，調換了身邊工作人員，停止參加除黨的組織生活和黨代會之外的各種會議。
李荒以身作則、嚴於律己。他經常語重心長地對身邊同志說，由於黨處於執政地位，可能有一些黨員忽略或忘記黨密切聯繫群眾的傳統，甚至發展到利用掌握的權力去侵佔群眾利益，這樣做必然會損害黨群關係，危害黨的事業。他把這種高度的自覺化為嚴格的自律。1977年底，在大連工作期間，他得了重感冒，一個幹部弄了幾斤蝦，悄悄送到家中。第二天，他將工作人員叫到身邊說，這位同志關心我，我很感動，可不能白吃人家的蝦，你把這些錢和這封信送給他，說我謝謝他，以後不要再這樣做了。李荒到基層調研，每次用餐基本上是一菜一湯，不許酒席招待，不准上魚上肉。他常說，吃大盤子會吃壞黨的風氣。1982年5月，阜新市委往瀋陽送來一小車西瓜，想給省委領導嘗嘗鮮，李荒當即讓辦公廳給阜新市委寫信，批評他們這種送禮的不正之風，要求把西瓜送回去，並發個通報。
李荒始終保持嚴謹的家風。他覺得，有的黨員幹部能經得起艱苦環境的磨煉，卻經不起順利環境的考驗;有的在戰爭年代能將生命置之度外，卻在和平建設時期追求庸俗不堪的低級趣味，這是政治倒退、思想墮落。他不允許這樣的事在他和他的家人身上發生。他的3個孩子在「文革」中受到株連，恢復工作後，他沒有讓孩子藉著自己的影響升學陞官。大兒子在上世紀80年代初投奔親戚出了國。二兒子下鄉返城後一直是普通工人，曾有人提出讓他的二兒子當省委機關車隊副隊長，他知道後嚴肅地說，那樣做既不利於工作，對他個人也是個負擔，直到退休他的二兒子還是車隊修理工兼司機。三兒子退休前是大連市一名普通職工。3個孩子的婚事都是在家裡置辦的。三兒子結婚的時候，他已經回到了省委書記崗位，但婚禮卻極其簡樸，花了83元錢從市場上買了一張床，全家動手做了一桌飯菜，客人只有司機和身邊工作人員。
李荒的事跡和風範讓我們思考，共產黨人應該具有怎樣的信仰和追求，如何為了這種信仰和追求去拚搏、去奮鬥、去獻出全部精力乃至生命?黨員領導幹部怎樣才能成為黨和人民需要的好幹部，如何做到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
斯人已去，風範長存。李荒的光輝業績將永遠被銘記，他的崇高風範將永留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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