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說後冷戰秩序是靠這三駕馬車支撐的。對此，時評人拉赫曼曾堅定地相信這一點，可如今他卻有點猶豫了。他在5日為英國《金融時報》撰寫的文章中，頗為哀怨地喟歎道：「西方已經喪失理論自信了。」其中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人們對「市場、民主和美國霸權」這三駕馬車的信念發生動搖了。
據觀察者網援引《金融時報》報道，不過在拉赫曼言之鑿鑿地替「西方」立言的時候，有個問題必須首先追問：西方到底是誰?
「喪失理論自信的到底是山姆大叔，還是整個西方?認為歐洲和美國完全是一回事，實在是過於幼稚和簡單化了。不要再把歐洲歸於『山姆大叔』的標籤下了!認識到『美國』和『西方』不完全是一回事，這很重要。」
正如網友@compayee在上述留言中所暗示的那樣，在拉赫曼煞有介事地談論「西方」的時候，他的心裡實際裝的卻是「美國」。
在拉赫曼的前半生裡，「國際政治是通過冷戰而得到定義的」。拉赫曼生於1963年，柏林牆倒塌的那一年，他26歲;在他青蔥年少的歲月裡，見證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如今年過半百的拉赫曼卻覺得自己要再度「目睹另一個時代的結束了」。
「民主、市場體制」真正終結了冷戰，這對拉赫曼來說是毫無疑問的;「市場、民主和美國霸權」支撐著後冷戰時代，亦是不容質疑。那已經早已飄零的冷戰時代與拉赫曼目睹即將結束的「另一時代」到底有何本質區別?
拉赫曼自己暗示了這一問題的答案：無論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之後大衰退的嚴重打擊」，抑或「阿拉伯之春的慘狀」，還是對伊拉克及阿富汗戰後局勢的「束手無策」，甚至「中國的崛起」——這些都直接指向著一個關鍵，即「美國自身的實力和維持全球霸權的意願」已經非常「值得懷疑」了。
區別著兩個時代的標誌是「美國霸權」：冷戰結束讓世界收穫了它;事到如今，隨著「美國霸權」的衰落，「市場、民主和美國霸權」的三位一體也都開始岌岌可危了。
據說，這事關「西方」(或者乾脆說美國?)的「理論自信」。
「大概真正的問題在於作者用『理論問題』來裝扮地緣政治事件，從而偷換了術語的定義。『理論自信』到底是什麼意思?例如，有關『對自由市場的信念』的內容，08年造成金融危機的那些人如今在竭盡全力推行改革以避免重蹈覆轍?這是在說這些人所推進的政治進程嗎?是信念就有試金石，可這關理論什麼事?」網友@Old Hand很是不解。
對「地緣政治事件」引發的西方知識界內部的危機，拉赫曼並未著墨太多。他在文中只是不斷強調，隨著美國力量的衰落，對「三駕馬車」的信念正在遭到削弱。
至於「知識」或者「理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支持的自由市場共識被稱作『華盛頓共識』，可謂恰如其分。」難道「華盛頓共識」對於「西方」知識界來說，是一項偉大創新?華盛頓共識(Concensus)是「知識」或者「理論」?
拉赫曼先生到底是如何理解「知識」或者「理論」的，這裡無從得知。不過，除了「知識」或者「理論」，拉赫曼真正擔憂的還是「信心」問題：「不論是市場、民主還是美國霸權，都有標誌性的事件動搖我們的信心。」
不過世上並不缺少有信心的人，拉赫曼大概對於形勢還是過於悲觀了。
「諷刺地是，與這篇評論文章的觀察正好相反，我到過中國很多地方，與許多不同地域與社會身份的中國人進行過交談。我十分驚異於這些中國人對美國的積極態度(這與韓國有顯著的不同)。儘管隨著中國不斷強大，美國希望削弱中國、圍堵中國的意圖昭然若揭，但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並未受到明顯影響。不少中國對大規模學習美國價值觀和美國體制的渴望是毫無疑問的。儘管我對自己祖國的不少行為心懷疑慮，但我毫不懷疑美國公民的身份在中國讓我有多麼的如魚得水。」網友@Jake in Seoul坦承，美國公民身份為他在中國帶來了不盡的優越感。
至於「自由市場的信念」?網友@ebowski倒是覺得，也許換個角度看也不算太壞：
「『西方已經喪失理論自信了。』這難道不是在說，我們長年的傲慢如今已遭消解了嗎?
這並不是說，在民主、市場、美國霸權以外，西方發現了什麼其他的道路。倒不如說，我們重新學到了一些古老的教訓。首先，為不致誤入歧途，民主、市場和美國都需要小心謹慎的經營。第二，『西方模式』也不能輕易而迅速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完成轉換。
西方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們應該在接受這點的同時繼續保持對西方價值觀的承諾——新聞自由、個人權利以及對科學與進步的信念，這對我們至關重要。」
儘管也對美國政治的衰敗倍感失望，但比起拉赫曼，弗朗西斯·福山對「三駕馬車」的作用還是稍微多了點「信心」。近日，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駐美洲總局編委西村博之的專訪時，福山認為民主主義仍是歷史的終點。
對美國經濟，拉赫曼感覺還好些;可至於「理論自信」，拉赫曼實在是過於悲觀了：「新的一年以美國經濟復甦開始，但西方理論自信的復甦似乎還遙不可及。」
不過網友@JP倒是覺得拉赫曼和福山是一丘之貉，都想趁著新年伊始，搞點大動靜出來：
「拉赫曼想用一聲驚雷開啟2015，不過恐怕最多也只是一發啞炮罷了。民主、資本主義、美國霸權，這一切似乎都在向福山致敬——他大約在90年代寫過一本書叫《歷史的終結》——只不過拉赫曼的敬意卻滿懷悲傷與羞愧。儘管福山確實志大才疏，但拉赫曼也太過輕易地就放棄了。
歷史總是最好的參照，只不過不管福山還是拉赫曼都只是在嘴皮子上尊重歷史而已。拿破侖曾經通過對歐洲的軍事征服和胡作非為來撒播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千禧年福音。拿破侖用他的行動震動了舊秩序，蘇聯解體不過就是拿破侖戰敗的現代版本而已。
歐洲局勢的交響樂長期以來都在壓迫與反抗的拉鋸之間，以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在進行著演奏，儘管這是以對工人的殘酷對待為代價的。1848年歐洲革命則遭遇了慘敗，我們不得不一直等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觀察者網注)才能迎來社會的快速轉型。如今我們知道這樣一種轉型是如何失敗的了……
自1989年(柏林牆倒塌)以後，演奏的卻是一場全球性的自由主義音樂盛宴，例如由中美兩國所主導的力量之間的對抗。(亨利·基辛格，你現在終於可以走進墳墓裡安息了!)中國和西方會相互角力，至於俄羅斯和印度，則會扮演搗蛋鬼的角色(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近年來在許多場合對中美G2共治模式大為鼓吹——觀察者網注)。這才是他們要做的。對這場全球音樂盛宴而言，並不存在什麼嚴重挑戰。對這一世界秩序的真正威脅並不是什麼暴發戶國家，而是一種暴發戶的理念。不過目前還找不到這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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