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環球人物》雜誌報道，多年以後，令計劃回憶自己的一生時，或許會覺得，此生最絕望的時刻並非2014年12月22日因嚴重違紀被組織帶走接受調查，而是兩年前，2012年3月18日凌晨4點，他的獨生子令谷在北京一場法拉利車禍中當場死亡。 那一刻，依照令計劃的工作習慣，他很可能剛剛結束一天的工作，走出辦公室。據在令計劃身邊工作過的人透露，令計劃在中央辦公廳期間，經常工作到凌晨三四點才走出辦公室。看到周圍的辦公區域一片漆黑，他會驚訝地問：「都下班了嗎?」在值班人員的提醒下，他才會意識到已是凌晨。此時，他並不回家休息，而是在周圍散散步，喂喂野貓，他喜歡這種小動物，從未下令驅逐。天一亮，他又開始新的公務。
他顯然已經習慣於這樣的工作節奏，並且沉浸其中，經常不著家。 「不著家」的令計劃最終面對了兒子的屍體。是夜，在處理車禍的過程中，令計劃已經採用了違紀手段。這一情況得到兩條不同信息源的證實。然而第二天，2012年3月19日，他神色如常地出現在第十三次全國民政會議上。此後的兩年間，他持續如常地開會、視察、講話、撰文。從公開鏡頭上，沒有人能窺見他的任何異樣、任何情緒變化。但民間關於他會不會「出事」的猜測，日漸增多。終於，2014年12月22日，這只靴子落地了。
「西山會」的人事佈局
令計劃何時邁出「嚴重違紀」的第一步，尚不得而知。他為人並不高調。在中央辦公廳任職期間，令計劃不願意自己的名字見諸媒體，即使接受記者採訪，他也經常在回答完問題後提醒一句「不要宣傳我」。 不事張揚的令計劃打造了一個隱蔽的權力世界。
媒體人羅昌平在連載文章《打鐵記》中描述了一個勾連政商關係的組織「西山會」，其出現不晚於2007年，成員主要是山西籍高官，還包括個別身份獲得認可的山西籍商人。他們以不低於三個月一次的聚會頻率保持聯絡。每次聚會，都有豪車負責接送，手機、秘書、情人必須隔離。多家媒體稱，令計劃正是「西山會」的「執牛耳者」，其他成員還包括令計劃兄長、山西省政協原副主席令政策，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市委原書記陳川平，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女富豪丁書苗，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劉鐵男，中國科協原黨組書記申維辰等。羅昌平還披露，在2012年11月前，令計劃召集了3次有目的的飯局，並將範圍擴大至「西山會」以外的旁籍人員，這成了「西山會」成員的命運轉折點。據媒體報道，這3次飯局，與法拉利車禍的「善後工作」餘波有關。 由於成員級別很高，且多人均已落馬，這個神秘的「西山會」究竟如何運作，令計劃在其中如何掌控，外界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西山會」的觸角直接伸向山西官場，佈置了一條條從省級到市縣的權力鏈條，結成了一張精心編織的網絡。
曾在平陸印刷廠(令計劃早年工作單位)工作、後涉足山西官場的閻平(化名)向記者透露，2014年8月落馬的陳川平與令政策關係密切。雖然從公開簡歷上看，陳川平與令政策並沒有直接的上下級關係，但是在太原，「兩人私交不錯」是公開的秘密。特別是2000年至2007年期間，令政策擔任山西省發改委副主任、主任時，陳川平正是山西太鋼集團總經理、董事長，兩人可能有密切的利益交換。「陳川平的母親是運城市平陸縣常樂鎮人，跟令計劃的父母住在同一個地方。在農村，人人都是親戚，陳川平的母親對令計劃的父母以叔嬸相稱，所以陳川平管令政策、令計劃叫舅舅。」陳川平曾獲得「山西省優秀企業家」「山西省五一勞動獎章」等榮譽。2008年，46歲的陳川平就成了副省級幹部。 陳川平又繼續安排平陸老鄉。在山西工作多年的消息人士告訴記者，幾乎在陳川平被調查的同時，太原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公安局局長柳遂記被帶走調查，他就是「陳川平的人」。此外，2014年11月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而接受組織調查的山西省國土資源廳黨組書記、廳長李建功與陳川平關係密切。柳遂記和李建功都是平陸人。藉由一個個陳川平式的角色，令計劃的人事佈局從「西山會」一直延伸到山西各級。
初中時就能背誦 《人民日報》長篇社論
2007年「西山會」成型之際，正是令計劃出任中辦主任之時。同年，黨的十七大召開期間，時任十七大代表、山西省發改委主任令政策在山西代表團討論會上說，令計劃為黨和國家的事業盡心盡力、踏實工作，是名優秀幹部，他們兩兄弟的共同特點是比較勤奮。 此言不虛。在許多採訪對像口中，令計劃都被評價為工作勤奮。 令計劃出生於1956年10月，當時，全國生產力低下，物資短缺。記者在平陸縣常樂鎮後村找到了令計劃當年就讀的小學——後村學校的舊址。這裡如今是一個老年社區，學校已經搬走，不過一排教室還在，教室外牆上寫著「踏踏實實做事」，教室裡的講台、黑板，以及黑板上方的「振興中華，好好學習」警句也還在。操場上有一個乒乓球檯，由13層磚砌成，上面抹了一層水泥，檯面上歪歪斜斜地立著幾塊磚頭，權當球網，整個球檯已經破舊不堪。除了後來給村裡老年人建的公寓和一個籃球架，整個小學舊址再沒有別的教學設施。令計劃就是在這樣簡陋的環境裡度過了童年時代。 在鎮上的常樂中學讀初中時，令計劃還有3個兄弟和1個姐姐，一家人的日子過得很緊。令計劃的初中語文、政治老師兼班主任曾普超告訴記者：「計劃當年穿的都是舊衣服，褲腿、袖子上全是補丁。」曾普超記得，為貼補家用，令計劃有時還給別人家摘棉花。「計劃很本分，從來不跟人打架」，他愛打乒乓球，愛寫愛畫，是班長兼體育委員，也是老師的得力助手，經常在班裡出板報。一次，板報上空了一塊，無內容可寫，令計劃靈機一動，找到一株幾十厘米高的玉米苗，左手拿玉米苗，右手就在黑板上畫了起來。一會兒功夫，玉米插畫就完成了。「他的板報總能在評比中拿第一。」
令狐周雅是令計劃的堂兄，也是他的初中數學老師，如今83歲，住在常樂中學的教師宿舍裡。他告訴記者：「計劃很認真，小學一二年級時，字就寫得很整齊。我教他時，他的數學成績不好，文科成績好。」 據曾普超回憶，當時全班大約60人，令計劃和梁振鋼、裴耀東3人是班裡成績最好的。「那時候搞毛主席著作學習，令計劃經常代表班裡發言。」 曾普超說，令計劃每天放學後都看《人民日報》，看到好的名言警句，就摘錄到筆記本上，記了厚厚的兩大本。大約在1970年7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紀念黨的生日，曾普超找來令計劃和梁振鋼，讓他們在3天之內背誦出這篇社論。第三天，令計劃只少背了一個「的」字。第四天早上，令計劃再次找到曾普超，把社論一字不落地背了出來。「梁振鋼是第五天才背出來的，所以我當時十分佩服計劃這個學生，那篇社論很長，而他那時還只是個十三四歲的孩子。」 可以推斷，令計劃在少年時代就有了過人的政治素質，對北京的事情很敏感。早年當過後村村長的姜守立現年86歲，見到記者時正在煤爐旁烤火取暖。他回憶了一件發生在1971年的事——令計劃從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回家後趕緊告訴父親令狐野：「爸，林彪叛逃了!」脾氣暴躁的令狐野聽後十分生氣，並大聲吼道：「你瞎說什麼!不要命啦!論年齡，他還是你伯伯呢!」令計劃只好悶不作聲。
當印刷工時愛看黨報黨刊
高中畢業時，正值「文革」時期，17歲的令計劃沒辦法考大學，就到印刷廠當工人，從學徒工做起，把每次排版所需的鉛字一個個揀出來排好。當時的車間主任李梁喜告訴記者，令計劃後來的主要工作是開印刷機，每天工作8小時。「這個活太複雜，要印很多東西，不能出錯，要求很嚴。」 那時令計劃每月能領到二十來塊錢工資，但生活依然很艱苦。「他穿的是他爸的舊軍裝，改小了套在身上。我從來沒看他穿過別的衣服。由於長時間磨損，衣服黃不黃白不白的，顯得特別破舊。」 「當時年輕人都愛玩，但計劃很好學，下班後回到宿舍一有時間就看書看報，寫寫東西。」李梁喜說。那時，除了《人民日報》，令計劃的「課外讀物」又增加了《山西日報》和《紅旗》雜誌，均為黨報黨刊，「還讀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相關的書」。 印刷廠的主要任務是印刷平陸當時的官方報紙《平陸小報》，並給縣委縣政府印一些材料。為了多掙錢，廠裡也接一些社會上的訂單。一來二去，踏實肯幹的令計劃就被縣領導注意到了。 「縣裡的領導一看到印刷廠有這麼個人才，就打聽這是誰家的娃，也就知道了他是老紅軍的後代。領導說，團縣委正缺一個這樣的人，就把他調去了。」李梁喜說，當時的團縣委也就三五個人，以前是「死水一灘」，令計劃去了之後，團縣委的工作就變得活躍了。 現任平陸縣政協主席趙旭光當時擔任平陸縣城關鎮團委書記，和令計劃工作聯繫比較頻繁。他還記得某個星期天，他到令計劃辦公室取材料，看到令計劃穿著短褲背心，正蹲在地上看材料。「材料多，桌子上放滿了，就攤在地上，他就趴地上看，很用功。」
1975年8月，毛澤東在談到《水滸》時說：「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當時，《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紛紛發表關於《水滸》的評論文章，全國掀起了評《水滸》的熱潮。1975年9月23日，令計劃緊跟中央步伐，擬寫了《共青團平陸縣委關於號召全縣團員、青年認真學習毛主席的指示，開展對〈水滸〉評論的通知》，共印400份，報「團地委」，主送「各團委、總支、支部」，抄送「縣常委、有關組、室」。 1976年7月，令計劃入了黨。山西女作家協會副主席張雅茜在2008年出版了長篇報告文學《增華歲月》，內容是曾任平陸團縣委書記的梁增華的回憶錄。其中寫道，1976年11月22日，令計劃成為團縣委副書記。梁增華作為其直接領導，對他的工作很滿意，印象很好。「我打心眼裡高興」，令計劃「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團委一年來，雖然我是書記他是幹事，但他搞團的工作大大超過了我，他有很多的優點值得我很好地學習」。張雅茜告訴記者：「書出版時，令計劃已是中央領導，所以文中特意隱去他的名字。我們誰也沒有想到，他今天會出事。」 推動「五講四美」活動 常樂中學的教師楊前進告訴記者：「聽說計劃口才很好，演講都不用拿稿子，他就是憑著這個本事一步步從縣裡升到(團)中央的。」對令計劃的這種認識，在平陸頗具代表性。 1978年，令計劃去中央團校學習，給團中央留下了不錯的印象。次年，團中央在全國選拔人才，運城團市委推薦了令計劃，他由此被選調入京。 閻平告訴記者：「最初，令計劃給時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高占祥當秘書，高占祥很喜歡他。後來(1983年1月)，高占祥擔任河北省委書記，也把令計劃帶過去當秘書。」令計劃的公開簡歷顯示，1982年至1983年，他被借調到河北省委辦公廳工作。 赴河北工作前，高占祥帶領團中央宣傳部，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開展「五講四美」的倡議，在全國廣泛深入地開展了「五講四美」道德教育活動。而此時，令計劃正是團中央宣傳部的幹部。
後來，令計劃又回到團中央宣傳部任職，直到1995年卸任團中央宣傳部部長。此後，令計劃開始了在中央辦公廳長達17年的任職經歷，並給同事們留下了不錯的印象，據知情人士透露，他在中辦勤勉能幹，當上領導後很多事依然親力親為，對下屬也很和氣。 令計劃在京工作期間，家鄉的很多親戚朋友去北京找過他。1982年10月，令計劃的初中老師曾普超和高中語文老師趙璧到北京旅遊，順便看望得意門生令計劃。「我們坐了大概有一二十分鐘。他給我們倒了茶水，還削了蘋果，但說不上話，總是剛說三兩分鐘，電話就響了。一看孩子這麼忙，我們也就走了。」曾普超告訴記者。 令家的一位鄰居王愛玲(化名)記得她與令計劃的一次接觸。「十幾年前，我去北京辦個事，計劃媽跟我說：『我給你寫個電話號碼，是計劃的，你在北京如果沒有熟人，沒有住的地方，就去找他。』我在北京的一個腫瘤醫院有個老鄉。到北京後，我給計劃打電話說：『我來北京有個事，你媽媽給我你這個電話。』計劃說：『你等一下。』後來我打電話跟他說，我如果找不到老鄉，再給你打電話，他說好。不過後來我還是找到了那位老鄉，在腫瘤醫院住了一晚就回來了，也沒打擾計劃。」
令計劃在平陸印刷廠時的師傅王增林在上世紀90年代也去看過令計劃。當時，王增林已經退休，繼續為印刷廠看大門。閻平告訴記者：「我們就跟王師傅開玩笑說：『你徒弟都當(團)中央領導了，你還不去找找他?』」後來，王增林果然到北京去找令計劃。「他看到團中央的牌子就進去了，待的時間很長，有一個星期，但令計劃那時已經不太方便出面，就給師傅在招待所安排了住宿，還轉交給他3000元錢。」
妻子谷麗萍的「生意圈」
令計劃在平陸老家沒有談過戀愛，到北京後，他認識了妻子谷麗萍。兩人的相識得益於谷麗萍的父親，谷父原是軍樂團小號手，後轉業到北京圓明園當某工程隊黨支部書記，並結識了團中央的一批人。1983年，令計劃到中央團校政教專業學習，與谷麗萍相戀並結婚。 谷麗萍學的是法律專業，大學畢業後任職於北京市檢察院。起初，谷麗萍並無官職。但隨著丈夫令計劃的高昇，谷麗萍的身份開始發生變化。據悉，令計劃擔任團中央宣傳部理論處副處長後，谷麗萍被調到中央團校圖書室工作。此後轉向了與共青團中央相關的青少年教育工作。2003年11月，谷麗萍創辦了一家名為「中國青年創業國際計劃(YBC)」的公益組織。 在YBC官方網站上的組織機構介紹裡，記者看到，該組織由「共青團中央、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原國家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國家統計局、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威爾士王子國際商業領袖論壇、英國駐華大使館等機構共同倡導下發起成立」。據媒體披露，該組織在創立之初就收到了電信、科技等領域數家中外大型企業數億元人民幣的資金支持。短短幾年時間裡，YBC在全國50多座大中城市設立了分部。 2010年11月，團中央發起成立瀛公益基金會。該基金會的核心項目就是YBC。而谷麗萍也成為瀛公益基金會的常務副理事長，並兼任YBC總幹事。
在令谷車禍身亡後，谷麗萍受到沉重打擊，患上抑鬱症。2012年底，有傳聞稱，谷麗萍因涉嫌利用其創辦的公益基金會進行斂財活動而被雙規。外界開始揣測谷麗萍創辦公益組織的目的，有人指出，谷麗萍創辦公益組織，名為推動青年創業，實則是以公益為名，掩蓋錢權交易，以便於搞地皮和做房地產生意。 2013年4月，瀛公益基金會網站宣佈，谷麗萍自當年1月起已不再擔任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及YBC總幹事職務。該基金理事會高度評價了谷麗萍的工作表現：「為推動YBC公益事業全身心投入，在公益事業中勇於創新、嚴於律己，關心創業青年成長，尤其是在創新研發領域，帶領核心團隊歷時七年撰寫了五十多萬字的《YBC模式標準典章》，為YBC走向規模化和專業化奠定了基礎。」
據報道，除了搞「公益」，谷麗萍還構築了一個巨大的「生意圈」。這個圈子包括傳媒、科技、航空、投資等行業知名企業的高管。 從最近部分上市公司的市場表現可以看出，谷麗萍及其生意圈的影響力有多大。北大方正集團首席執行官李友據傳與谷麗萍關係密切。2014年12月22日，就在令計劃落馬當天，方正集團下屬6家A股上市公司股價大幅下跌。此前一個月，曾是北大醫藥第三大股東的政泉控股連發5則公告，稱北大醫藥控股股東、北大方正首席執行官李友等高管涉嫌股票代持、內幕交易等違規行為。 隨後，網上出現一篇題為《方正集團600億負債壓頂：央行下令停貸》的文章，稱人民銀行已發佈內部指令，要求各大銀行不再向方正集團發放新增貸款，並加緊回收新增貸款。 令計劃落馬後，網上又流傳出一份北大內部文件。文件顯示，12月20日，北京大學受方正集團委託，向央行發出求助函。北大稱，政泉控股利用網絡媒體冒用央行名義大肆發佈不實消息，可能導致方正集團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合作出現問題，所以懇請央行予以關注和澄清。 12月24日晚，政泉控股發佈公開聲明稱：「根據其掌握的情況，包括魏新、李友、李國軍等在內的部分北大方正集團高管涉及刑事案件。除李友已經潛逃外，魏新、李國軍等北大方正集團高管及部分管理人員均已被公安機關控制。」不過，方正集團董事長魏新於第二天凌晨開通實名認證微博，以澄清傳言，並於12月27日亮相方正集團與北京大學的聯合發佈會，大談產業報國理想。而李友確已銷聲匿跡。 妻弟谷源旭在政法系統工作 2014年12月29日，令計劃案在繼續發酵。
據財新網報道，令計劃的妻弟——黑龍江省公安廳黨委委員、副廳長谷源旭，日前也已被「北京來的人」帶走調查。 谷源旭的一位前同事表示，谷源旭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曾在北京市海澱區政府工作，後調至中央電視台評論部，「在彼時剛剛創辦的《東方時空》欄目負責後勤劇務工作」。 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欄目創辦於1993年5月，而令計劃的弟媳、五弟令完成的妻子李平也於1993年調入中央電視台評論部，主持《東方時空》的子欄目「生活空間」。由此可以推斷，谷源旭與李平曾在一個部門共事。 據介紹，谷源旭在央視任職期間，工作勤勤懇懇，為人也頗受好評。該同事還對媒體表示，谷源旭在1997年前後，曾有一次在等紅綠燈時，被小偷從副駕位置搶走車內的公文包，內裝10萬元人民幣公款。谷源旭隨即下車狂奔猛追小偷，直至小偷不得不扔下包為止。 在央視工作期間，谷源旭與一位從湖南電視台調來的女編導相戀結婚。後來，他又被提升為製片組組長。2003年，谷源旭到寧夏電視台掛職任副台長。但是，與在央視的時候不同，谷源旭在寧夏電視台工作期間得到的評價似乎並不高，有人認為他「當副台長的能力還是不足」。 儘管這樣，隨著姐夫令計劃的高昇，谷源旭的職位也隨之高昇。2006年，谷源旭回到北京，被調往公安部反恐局。谷源旭的身份，從媒體人一下子變成了政法系統的領導。當時，令計劃已經升至中辦副主任。 2010年9月，谷源旭被調往哈爾濱，任黑龍江省公安廳副廳長。黑龍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曾發佈過一份關於谷源旭掛任職務的通知，稱：「谷源旭掛任省公安廳副廳長。掛職時間2年(自2010年9月起至2012年9月止)，掛職期滿後，掛任職務自然免除，不再另行發文。」但2012年9月掛職期滿後，谷源旭仍然留在黑龍江省公安廳，擔任黨委委員、副廳長一職，並兼任黑龍江省反恐辦主任，直至事發。 谷源旭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2014年12月5日。當天，作為黑龍江省公安廳的領導之一，谷源旭去瀋陽出席了東北地區警務合作聯席會議。現在，黑龍江省政府網站上已經找不到谷源旭的名字。
兒子令谷命喪車禍
令計劃與谷麗萍的獨生子令谷之死，一度被封鎖消息，但此事平陸老家人早已確知。 2014年農曆七月初十，記者探訪了位於長樂鎮洪陽村的令家祖墳。當時鄰近中元節，按照當地風俗，已是上墳的日子，可令家的墓碑前僅有寥寥幾根殘香。帶著記者前往墓地的洪陽村小賣部老闆說，那還是清明節時親戚們燒的，最近令家還沒有人來。 令家祖墳緊靠黃河，一塊大約100平方米的空地上並沒有凸起的墳頭，只是四周種著兩米來高的柏樹，中間的墓碑顯得有些孤零零。小賣部老闆還說：「死了的人，碑上的名字都會用方框圈起來。」說著，他指向了帶方框的「令方針」。隨後，他又指向了排在第二十二輩最後面的「令谷」：「這個就是計劃的兒子，他前兩年在北京出車禍死了，還沒來得及給他的名字刻上方框。」他的名字來自父母兩方的姓。在令家族譜上，令計劃與谷麗萍獨子的名字是「令橋」，後來立先祖墓碑時變成了「令谷」。為何改名，族譜編纂人令狐周雅也不清楚其中的緣由。
2012年3月18日凌晨4時10分，在北京市北四環保福寺橋東南角發生了一起嚴重的交通事故。肇事車輛為一輛價值數百萬元的黑色法拉利跑車，車上有一男二女。據當天的《北京晚報》報道，該法拉利由西向東行駛時突然失控，撞向橋體南側的牆壁，隨後又反彈撞向北側護欄。高速連續撞擊使得法拉利車身粉碎性解體，發動機被拋到了路中央起火燃燒，車內的三人被遠遠拋出了車外。
第二天，《新京報》對這一事故也作了報道。《新京報》援引報警人目擊者沈先生的話稱，他當時正駕車行駛在路上，突然從倒車鏡裡看到，一團黑影正衝向他的車，他趕緊踩了一腳油門，想要躲避身後高速追來的車輛。隨後，沈先生車後的這團黑影直接撞向了輔路的水泥牆，一團火球飛起，一些碎片跌落到了他的車上。他報警後，交警和消防員都很快來到現場，3名乘客中的男性「頭下一灘血，已經身亡」。 這名男性正是令谷。發生車禍時，他24歲，正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讀研究生。 令谷的大學同班同學告訴記者，令谷2007年至2011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化名王子雲，但「八卦是流傳得最快的，同學們都知道他是令計劃的兒子」。令谷有時會開豪車來學校，和同學「見面也就點個頭打個招呼」。他還組織成立了「戰略及國際研究委員會」，用來結交官二代。大學畢業時，令谷沒有參加畢業合影留念，「他也不需要這個合影」。雖然「他的成績不太好」，但2011年還是被保送至北大教育學院讀研究生。2012年出車禍時，他的研究生生活尚不滿1年。開始同學們還不敢確定車禍的死者就是他，但在各種傳言之中，同學們還是發現令谷確實消失了。
閻平告訴記者，令谷所駕駛的豪車，是原山西省首富張新明「自己掏錢買的，然後把它送給了陳川平，陳川平為討好『舅舅』令計劃，又把它送給了令谷」。 偶然事件的作用往往是決定性的。令谷之死，成了推倒令計劃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兒子的奢糜生活以慘烈的方式暴露於公眾視野中，無論「西山會」有多少攻守同盟都掩蓋不了。2012年9月2日，令計劃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他自幼愛讀的《人民日報》主標題上，內容是他兼任統戰部部長;2014年12月23日，他的名字第二次出現於中央黨報的主標題，內容是他接受組織調查。這兩次登上主標題，正好是他政治生涯的轉折與徹底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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