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登北大教授劉瑞復的評論文章《「顏色革命」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文章中稱「顏色革命」問題，是政治問題，不是學術問題。西方把二十多年來世界上發生的以所謂「非暴力」方式挑戰國家政權的街頭運動，稱為「顏色革命」。文章論述，這些國家既然是已經實行市場經濟和西方式政治制度的資本主義國家，西方國家何以頻頻插手、干涉內政呢?文章認為，究其原因，「在於尋找並扶持遂其所願的親西方勢力和代理人，從而服務於美國稱霸世界的總戰略和地緣政治佈局。」
文章認為，「顏色革命」打著「合法」的旗號進行違法顛覆活動，實質是改變或篡奪現行合法政權，目標則是推翻國家政權。
文章中稱，被「顏色革命」裹挾的人群中有各種社會訴求。但任何國家的「訴願」活動，都要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要求進行。
文章最後還提及，黨一貫相信和依靠知識分子，根本不存在「擔心」知識分子搞「顏色革命」的問題。離間黨同知識分子的關係，是別有用心的。
全文如下：
當香港「佔中運動」風頭正勁之時，王占陽教授在2014年12月6日的《環球時報》年會上，談論了所謂「顏色革命」問題。王教授看法的謬誤，不僅僅在於其輕佻的、頤指氣使的口吻和架勢，更在於對「顏色革命」的認識，同黨和人民的一貫立場和態度背道而馳。對此，有必要談談關於「顏色革命」問題的幾個基本認識。
第一，「顏色革命」問題，是政治問題，不是學術問題。
「顏色革命」是個引喻性詞語，不是學術上可以精準定義的概念。西方把二十多年來世界上發生的以所謂「非暴力」方式挑戰國家政權的街頭運動，稱為「顏色革命」。這種概括，往往以花或顏色為標誌。在蘇聯和其他原社會主義國家，就有「玫瑰花革命」、「栗子花革命」、「鬱金香革命」、「天鵝絨革命」;在原民族獨立國家，有「茉莉花革命」、「紫色革命」、「雪松革命」，等等。這些國家，既然是已經實行市場經濟和西方式政治制度的資本主義國家，西方國家何以頻頻插手、干涉內政呢?究其原因，在於尋找並扶持遂其所願的親西方勢力和代理人，從而服務於美國稱霸世界的總戰略和地緣政治佈局。「顏色革命」打著「合法」的旗號進行違法顛覆活動，實質是改變或篡奪現行合法政權，目標則是推翻國家政權。革命從來都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偉大力量。但上述「顏色革命」，並不改變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也沒有形成同原有政權有原則區別的政治綱領和社會綱領，只不過是國家權力的重新分配，因此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在我國，國內外敵對勢力相互勾結，妄圖製造「顏色革命」，其矛頭直接指向共產黨的領導，直接指向社會主義的國體和政體，完全有悖於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很顯然，「顏色革命」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存在「概念」如何理解、怎樣下「定義」的問題。然而，王教授卻說，「顏色革命」「不能簡單否定」，而是「需要重新界定」，因為「如果把顏色革命徹底否定，我們的話語體系也就全崩潰了」。同時，他還歪曲我們黨領導人民革命的歷史，提出「藍色革命」、「紅色革命」、「粉紅色革命」等新術語，並提出要研究這些概念同「顏色革命」的異同，誘導人們把嚴肅的政治問題納入「學術」問題軌道進行爭論。這不是混淆是非、把水攪渾、轉移目標嗎?
第二，「顏色革命」問題，是法律問題，不存在所謂「訴願」問題。
我國憲法規定，禁止任何人採取任何方式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顏色革命」無論採取暴力的、非暴力的手段，都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破壞，都必須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從「顏色革命」的策劃、組織到實施，都是施行違法犯罪的過程，其聚眾危害國家、妨害社會秩序、侵犯公民財產和權利等行為，都是違法犯罪行為。但是，王教授卻說「不能簡單地妖魔化顏色革命」，「這個社會那麼黑暗，那麼腐敗，老百姓受了那麼大的苦，有那麼大的反抗情緒」，所以「革命是有合理性的」。這裡，王教授明顯混淆了階級界限、顛倒了敵我關係，把「顏色革命」說成「人民革命」，謀求在虛假的道義制高點上籠絡人心。近年來，新一屆黨中央總攬全局，抓鐵有痕，人民是滿意的、高興的。而王教授卻置黨愛人民、人民愛黨的基本事實於不顧，惡意挑撥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係，公然鼓吹「顏色革命」的「合理性」。
當然，「飯要一口一口地吃，地要一塊一塊地犁」。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不可能一下子解決，存在各種社會訴求是可以理解的。毋庸諱言，被「顏色革命」裹挾的人群中有各種社會訴求。但任何國家的「訴願」活動，都要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要求進行。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意見，可以通過各級組織、信訪、媒體等表達，渠道也是日益暢通的。而「顏色革命」不過是打著「民主、人權」的幌子，利用所謂「合法訴求」的迷惑性，對廣大群眾進行蒙蔽和欺騙。
第三，「顏色革命」問題，是實際的、現實的問題，不是主觀臆想的問題。
蘇東劇變之後，特別是「顏色革命」在一些國家「得手」，使一些人忘乎所以，把目標對準中國。但在鞏固人民民主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鬥爭中，我們黨和人民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歷史使命，居安思危，以百倍的警惕防患於未然，當然包括防止「顏色革命」。由此可見，「顏色革命」是一個實際問題、現實問題，不是憑空想出來的。防止「顏色革命」，也不是如馬克思所譏諷的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者「在天堂裡喝啤酒」那樣愜意和超然。
王教授說，「社會政治清明、政治平等、大家富裕，就不需要擔心顏色革命了」;對「知識分子不要擔心」。這是臆想和猜測。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我們黨一貫相信和依靠知識分子，根本不存在「擔心」知識分子搞「顏色革命」的問題。離間黨同知識分子的關係，是別有用心的。防止「顏色革命」是完全正義的事業，如同對待任何壞事一樣，第一反對，第二不怕，根本不存在「擔心」的問題。但王教授一會兒說「不要擔心」，一會兒又說「中國離顏色革命並不遠」，這不是要黨和人民解除思想武裝又是什麼?
社會腐敗黑暗—「顏色革命」合理—「顏色革命」不遠，這就是王教授關於「顏色革命」看法的中心邏輯。王教授通篇混亂的、自相矛盾的、虛偽的表述，模糊了意識形態領域尖銳的鬥爭，模糊了對「顏色革命」的警惕。這確實是需要人們認真思考的。既然「顏色革命」是這個花、那個花，不知王教授把自己臆想的中國「顏色革命」栽上個什麼花?是不是罌粟花?
罌粟花雖是美麗的，結出的卻是罪惡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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