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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學哲學系 袁偉時教授。資料圖 【文匯網訊】鳳凰網發表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的文章稱，中國只能夠一步步地改革，要經過二三十年改革才能夠完成轉型的歷史任務。一個國家是很複雜的，是光明和黑暗同時共存的。文章如下：
在我看來，談轉型問題，離不開歷史，有四個基本問題。
一、轉型完成的標準是什麼
這是首要的問題，否則後邊的問題就沒有辦法展開。關於「現代社會」標準有一個基本的共識：經濟是不是市場經濟，政治上是不是憲政、法治，思想文化上是否多元。但是，進一步深入研究，人類文明是不斷發展的，那麼這個標準是不是也應該有所變化?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2005年，我提出一個觀點，現代文明的標準就是羅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當時，為了針對殘酷的戰爭和種族屠殺、「生存空間」的叫囂以及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剝奪公民自由，實行「意識形態恐怖」，肆意干涉私人生活和以社會福利為誘餌的新統治形式，美國羅斯福總統在1941年1月的《國情咨文》中首次提出：「我們盼望有一個建立在四項人類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論和發表意見的自由……第二是每一個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不虞匱乏的自由……第四是免受恐懼的自由」。
「二戰」勝利前後，以《大西洋憲章》《聯合國宣言》和鞏固「二戰」成果的《世界人權宣言》為標誌，總結了人類文明的新成果和新經驗。《世界人權宣言》是由各國政府代表、學者、社會領袖人物共同商議出來的，包括當時的中國政府代表和民間學者代表，並經聯合國大會批准。它在序言中明確提出：「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於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經宣佈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自那以後，所有的聯合國人權文件及其他文件都貫穿這個精神。
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是文藝復興以來各國先驅一直為之奮鬥的。不虞匱乏和免受恐懼的自由為什麼重要?因為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危機、大蕭條加上遍佈各大洲的戰爭、納粹的種族屠殺、蘇聯的特務統治和大肅反，讓這兩點的重要性格外突出。所以，這「四大自由」是新的經驗總結，是文明發展到現代社會的一個標準。如果一個社會實現了這四大自由，那社會轉型就算是完成了，否則就還處在轉型的進程中。
二、轉型的障礙在哪裡
一個國家能不能接受「四大自由」作為現代化的標準?如果能接受，那麼轉型的阻力在哪裡呢?中國傳統的說法是，反帝反封建。
說到反封建，從學術層面考察，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中國傳統社會是不是封建社會?按照國際學術界公認的標準，秦以後中國實行的不是封建制度--分封制。我認為準確的說法是宗法專制制度。二是過去認為進行民主革命--「反封建」的主要內容是分土地。可是，土改後很久了，人們發現「反封建」問題沒有解決。這是「文革」後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提出、得到鄧小平首肯的。
中國的土地狀況非常複雜。不乏大地主的個案，但據20世紀30年代的調查材料(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262頁，科學出版社，1955年北京版)，全國46%的農戶是自耕農，華北更高達67%，其中河北是72%，山東75%。中國的地主絕大部分是小地主，人均佔有土地10畝左右。「廣東地主人均佔地大約5.7畝上下。廣西地主人均佔地大約7.5畝上下。」(轉引自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第123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南昌)再比如，多年來有「關中無地主」的說法。秦暉和金雁翻閱了關中地區的土改材料和其他檔案，證實了這個結論：「無論從史料看，還是從保存至今的地籍資料看，'關中無地主'--自然是相對而言--並不是土改前與民國時期才有的現象，它至少已存在二三百年了。」(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再認識》第81頁，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北京)關中土地改革實際解決的是一些鄉紳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權壓搾農民。因此，不能簡單地把「反封建」或民主革命的主要內容歸結為分田分地。民主革命的基本內涵就是要建立民主制度，確立自由、平等的人際關係;人要從原來的臣民變成現代公民。可以說，人的解放--保障公民的自由才是「反封建」的關鍵。
現在傳統文化大熱，講中國傳統文化何其偉大輝煌。但是，傳統文化不應該是那些一廂情願的「願景」，不是時賢對儒家經典的隨意解讀，而應該是當時社會的實際，特別是儒家思想凝結為制度的實況。我贊同陳寅恪教授一針見血的論斷：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三綱六紀」。唐宋的法典，大明律，大清律例，都貫徹了「三綱六紀」，體現了當時社會的行為準則--固化了的制度。在思想文化上，儒家的建樹反而不如道家或者是佛家。有人說，傳統制度是「儒表法裡」。研究中國傳統法律和社會的權威瞿同祖教授的研究早就否定了這樣的解釋。他指出，法家是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儒家講等級、講親疏，中華法系和傳統社會的特點恰恰是後者。我認為中國傳統制度的特點是「宗法專制」。
中國傳統社會與馬克思所說的西方的封建制度有三點不一樣：首先，西方是長子繼承製，而我們是平分的;其次，中國歷史上土地是可以自由買賣的;第三，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而沒有西方人身依附的農奴制。所以，要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要解決社會自由、平等、發展問題，暴力土改、斗地主是沒有用的，主要途徑在發展工商業。我們講台灣土改搞得比較好，因為那裡地主的人身尊嚴不受侵犯，不鬥地主;其次，財產權得到了尊重，政府用公有企業的股票收買地主的超標準土地，既解決了土地不均問題，又把資金轉移去發展工業。
第二，反對帝國主義。首先，帝國主義對中國有沒有經濟侵略呢?當然有。19世紀的中國就很明顯。它們打敗了清政府，於是就要賠款，敲詐勒索。甲午戰爭，日本要我們賠付兩億三千萬兩白銀。這是敲詐。19世紀中國一共賠了多少錢?七億兩。其次，對外貿易的中的鴉片問題。鴉片戰爭後，鴉片進口增加了一倍多，從年35000箱增加到72000箱，佔到總貿易額的40%左右。此外，中國對外借債的利息很高。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壓搾我們，另一方面也是當時政府的信用很低。
但是，經濟發展很慢不能怪列強，而是當時的政府扼殺了經濟自由。中國人一點也不笨，也有經商的才能，但很多行業政府不允許民間經營，因為擔心民間經濟壯大威脅了它的統治。這是中國歷代王朝主流和一以貫之的政治思想。明清一直壓制工商業的發展，特別是海上貿易。鄭和七下西洋為了顯示天朝國威，到處施捨;招攬「蠻夷」來朝貢，慷慨賞賜;財政無法負擔，不得不終止。為了阻止繼續「下西洋」，後來兵部尚書劉大夏把鄭和下西洋的資料全部焚燬了。嚴格限製出海，導致倭寇橫行。其實倭寇大部分是當時從事海上貿易的商人。清政府繼承了明代的海禁，甚至連國內貿易也禁止，從海上去直隸(河北)和奉天(遼寧)貿易就不批准(參閱拙著：《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第72-73等頁)。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不得不優待洋人;官辦洋務運動;但對民間商務仍然掐得緊緊的，結果弄出了大批假洋鬼子，花錢雇一個洋人為企業代表。最害人就是搞官辦企業。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幾乎同時進行。但是，日本人發現官辦企業是無底洞，利潤沒有，還要財政補貼，1880年前後經過激烈辯論，頂住「國有資產流失」等指責，毅然把官辦企業賣掉，工商業大發展，財政收入增加。大清帝國卻一條死路走到底，改為「官督民辦」，依然逃不脫官府的干涉和官僚的勒索，私人工商業發展遲緩，財政必然困難，成為甲午戰敗的重要原因。甲午戰後，清政府被迫改弦易轍，中國民營企業開始發展起來。其實康有為、梁啟超不是維新的首倡者，維新在甲午戰敗後已成為潮流。1898年戊戌變法搞壞了，康有為膽大妄為、冒險胡來要負很大責任。
帝國主義不是中國發展的主要障礙。中國20世紀20年代、30年代的歷史也證明，市場領域，不要動輒講反對帝國主義，著眼點應放在掃除自由競爭的障礙。比如，當時的上海實際是經濟特區，是中國金融中心，也是全亞洲的金融中心，東京、孟買根本就無法比;中國金融資本慢慢發展到30年代已經超過外資。競爭中中國人會慢慢取得優勢，就好像香港最初也是英資佔優勢，後來華資一點都不必他們差，包括匯豐銀行在內已不是純粹的英資。
三、轉型的關鍵是什麼
真正要轉型一定離不開三個關鍵。
第一個是自由。首先是經濟自由。19世紀，中國轉型的困難的根源就是不給中國人經濟自由。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主要推手，但是他也有局限性：在一些行業搞壟斷，民間不許辦。例如，他在上海辦紡織廠，就申請朝廷批准，不准其他人再辦。張之洞看不過眼，說我也辦一個，在他任兩廣總督的時候在廣東辦，1889年調到武漢當湖廣總督，就搬到漢口辦。但他們都不允許民間資本辦。再看看現在，為什麼中國自主品牌汽車那麼落後?准洋人辦了，但長期不准中國民營企業家辦。為什麼家電一下子就發展起來了?因為開放和自由。自由、開放得晚的，就發展得慢。更麻煩一些是金融，到現在才真正開始准許民間辦銀行。
創新的關鍵是思想要自由，不允許人們「胡說八道」一番，不支持討論，小孩從小膽小怕事，就培養不出現代公民獨立自主敢做敢為的精神。沒有自由，沒有懷疑就沒有創新。用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Sen)的論斷來說：「擴展人類自由既是發展的主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看看歷史就知道，沒有自由的地方就沒有發展。
第二個關鍵是要穩定。中國近代歷史上，最自由的是北洋時期，但是不穩定;主要的不穩定因素是民族主義極端勢力。
第三要融入世界。這個無需多說。
四、路徑：怎麼轉
過去講，轉型有兩種可能，一個是革命，一個是改良。在我看來，中國轉型只有一條路，就是現有基礎上改良，改革就是改良。
革命是不可能的，大多數人要求穩定;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多數人的意願是努力改革和發展，改變落後面貌，別再搞什麼革命。
改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可以從英國的歷史得到一些啟發。英國的「光榮革命」以後，18世紀有兩大問題，國會選舉一塌糊塗，議員席位可以買賣;二是言論自由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整個18世紀，英國國內鬥爭很重要的就是反對政府壓制人民。所以，自由沒有那麼容易得到。一直到19世紀，英國的言論自由才確立下來，而女性到1918年才有選舉權;美國的婦女則到1920年才得到選舉權。轉型的歷程是很漫長的。
而且，所有轉型都必然有大腐敗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反腐也是轉型必然出現的現象。轉型太難。中國只能夠一步步地改革，還要經過二三十年改革才能夠完成轉型的歷史任務。一個國家是很複雜的，是光明和黑暗同時共存的。我反對隨意剝奪公民的自由，那是違法行為，是損害中國形象的蠢行。但要看到侵犯公民自由權利，隨便一個國家歷史上都有，必須經過反覆博弈才能消滅這些黑暗現象。18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決議是正確的，真正實現是實際人數高達千萬的官員的觀念和行為方式的大革命，是政府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大變革。推行肯定很困難，但不管有多大困難，都要把這些紙上的東西變為社會的現實。這是早就應該進行的變革，不能再喪失時機了。
知識分子在當代要幹什麼事兒?2000年，我就說做兩件事，發財、發言。發財就是發展民間經濟，為現代社會奠立牢固的經濟基礎。整個世界最可怕的是極端思潮，世界的發展最怕走錯路，不要再搞革命，不要再整資本家，不能沒收他們的財產，或者變相沒收。不能徵收遺產稅。一徵收遺產稅，資金會大量流失。香港原來徵收遺產稅，後來廢除了。第二，不要傚法某些國家搞高福利。貧富差距什麼的不可怕，隨著經濟的發展實行社會保障制度，保障弱勢群體基本生活是應該的。但是，不要搞過分，要使大家有興趣去競爭。發言是要以公民的立場批評監督，減少社會的黑暗面，不是等待天國的降臨，而是積極參與到這個改革過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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