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記者 海巖)多方訊息均釋放2015年京津冀協同發展進入第二年將進一步提速的信號。儘管總體規劃尚未揭盅，從近期中央及三地部署看，京津冀三地定位早已明確，北京首要任務是加速轉移非首都核心產業和功能，中央留給北京三年時間「壯士斷腕」，津冀承接則躍躍欲試;總體空間佈局上，「京津冀保中心區」的地位基本確定，其他城市佈局則主張由市場選擇;一體化先行的三大領域——交通基建、生態環保、產業轉移取得實質進展……唯有生態補償、財稅共享等難題尚待破解，這些是過去十多年一體化難以推進背後的根本原因，呼聲高、分歧大、協調難，而今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加速推進，建立京津冀利益共同體提上議程。
俗話說，「親兄弟明算賬，越算越親」;而過去在京津冀，「親兄弟不算賬，心裡不舒服」。比如去年的「APEC藍」，北京乃至中國在世界面前贏得臉面，但付出沉重代價的則是河北。所謂北京驅霾河北買單，河北省官方數據稱，在APEC會議期間，河北全境停產、限產的企業達8430家、停工工地達5825處，全年河北GDP增速僅6.5%，進入了20多年來最困難的時期。
作為京畿重地的河北，早就痛訴缺乏補償機制而使其淪為經濟和政策窪地，河北在向京津奉獻的同時，與京津的經濟落差日益拉大。以保護水源為例，河北承德每年均向北京供水4.73億噸，向天津供水4.7億噸。為減少稻作用水，七年前當地實行稻改旱，據稱一年就省出了兩個西湖。雖然當地農民獲得每畝550元的補償，但為配合政策，當地農民每畝地少賺了750元，這對於當地人均年收入僅2300元的農民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小數字。而在河北張家口、承德、保定一帶的水源保護區域內，年收入在2300元以下多達255萬人。
經濟學家說，利益是區域合作的動力，區域經濟合作很難深化，原因是誰也捨不得利益。北京首鋼搬遷是京津冀一體化最早的突破，就經歷了利益分配的艱難角力。當時首鋼和唐鋼共同出資建曹妃甸基地，北京希望稅收仍歸北京，河北當然不願意，最後妥協的結果是京冀按照出資比例收稅。利潤按出資比例各自提取，是企業經營慣例，稅收竟然也按出資比例分享可謂首創，這一「怪異」的稅收分配機制，折射出現有財政體制與行政區劃對協調發展的桎梏。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工業經濟研究所原所長金碚認為，當下京津冀應緊迫提升三地共屬於一個「利益共同體」的意識，構築協調發展過程中的財政保障。
如今，三地對於利益共享的認識有所覺悟。北京市市長王安順首次表態，不可能把稅收全部留在北京。未來，京津冀協同發展加速的推動力，在於利益分享機制如何破解。
對於建立京津冀利益共同體，金碚建議，三地建立財政稅收的共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三地之間的替代收入和轉移支付。不僅如此，建議中央對三地政府的政績考核實施「聯評制度」，對三地的經濟發展、環境和公共服務表現賦予一定程度的連帶責任，「如果河北地區經濟不好了，北京有責任，天津也有責任;如果北京氣候不好了，當然河北和天津也有責任」。而三地之間的財政稅收也應嘗試。惟有在政績考核上設計機制，才能確保三地政府進行協調合作時「足夠真誠」。
參與京津冀協同發展課題、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牛文元亦主張，京津冀要建立覆蓋三個地區的「分利機制」，使生態環境的補償、節能減碳的獎懲、公共建設紅利的分配和跨域協調更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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