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重慶市長黃奇帆接受鳳凰衛視專訪時稱，談自己與鐵路總公司打賭。專訪全文如下：
記者：市長好。
黃奇帆：好。
記者：好久不見。
黃奇帆：好久不見，有兩年了。
記者：我記得在北京呢，您算是剛剛到，準備來參加會議，然後就接受我們的採訪，我還是非常感謝。這幾年好嗎?
黃奇帆：還可以，挺好，我們西部大開發嘛，在這幾年，國家推動西部開放高地建設，發展的，應該說挺有成效。
5年前，我曾經訪問過重慶市長黃奇帆。雖然早就聽說，黃市長精通經濟，是一位學者型的官員。不過當我們的訪問開始之後，黃市長信手拈來的一串又一串的數據，和他對於經濟、金融問題深入淺出的分析，還是讓我非常驚訝。在採訪的現場，有的時候會覺得，好像是在課堂上，聽一位經濟學家在旁徵博引，侃侃而談。5年過去了，經濟的「新常態」，已經成為了中國社會的共識。與此同時，山城重慶也翻開了新的一頁。那麼，「新常態」對重慶而言，意味著什麼?帶著種種疑問，在今年的兩會伊始，我與黃奇帆，相約問答。
黃奇帆：新常態對重慶來說呢，就是我們過去主要是靠投資拉動、出口拉動、消費拉動，那麼今後的一個階段呢，我們要通過改革、開放、創新來作為動力，推動經濟發展，
解說：最近一段時間，全國各省市2014年的經濟數據陸續出爐，重慶以10.8%GDP增速，名列全國第一。此外，重慶汽車和互聯網終端產品的產量，也拿到了全國第一的好成績。在對外開放領域，重慶這些年建設內陸開放高地，進出口總額從60多億美元變成了現在的955億美元，六年的時間翻了四番。這其中，還有一個特殊的亮點，就是重慶在基礎設施領域進行的PPP改革，2014年吸引了1300億的國內外資金，受到了外界的矚目。
黃奇帆：本來這十幾個項目1300億投入，應該是重慶財政，或者是財政負債來搞這個項目，現在呢它是由外地的企業，民營的企業，或者中央的企業，外資的企業來參與投資這1300億。這樣我們重慶的經濟發展，基礎設施的發展，項目沒有放慢，還是繼續在推進，但政府的債務因此還能夠減少，去年我們還減少了1000億的政府債務。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講呢，這種市場化的改革，有助於我們調整債務的結構，有助於我們加速基礎設施的發展，而社會的各個門類的企業也因為投入到這些項目中去，也切割了一塊市場的空間，也有助於他們更好的發展，所以改革產生發展的動力，發展的紅利，有時候是非常直截了當，非常明顯的。
解說：所謂PPP項目，中文被翻譯為「公私合作關係」，這是國際上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一種常見投融資模式。在PPP模式下，企業與政府進行合作，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成功的PPP是一種「政府、企業、社會多方共贏」的模式。但如果處置不當，也可能產生影響深遠的公共服務難題。
記者：您剛才提到了PPP的這個改革，尤其是基礎設施上的PPP改革，其實PPP的改革有分好多層級。
黃奇帆：對。
記者：比如說BOT、BOOT什麼的，其實以前都在試用。
黃奇帆：對對對。
記者：但是它都出現過一些不同的弊端，比如說像您說公益事業的一些壟斷性，價格的調整怎麼辦，您常常提議的建議，或者提的例子是香港的地鐵。但比如說香港的隧道公司，也有說加價，然後民眾不滿，要求政府贖回這種情況。
黃奇帆：是。
記者：那我們在做我們的PPP的時候，我們怎麼樣避免壟斷性，避免公益性跟價格的這個糾結?
黃奇帆：你這個問題分析的很到位，裡邊最重要的，防範四條。第一條就是，搞PPP的投入者是公共設施的投資者，不能虧損，虧損了人家不來干了，因為社會投資嘛，民間投資，不能虧損，但也不應該有暴利，這是一個原則。第二呢，這個談判的雙方，公營和私營方面應該是平等、公開的一個平台上討論，沒有打悶包，沒有營私舞弊，沒有黑箱操作，應該放在亮堂的平台上公開操作，這是第二個。第三呢，因為是公共設施，你如果私人企業壟斷了這個以後，可能把公共設施的收費呀，管理呀，如果都壟斷了，把價格提高，這也不可以的，這也事先要約定。還有一種呢，是公共設施遇上了意外的地震或者災難，那麼私人企業遇上了突發事件的時候它無法適應，這個時候，它無法適應，它不去修復，那受損失的是社會上的老百姓，工作運轉、生活都會受到衝擊，這個時候在災難的時候，政府又怎麼救助，這也是PPP項目要考慮的事情。
解說：2014年重慶簽約的PPP項目，涉及高速公路、市郊鐵路、軌道交通、市政設施、港口物流、土地整治等多個領域。重慶的這一系列PPP項目，被媒體解讀為--重慶市政府拋出了明確的信號：「歡迎企業來賺政府的錢」。
記者：2015年我們還有多少的PPP的項目會進行，以後的公共建設是不是都採取這樣的模式?
黃奇帆：總的來說政府會有三種情況來推動公共建設，第一種，當然就是市場化的，能市場化的就用PPP的方式來解決。第二種，是總有一些公共服務的項目，基礎設施的項目是政府直接該拿財政的錢去投資，去建設的，在這個方面政府義不容辭，第三種呢就是中央政府，也是有一些基礎設施項目，比如鐵道部給我們建鐵路，那這個時候，鐵道部既是個鐵路總公司，也是代表了中央的單位在重慶，那它花2000億修鐵路，那我們要配套的比如說征地動遷，各種各樣的配套，這個就是政府的財政出錢把它，把這個配合好，那麼這個配合好呢，用不著再去PPP地轉個彎了，再去做這些事。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塊就是，讓市場能做的事由市場來做，政府更好地服務，同時讓出一塊市場空間，讓全社會的投資者能夠各得其所，各取所需，這本身也是培育社會民間資本力量的一種方式。
這個產能過剩到了30%，甚至40%、50%的話，就進入到全行業虧損，全行業被顛覆，泥沙俱下，沒有人能倖免。
最近一段時間，黃奇帆在多個場合提到，應當重視在經濟領域「防風險」的問題。他說，雖然重慶經濟近年來持續平穩健康發展，但仍然要時時敲響防風險的警鐘。在這次的採訪當中，黃奇帆認為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來自三個方面：一個就是經濟系統的產能過剩，既包括工業，也包括服務業。第二是金融系統自身的槓桿比太高，造成的金融風險。第三種是民間高利貸為代表的社會性風險。而這三方面，最重要的是要防範產能過剩。
記者：市長，我看了一篇您在對重慶企業家的一場演講，您特別提醒他們要防範的就是產能過剩。就是產能過剩這部分，你還不只是各行各業，各個地方都有可能產能過剩。您告訴我們，您看到重慶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提醒的?
黃奇帆：市場經濟呢，實際上是一個，一種過剩經濟，市場運作的過程呢，最起步的時候，如果一個人創新了一種產品，而這個產品很有市場的效應，那麼先行者通吃，他會有個暴利的過程。然後你有暴利呢，其他的企業就傚法跟進，有個模仿的發展的過程，那麼發展到一定階段呢，產需平衡了，甚至產能過剩了。那麼市場經濟呢，每年會進行優勝劣汰，所以有10%到15%的產能過剩，正好是適應產業鏈中各種企業優勝劣汰的需求。所以這是正常的15%以內的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而且是一個健康的一種自我修復，優勝劣汰的過程。
黃奇帆：但是如果這個競爭過於加劇，這個產能過剩到了30%，甚至40%、50%的話，就進入到全行業虧損，全行業被顛覆，泥沙俱下，沒有人能倖免。
解說：黃奇帆認為，政府應該對可能發生的產能過剩進行預測分析，引導企業合理投資。而企業自身，也應當對投資領域進行深入瞭解，避免飛蛾撲火。此外，金融業在給企業發放貸款之前，也應當對該企業和所在行業，是否可能陷入產能過剩，做出深入的分析。在防範產能過剩方面，重慶一直在身體力行。以煤炭行業為例，8年前，全國每年煤炭產量20億噸，重慶是4000萬噸。8年來，重慶嚴格控制煤炭行業新增產能，在全國產量達到50億噸的產能時，重慶依然保持4000萬噸。
黃奇帆：工業體系，如果你鋼鐵一年的市場需求就是六點幾億噸，那這個產能絕對不能讓它到8億噸以上，你在8億噸，是相當於百分之十幾的過剩，優勝劣汰是正常的，但你如果變成10億噸，你多了3億多噸，你的6億噸的產能，多了3億多噸，你就50%的過剩了，那全行業會虧損，所以我們這幾年，中國有十幾個品種產能過剩，比如鋼鐵、有色金屬、鋁加工的行業，或者浮法玻璃，或者還有像光伏電池，風力發電，有的高新技術領域，有的是傳統產業，資源加工產業，總之都有一系列的產品產能過剩，這是要避免的。
黃奇帆：那麼另外呢，服務業也一樣，要防範，比如說房地產就是一個服務行業，屬於第三產業，房地產我們說，一加六，要防止過剩。一，就是指房地產的城市開發中，房地產的土地供應。一個城市所需要的土地，基本上一個人100平方米，100萬人就是100平方公里，1000萬人的城市呢需要的是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那如果我這個城市100萬人，但是供應的土地呢，是200平方公里，甚至更多，那麼這個時候呢，土地供應過多的城市，土地是要「七通一平」，要征地動遷，要花很多錢的，要投入基礎設施的，最後呢，人口只有50%的供應量，形成一個空城、鬼城現象就，在所難免了。所以在這個方面呢，重慶政府這個十幾年，任何一個區縣、縣城的發展，我們控制性強規，審批過程中的第一要義，就是「產城融合」，人口跟著產業走，產業跟著城市規劃走，最終一平方公里一萬人，形成一個平衡。那麼這個是很重要的，這就是總體的。
黃奇帆：第二就是具體的房地產，我們包括寫字樓的面積，商舖、商業零售商舖的面積、貿易批發市場的面積，或者還有住宅的面積，還有我們平時講的，綜合體的這種面積，甚至還有會展中心這種面積，這種面積呢，宏觀上都有一個量的把握。
黃奇帆：那麼商業零售呢，是和你這個城市的消費，商業零售的總量有關，一般是2萬元零售額一平方米。比如說重慶去年，五千幾百億的商業零售，那重慶這個地方的各種商舖，商業零售商舖，有2500萬平方米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你造了5000萬，一個億，你就商舖過剩，而且會賠本。那麼寫字樓，或者各種貿易批發市場也都如此，講這段話的意思呢，做任何事都有一個科學的規劃。總書記就講過，科學的規劃，做事要認真，於細節之處見精神，在仔細的分析當中見水平。我們有時候大而化之，拍著胸脯讓房產商就來開發，最後這個宏觀上這個量，有的房產商想怎麼幹就怎麼幹，但是對每個企業來說，它只看到自己想幹，不看到整個社會到底需要多少，全盤趨勢，等到有一天醒過來了，一場金融危機已經在眼前了。所以在這個細節上面，這種細節方面實際上是個宏觀的大局方面，要有科學的度量，有個判斷。樓面地價拍賣的時候，不要超過當期房價的三分之一，是很重要的遊戲規則。
記者：您剛剛提到了說地產的風險，我就看到一個故事，就是據說你們的地產商會前不久還給市政府寫信，說是提到了很多具體的建議，主要的目的這個建議要控制商業地產的總量，防止出現過剩，是有這樣一封信嗎?
黃奇帆：是啊，我覺得這個老闆到了這一步，上了車的人不希望車子再上人，也很正常。但是重慶政府呢，在這方面的確比較負責任的，我們整個的過去十幾年，在發展當中，我們房地產始終控制幾個指標，一個呢就是每年房地產的總投資，不要超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25%，也就是說不能夠出現這個城市總投資1萬億，房地產投資5000億、6000億，如果這個地方40%、50%投資都在搞房地產，這個城市肯定產業結構畸形，然後沒有發展後勁，而且會出現泡沫。所以重慶政府呢，應該說，我自己作為市長，是一直注意房地產調控，我微觀的我不管了，宏觀上我就判斷一個投資比例，一個建設總量，跟規劃人口有關的社會結構的總量要平衡這個事情。第三個當然，我控制房地產的按揭。
記者：按揭。按比例。
黃奇帆：也就是金融槓桿比，這三條控制好了，房地產一般是就會平穩了。
重慶的房地產市場，與內地的各大城市相比，都顯得有些與眾不同。早在2002年，重慶就一步到位，儲備了主城區的40多萬畝的土地;計劃在之後的20年當中，每年只開發其中5%的土地。2010年，重慶啟動公租房建設，是全國最早進行公租房試點的城市之一;2011年，重慶和上海又成為了全國僅有的兩個房地產稅的試點城市。而在近年的房地產調控當中，重慶市一個罕見的不限購的城市。多年的探索過後，如今重慶的房地產市場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景象呢?
黃奇帆：這個是因為建設部和國務院的有關方面，給重慶做探索，做試點，第二個呢，就是你這個房地產當然是一個不動產，有個地價。地價呢也不能太高，拍賣地價，地價拍的比房價還貴，那麼拿了這樣的地價，再造出來的房子，往往會是原房價的一倍，或增值兩倍，所以在這個方面，樓面地價拍賣的時候，不要超過當期房價的三分之一，是很重要的遊戲規則，那麼這方面呢，你當然就要土地儲備啊，在這方面就可以起調控作用了，如果發現地價拍得高了，多拿點地出來賣，地價低了。
記者：就跟香港一樣。
黃奇帆：你可以控制。這個土地儲備就使你有地價的調控手段。那麼再有呢就是，當然買房的能力上面，通過按揭貸款的比例來調控，所以我們大體上按這個方面進行了調控，我們的確沒有搞限購限貸，但這個沒有搞限購限貸，是獲得有關方面同意的，我們並不是自說自話，而是做一個探索，所以我們在控制房價，供應保障房，以及房產稅，這些方面呢，我們都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都是中央有關部門指導下，把它給搞好的。
黃奇帆：就目前重慶的房價，的確還是比較平穩的，重慶主城去年商品房的價格是六千五百塊一平方，那麼按照三口之家九十平方米，或者一百平方米的話呢實際上就是五十幾萬到六十幾萬一套房，那麼我們重慶主城老百姓的年收入，夫妻兩個人如果都工作，重慶的人均職工的收入呢，應該在四萬塊，夫妻兩個人呢，平均數在八萬，八萬呢，它有個六年、七年，六八四十八，七八五十六，也就是七年時間，是可以買套房的。
記者：就是在您剛才的預測當中?在範圍內。
黃奇帆：在我們的預測裡這是合理的，如果我們的房價高到了，讓重慶家庭收入，要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才能買的話，這房價就顯得貴了，從這個意義上，重慶老百姓的房價消費，相對寬鬆，比別的城市要好一點。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應該說我們不是個小城市，我們是個八百萬人口的中心城市，這房價控制相對合理，應該是件好事情。
記者：那我就聽到了一個故事，您跟鐵道總公司還有一個對賭。
黃奇帆：沒吵架，我們兩個人好朋友，坐在一起，然後呢我希望他價格低第一點，那麼他說你如果數量上去了我價格可以低一點，我呢說你價格低了我數量就上去了，最後的結果呢，果然事隨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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