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中新網報道，近年，各地官員因抑鬱症等心理疾患致非正常死亡事件時有發生。來自媒體的一項不完全統計顯示：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級官方認定為自殺的官員有112人，其中省部級官員8人，廳級22人，處級30人，處級以下52人。
如此頻度的官員自殺現象，原因儘管很多，但心理疾患始終有極高占比，類似「我很抑鬱，抑鬱難忍，先走了」、「我在醫院檢查有嚴重抑鬱症，非常痛苦，不能吃睡，生不如死」的表達，在官員的遺書中屢見不鮮。
這提醒我們，作為一種高發的現代心理疾患，抑鬱症在工作壓力更大、人際更為複雜的公務員系統中，可能更為突出。要讓這一掌管公共資源分配的群體有良好的工作狀態，已有必要將心理干預納入執政者視野。
就中國官員群體而言，目前主要面臨兩大「壓力源」：
一是繁忙的工作與偏負面的輿情導致的心理倦怠。在當前官員群體中，心理疲勞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狀態，基層官員尤甚，他們與各種瑣碎矛盾糾紛打交道，工作節奏快，加班加點是常態，且常處於害怕犯錯的焦慮中。尤其是在拆遷、信訪、司法崗位工作的官員，在時常出現的突發事件和負面輿情面前，更易出現情感壓抑、工作失控、言語暴躁等狀況。
工作超負荷，不少基層官員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到工作中，無暇照顧家庭及子女，由此引發的家庭矛盾和壓力，也給官員帶來很大的心理負面影響。
二是「本領恐慌」與個體無力感引發的心理焦慮。由於公眾對政府工作要求越來越高，官員學習適應新工作環境的壓力倍增，這一方面有更新知識系統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常要面對「一己之力難以改變」的焦慮，因為很多時候，回應公眾的要求與期待，需要整個系統的變革。
此外，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的當下，中央對官員約束越來越多，管理越來越嚴，加上對腐敗零容忍、對「為官不為」加強問責等，「為官不易」開始成為官員新常態，新的政治生態，心理轉軌和調試成為必然。
官員心理健康出現問題，相關部門應及時進行心理危機干預，但現實狀況卻並不那麼令人樂觀。其中，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
從個人角度分析，不少官員對心理問題認識存在偏差，將心理健康等同於思想問題，導致官員不敢說不想說，更不會向別人承認，擔心被指手畫腳和影響仕途。即使有個別官員向心理專業人士咨詢、問診和治療，也基本是全自費，不走醫保，為的就是不留檔案，怕被別人知道。
從社會大環境來說，在很長一段時期，中國的官員培訓內容，往往側重在業務水平和政治思想上，缺乏對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科學化的足夠訓練，以致官員心理壓力難以找到緩釋渠道。
由此可見，官員心理健康問題，表面上只是個體心理現象，但深層次上卻是一個社會問題，推動這一問題解決，可從三方面做些新的嘗試。
首先是加大對官員心理健康的有效干預。通過建立科學的心理咨詢和測試體系，及時準確評估公務員心理狀況。對於官員普遍的敏感和顧慮，可通過專業「外包」試行解決。同時注意把握事件點，及時疏導。經驗表明，官員的焦慮和抑鬱情緒，多數出現在矛盾集中、崗位調整時期，關鍵節點的疏導很重要。
其次是加強對公務員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央黨校、公務員專門培訓機構要適當加強心理健康方面的內容。針對壓力較大、承擔特殊工作的官員群體，比如公、檢、法和各安全部門等，應進行專項的心理輔導。
我們必須承認，外界對官員心理危機的干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官員要重視自身的心理健康，自己平時也應主動多學些心理學知識，學會自我調節，包括宣洩、幽默、昇華，還有放鬆、助人等等。
三是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和輿論生態。健康的心理來自於開放、包容的心態，這種心態與社會心理狀態密切相關。官員作為執掌公共權力的特殊主體，如果權力能在「陽光」下運行，少一些不當的競爭性，減少暗箱操作和不透明，這樣也容易與社會和他人形成比較平和的關係，有利於官員的心理健康。
尤其是在官員選拔過程中，要盡量減少不確定性因素，不但要增強官員選拔的公開性和程序性，還要考慮官員選拔的民意基礎，使官員晉陞有序而公正，從而減少因仕途不可預期而帶來心理壓力。
與此同時，也要呼喚平和理性的輿論生態，那種不分青紅皂白上來就把「板子」打在官員身上的偏頗「仇官」情緒和輿論取勢，最終傷害的是生活於其中的每一個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