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光明網發表評論稱，目前因涉腐案外逃的各級官員超過4000人，所攜贓款數量遠超想像。程維高案發之後，程慕陽外逃後的日子「一不缺錢，二不缺名」，是加拿大主要政黨聯邦自由黨和保守黨的捐款人，並任加拿大亞太商會的董事兼副會長。
評論認為，這側面反映了此前的追逃措施—如果有的話，對外逃的涉腐案嫌疑人震懾力度很小甚或沒有。然而，對貪腐官員及其涉案人員來說，其被抓回的難度越大，外逃及其後安逸生活的保險係數就越高。
評論指出，國家間引渡協定達成的前提，是提出引渡的一方必須提供合乎被引渡嫌犯所在國家法律的證據。合乎其他國家的法律而同時又不違反中國的法律，這就需要不同國家在法律規則上進行協調。而這種協調並非靠國家間談判所能達成，而必須經過國家層面上的立法程序才能達致。從立法層面作出協調，進而訂立國家間引渡協定，是抓回外逃涉腐嫌犯的制度化方法。
全文如下：
5月4日有媒體報道說，身在加拿大的Michael Ching就是前不久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公佈的100名通緝嫌犯中的程慕陽。報道援引當地媒體的相關消息稱，身在加拿大卑詩省的程慕陽，已是「著名地產開發商」。程慕陽的律師在回應媒體時指程慕陽「一直堪稱正直加拿大社會成員典範」，並舉例程慕陽曾在2013年被授予女王鑽禧勳章，還獲得過三級政府表彰……
程慕陽是被有關機構查處的中共河北省委前書記程維高之子。程維高擔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期間的秘書李真因腐敗案發被判處死刑(執行)，程維高本人被撤職後的待遇由省部級降為副處級，涉嫌嚴重腐敗的其子程慕陽則一直在逃。現在看來，程維高案發之後，程慕陽外逃後的日子倒也滋潤，一不缺錢，二不缺名，據說還是加拿大主要政黨聯邦自由黨和保守黨的捐款人，並任加拿大亞太商會的董事兼副會長。這個事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此前的追逃措施—如果有的話，對外逃的涉腐案嫌疑人震懾力度很小甚或沒有。
程慕陽外逃後的「成功典範」，是「前腐後繼」者不斷逃向國外的路向標。抓回程慕陽這樣的外逃時間較長的涉貪案嫌疑人，是拔除貪腐官員外逃路標之舉，也是改變貪腐官員的「成本(風險)—收益」計算公式的必須之舉。但是，實事求是地講，抓回程慕陽這樣的在逃涉腐案件的嫌疑人難度非常大。這裡所謂難度，不僅是指抓回的成本大，更是指抓回的程序性障礙多。當然，貪腐官員及其涉案人員之所以選擇外逃，也正是利用了這個難度。對貪腐官員及其涉案人員來說，其被抓回的難度越大，外逃及其後安逸生活的保險係數就越高。
有公開報道稱，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因涉腐案外逃的各級官員超過4000人，所攜贓款數量遠超想像。因此，抓回程慕陽即使成功，也只是一個個案。而令貪腐官員斷了外逃念頭，讓貪腐官員不僅在中國無處藏身，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難以棲居，也只有從中國與其他國家間訂立法律協定的制度層面上解決問題。在開放時代，斷絕貪腐官員外逃的措施，畢竟不能長期依靠那些掌有一定權力的官員以讓渡自己獲取國際旅行證件或前往國外旅行的部分公民權利來被動地實現。
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公佈通緝嫌犯名單，可以震懾涉腐外逃人員。另有媒體報道稱，在上述通緝名單公佈後，程慕陽已經匿跡於其經常出入地點。當然，如上所述，若要真正把外逃嫌犯抓捕歸案，絕非發一紙國際刑警組織的國際通緝名單那麼簡單。以抓回程慕陽為例，其所在國警方抓人，必須依當地法律。而程慕陽並非為違反現居住國法律的犯罪嫌疑人，其涉嫌犯罪的行為發生在中國，並且這種行為即使在現居住國也同樣被視為構成犯罪，並且即使已有行為發生地與現居住地國家間的法律協定，其嫌犯身份也必須依據當地法律認可行為發生地國家提供的犯罪證據後才能確定。
顯然，國家間引渡協定達成的前提，是提出引渡的一方必須提供合乎被引渡嫌犯所在國家法律的證據。合乎其他國家的法律而同時又不違反中國的法律，這就需要不同國家在法律規則上進行協調。而這種協調並非靠國家間談判所能達成，而必須經過國家層面上的立法程序才能達致。從立法層面作出協調，進而訂立國家間引渡協定，是抓回外逃涉腐嫌犯的制度化方法。沒有引渡協定，則引渡只能以個案談判的方式解決。如此，抓回程慕陽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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