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萬里同志是老一代革命家，是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如果說小平同志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話，那麼，他就是高級工程師之一。他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特別是為中國改革開放大業做出的卓越貢獻，以及他的無私無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將永載史冊。
1981年，我一到國務院就在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的萬里直接領導下工作，直到他1988年離開國務院去人大常委會任委員長。在長期的共同工作特別是推進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使我對萬里同志有了較深刻的瞭解，也與萬里同志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農村改革的倡導者和組織者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即在粉碎「四人幫」以後，萬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他和在四川任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遙相呼應，帶頭打破「左」的禁錮，勇敢探索農村改革之路，大膽支持農民的改革之舉，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讓農民重新獲得生產自主權，糧食增產，很快吃飽了肚子。
萬里同志是山東省東平縣人，1936年5月參加革命並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前擔任冀魯豫區黨委二、七、八地委書記，區黨委委員、秘書長，解放後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副部長、部長，國家建設部部長，北京市常務副市長，領導和組織了建國10週年北京十大建築工程建設。
萬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慘遭迫害。在鄧小平同志恢復工作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他受命於危難之際，任鐵道部長，協助鄧小平同志出色地抓了鐵路整頓。
粉碎「四人幫」後，萬里同志被派到農業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書記。安徽曾受到極左政策的嚴重破壞，本來的產糧大省弄得許多農民沒飯吃。
萬里在安徽經過大量調查，對農村農民的問題有了深刻瞭解，他說：「197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安徽當第一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又是『左』傾錯誤的重災區。『四人幫』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學大寨的那一套『左』的東西特別積極，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困難……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樣，門窗都是泥土坯(做)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傢俱，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麼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人民公社到底有什麼問題?為什麼農民的積極性沒有了?我剛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約占25%，我這個第一書記怎麼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瞭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麼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見1998年4月30日《中國經濟時報》)。
粉碎「四人幫」之後，當時的中央領導同志提出「兩個凡是」、「抓綱治國」等錯誤口號。「兩個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守。」抓什麼綱?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農業以糧為綱。這就是說，「大躍進」、「人民公社」、「學大寨」等等都是毛主席的決策，都不能變。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在60年代初期是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開發建設山區、改變山區貧困落後面貌的先進典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卻把它變成為在農村推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左傾錯誤的政治工具，搞什麼「一批二斗三大干」，「以大批促大干」，「七斗八斗不停步，斗一步進十步，步步斗進一路」，影響深遠，危害全國。
萬里說：「學大寨實際就是推廣以大批促大幹，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業，推行『大概工』，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搞窮過渡。」「所謂普及大寨縣，就是不僅要農業學大寨，連工業、財貿、文教、衛生都要學大寨，大寨有什麼工業?有什麼文化?據說中學生都沒有幾個，大部分是文盲，怎麼值得全國學習?這樣學法只能是越大越公越『先進』。」(出處同上)對農村實際情況的這種深切瞭解，我想一定是萬里之所以成為農村改革闖將的基本原因吧!
當安徽省有些地方暗地搞包產到組的事情匯報到省委後，萬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試驗。」1979年2月初省委又開會專門討論包產到戶問題，不少人因為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挨過批判，不敢表態。萬里說：農民普遍希望包產到戶。過去批判過的東西，未必是錯誤的，必須在實踐中加以試驗，我主張在山南區進行包產到戶試驗。
山南區的試驗很快見到成果，並傳到別的地方，滁縣地區很快就有17%的生產隊包產到戶。農民說，大包干就是好，保證一年能吃飽。1979年雖然安徽遇到旱災，但農民積極性高，糧食還是增產了。當時還在國務院主管農業的陳永貴說萬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幹部卻說：幾千萬人有了飯吃，還賣餘糧給國家，難道這是小惠嗎，與國與民都是大實惠。
後來，包產到戶在全國引起爭論，農民暗裡悄悄地搞，基層幹部暗地支持，怕說包產到戶是分田單干。在這種情況下，萬里是第一個站出來為包產到戶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會議上，萬里說：「包產到戶原則上不同於分田單干，雖然形式上與分田單干相似，而生產資料所有制並沒有變，土地所有權仍然是公有的，生產隊有權根據情況加以調整。」不久，四川、內蒙、河南、貴州都普遍推行包產到戶。因此，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說：「包產到戶，萬里第一，(趙)紫陽第二，周惠第三。」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志同萬里談話時，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談話中又一次稱讚安徽鳳陽縣絕大多數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鄧小平說，「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由於當時國家農委主要負責人不大贊成農村搞包產到戶，中央於1980年3月調萬里同志任國家農委主任，全面主持農村改革。萬里上任後，首先組織農口各部門大批幹部赴各省農村調查，傾聽農民意見。調查結果表明：絕大多數農民和基層幹部贊成包產到戶。已包產到戶的增產明顯。
在摸清全國情況的基礎上，萬里主持召開農委黨組擴大會議，分析形勢、統一思想。在這次會議上萬里批評了左傾殘餘思想在農村改革上的表現。認為不肅清「左」，農業永遠不能翻身。
隨後，國家農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總結了很多經驗，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將包產到戶規範為雙層經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廣。萬里同志在鄧小平、胡耀邦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還主持制訂了5個「一號文件」，使中國農村改革有序前進，創造出了舉世震驚的奇跡——八億農民平穩地從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譜寫新的篇章，農業連年豐收。
萬里擔任副總理後，仍然主管農業，對全國農村改革把脈定向，對農村工作做出過許多正確的指示。在他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期間，還為全國農村發展制定了許多法規。
並不是所有人都擁護大包干，圍繞農民這一偉大創舉的不同聲音和爭論不絕於耳。特別是當時若干基層幹部因失去了昔日大集體、大鍋飯時代的權力，對家庭承包經營就是想不通。有的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更多的人則提出一系列的問題，比如：水利工程管理怎麼辦，大型農業機械怎麼辦，集體工副業怎麼辦，農田基本建設怎麼辦，計劃生育怎麼辦，民兵訓練怎麼辦，等等。言下之意是「單幹不如集體」。
為了實地考察農村改革發生的變化，研究農民在實踐中是怎樣回答和解決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的，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在我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分管經濟工作的時候，根據萬里的指示，我率領由有關部門參加的12人工作組赴山東、河南、四川作了近一個月的農村經濟調查，撰寫了三篇考察報告。這些調查報告客觀如實地反映了當時農村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反映了廣大農民對農村改革的喜悅和期盼，對我任副總理後在領導中國農村工作、堅持和完善農村改革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調查組寫的三篇調查報告，萬里非常重視，根據他的批示，先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作為內部文件印發，後由《人民日報》連載。這些調查報告，以無可辯駁的大量事實說明：
第一、廣大農民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衷心擁護在農村實行的以家庭聯產為主的責任制，農村形勢一派大好：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農業生產連年增產，基本解決了建國三十年來沒有解決的吃飯、穿衣問題，到處呈現一片興旺發達景象，新房多，林木多，牲畜多，趕集上會的人多，農村集市貿易空前活躍。所到之處，流傳著許多讚美黨的政策，讚美現實的順口溜。例如：「大包干是搖錢樹，不出三年都變富。」「過去『三靠』(即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越靠越窮，現在『靠三』(即靠三中全會路線)，越靠越富。」「過去是：地瓜干當主糧，老母雞是銀行。現在是：糧滿囤、油滿缸，穿新衣、蓋新房，光棍漢子娶新娘，大把票子存銀行，日子越過越舒暢。」
第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已紮了根，並在實踐中進一步發展完善。家庭承包初期基層幹部擔心出現的一些問題，有的已經解決，有的正在解決。已經解決的有：水利設施的使用管理;農業機械的使用管理;集體牲畜的分包養用;作物佈局的調整;集體債務償還;烈軍屬、五保戶的照顧;幹部報酬;義務工的攤派;農田造林的收益分成等。正在解決的有：地塊的調整;各種合同的簽訂;集體財務的整頓;提留的管理使用;機耕、植保的統包;集體工副業的承包等。
實踐證明，廣大群眾是勇於實踐、富於創造的，他們既然選擇了大包乾等形式的責任制，就一定會想辦法完善它，發展它，使之更適應於生產力的發展。
實踐也證明，責任制已經不是作為一種權宜之計，而是作為一種原則，在種植業以外的各個領域推廣。人們說：「責任制是個寶，用到哪裡哪裡好」，農業包，副業包，社隊企業包，商業包，連農村教育也搞包干責任制。一個「包」字，打破了大鍋飯、平均主義，大大解放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第三、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民購買力的提高，提出了改革商品流通體制、改革作為農村商業主渠道的供銷合作體制的必要性，長期實行的由國家「獨家經營」的體制已經不適應新的形勢了。報告提出了改革初步思路。
通過這次調查，我們深刻體會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農村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強勁的生命力。也使我們深刻體會到馬克思所說的「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與他們的物質利益有關」、「物質利益是人們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基本動因」的真正含義。
推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黨中央並沒有下命令，說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開，而是由於各地看到承包以後所顯示出來的優越性，很快自發推廣的。有的地方想擋也擋不住。結果，實踐證明凡是實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農業生產狀況迅速改觀，出現了驚人的增長。改革解放了生產力。在事實面前，絕大多數同志的思想逐漸統一起來了，家庭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迅速推開，並且在以後的實踐中逐步完善，最終形成了現在這種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廣大中國農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項偉大創造。其偉大之處就在於，它使生產力最基本的要素——勞動者獲得了第二次解放，而這一解放的實質，又在於使農民獲得了對土地這一基本生產資料的經營自主權，獲得了對自身及其勞動所創造價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權。
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之後，有的同志想借社會主義教育之名，否定農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讓農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萬里同志在鄧小平等同志支持下，與其他同志一道堅決頂住了這股錯誤思潮。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談話中說：「這次十三屆八中全會開得好，肯定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變。一變就人心不安，人們就會說中央的政策變了。……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穩定。……有了這一條，中國就大有希望。」
已經吃飽了肚子，並日益富裕起來的農民，永遠都不會忘記在關鍵時候挺身而出為他們總結出經驗、爭得自主權的萬里。那時，在中國大地上甚至廣為流傳「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的佳話。當然這不是對幾個人的頌揚，而是人民對中共中央正確決策的高聲歌唱!
現在，萬老雖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關心著全國的三農事業，不久前還為小崗村大包干展覽館題寫了館名。
80年代，萬里是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他與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大思路一致，工作配合默契，在推動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也做出了傑出貢獻。許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由他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並頒布實施的。
積極推進民主法制建設
80年代，萬里就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中國改革的兩大主題，要圍繞這兩個改革的主題推進我們的民主法制建設和各項工作。
他認為，發展民主與健全法制是一項根本建設，並在1986年2月的講話中，深刻闡述了民主和法制建設在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他說：「不講民主與法制的社會不是文明的社會，也不會是安定的社會。」「非常明顯，缺乏民主與法制，往往和愚昧落後連在一起。」「因此，必須把民主與法制看成是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建設根本性的問題之一，要下大決心、花大氣力，從根本上去解決。」他強調，民主與法制建設是經濟體制改革順利進行的根本保證，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由於長期封建社會歷史的影響，我們往往只有「人治」經驗，而缺乏「法治」的觀念。解決這個問題，關鍵是從根本上增強黨內特別是黨員幹部的民主與法制觀念。越是對國家、民族有貢獻的人，越應該有高度的民主與法制的觀念，自覺地接受群眾監督和法律的約束。」
1986年7月31日，萬里發表《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的講話。這篇講話不啻於一聲驚雷，振聾發聵，在黨內外引起了廣泛的強烈反響。他指出，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在我國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既有傳統價值觀方面的障礙，同時也從一個重要的側面反映了我國政治體制方面存在的問題。我國政治體制上的一個重要弊病，就是領導權力過分集中，決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真正實行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這個講話最精彩的是指出，為保障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對政策研究、決策研究也要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萬里說，「雙百」方針不能得到貫徹實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去往往把政治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理解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樣的概念帶來很大的副作用。事實上，在許多場合下，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是很難分開的。「所以，關鍵不在於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而在於對政治問題，對決策研究本身，也應該實行『雙百』方針。所有的政治問題、政策問題，都是應該進行研究的，在沒有作出決定之前，都是可以討論、可以爭鳴的。」「在領導部門就政策問題作出決定之後，大家都應當執行。」萬里把這個問題看作是社會主義高度民主的重要標誌，認為「如果在人民內部政治問題不能爭鳴，只能領導人獨鳴，又怎能談得上什麼『高度民主』呢?」
萬里接著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廣開言路，破除言禁，把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切實付諸實施。堂堂十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只要領導路線正確，政通人和，百業興旺，是不會被幾句逆耳之言或別有用心的人借某些問題的煽動搞垮的。」萬里還說：「領導人要尊重人們充分發表意見的民主權利，不要害怕別人講不同意見的話，甚至講反對自己的話。過去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是正確的，但還有點消極。積極的說法應該是：『言者有功，聞者受益』」。
1988年4月，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萬里當選為委員長。他在這次會議發表的講話中提出：本屆人大必須把保證改革和促進改革作為自己的首要職責，把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他說：「要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支持和保護一切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圍繞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兩個改革的主題，推進我們的民主、法制建設和各項工作。」
在萬里委員長主持下，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始終把制定有關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方面的法律作為立法工作的重點，先後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海商法、稅收徵收管理法、產品質量法等對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具有重大影響的法律，並總結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新情況，對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環境保護法、專利法、商標法等作了修改和完善。還審議了公司法、農業法和科技進步法等法律草案。同時，常委會把制定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放在重要位置，制定了工會法、行政訴訟法、著作權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殘疾人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還制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也已提請代表大會審議。七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除通過了實行修正案外，共通過59個法律和27個關於法律問題的決定，合計86個。
在監督工作方面，萬里委員長提出，一定要把法律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每次人大常委會會議都要有一個到兩個法律執行情況的檢查匯報，把它列入議程，這要作為一項制度堅持下去。從此，開展執法檢查並在每次人大常委會會議上聽取和審議一到兩個執法檢查報告，作為一項制度固定下來。這是人大監督工作的一個重大發展，是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促進依法治國的一項重要措施。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專門委員會，先後對31個法律和6個法律問題決定的執行情況進行了檢查，對促進法律的實施起了積極的作用。
萬里還非常重視懲治腐敗的問題。他說，一是決策是否正確，二是任人唯賢還是任人唯親，三是是否為政清廉，四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還是半心半意。執政黨離不開這四條，共產黨能不能得到群眾擁護，也要看你能不能做好這四條。一定要防止共產黨在執政後失去監督，嚴重脫離群眾。為此，就要發揮人大的監督作用，發揮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發揮人民群眾的監督作用。中國如何做到既不搞多黨制，多元化，又能把各階層、各方面的意見反映到人大和黨委來，使我們執政黨能接受群眾的監督，不搞一言堂，這是個大問題。他一再講，一定要加強人大和人大常委會的監督職權，支持監察部門、司法部門的工作，懲治各種腐敗行為。1990年，全國人大辦公廳根據十三屆六中全會決定起草了監督法，但由於種種原因沒能出台。
在黨的十四大後，萬里最先提出修改憲法，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堅持改革開放、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載入憲法。中央採納了萬里的建議，在1993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對此作了修改。
萬里同志關於民主法制建設的思想和實踐，證明他是一位無私無畏、具有深邃見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
大公無私，積極培養年輕幹部
在這裡，我著重講點個人的親身體會。
像我這種既無大學或大專文憑又無政治背景、遠在邊陲當普通財經幹部的人，做夢也沒有想過會步入中南海，並且當上副總理。但時代的大潮卻把我湧入了中南海和副總理的崗位。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初，正值「文革」結束不久，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革命老幹部，在鄧小平、胡耀邦領導和推動的平反冤假錯案中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領導崗位。他們的交椅尚未坐穩，椅子還沒捂熱，小平同志又號召幹部年輕化。「文革」把他們整了十年，打天下的還沒有坐天下，又要讓他們讓賢。多數老同志高風亮節，從黨的事業後繼有人出發，主動提出退位，讓我們這樣一些當時還算比較年輕的人十分感動。但也確有少數老同志想不通。他們對新上來的年輕人在冷眼觀察，看他們能否頂得下來，有沒有治國的本事。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下，新上來的我們這一批比較年輕的同志，如果沒有一些老同志的支持，本事再大也難以開展工作。我在第一任副總理期間，深得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的支持，特別是得到常務副總理萬里的具體幫助。
我與萬里非親非故，雖然都是山東人，戰爭年代我就在他的家鄉(東平縣)周圍活動，但我們並不相識。那時他已是高級幹部，我是普通一兵。萬里出於對革命事業的高度責任感，真心響應鄧小平關於幹部年輕化的號召，積極幫助和支持新上來的比較年輕的人大膽工作。1982年，在我還是國務院副秘書長的時候，中央決定組建「大經委」，把國務院經濟方面的具體事務交給大經委去處理。中央內定，由常務副總理萬里兼任大經委主任。萬里立即提名我去大經委任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並指定由我和中組部副部長曾志同志負責大經委的組建籌備工作，我的任職，在黨內已發了通知。但後來中央又決定，萬里不再兼任大經委主任，大經委的職能也相應作了調整。這時，萬里又提議並經中央決定，我仍留國務院工作，不去經委了。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我被選舉為中央委員，不久，中央內定要在來年人民代表大會上提請任命我為國務院副總理。萬里要我與他一起去天津、河北、湖北等地考察工作，實際也是對我的具體觀察、考核。1982年12月，萬里又指定我率領有關部門同志去魯豫川三省調查研究，如何深化農村改革，並回答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萬里對工作組寫的調查報告十分重視，不少建議在實際工作中得到採納。
在我擔任副總理後，萬里更是放手讓我工作，並給我加擔子，除我分工的財貿金融工作外，他很快明確由他管的農業、勞動工資、民政、物價等工作也讓我負責。1985年，他曾兩次對我說，紀雲同志，你要大膽工作，有什麼事我來承擔。又說，我仔細觀察，你對一些文件的批示是很得體的，對工作是勝任的。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舞。
1987年5月16日在黑龍江大興安嶺發生了一次開國以來最大的森林火災。在森林火災季節到來之前，我曾對林業部作過防火的具體部署，在大興安嶺火災期間，從救災到重建，我曾三次親臨現場(最後一次是與萬里一起去的)，具體指揮部署救災和重建工作。大火撲滅之後接著就有一個調查起火原因和追究責任的問題，具體講就是要追究黑龍江省、林業部和國務院分管林業的副總理的責任。6月26日萬里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處理對發生火災負有責任的人員。當有一位列席會議的同志提出應追究國務院有關負責人(當然是指我)的責任時，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有一位姓周的副局長，立即遞了個紙條給萬里，上寫：今年3月紀雲同志曾兩次打電話給林業部部署森林防火問題。萬里同志在會上立即說，國務院對森林防火是作了部署的，救災也是得力的，國務院是沒有責任的。就這樣，使我免遭一劫。
1988年6月，萬里在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當年山東省有人向他寫匿名信，誣我插手山東人事安排。萬里十分清楚，各省人事安排是由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兼組織部長宋平一手操作，我根本不可能插手，萬里當即批示「山東人事安排與紀雲同志無關」，又使我免被誣陷。
我想，我與萬里的友誼，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對改革開放的共同的信念。特別是在1989年「六四」風波之後，有人想以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為名，否定農村改革的大方向;想以「反和平演變」為名，否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企圖開歷史倒車的時候，萬里等一批同志挺身而出，堅決頂住了這股逆流。1992年4月，我應邀去中央黨校去作過一次報告，主要是講農業和農村問題，其中重要一部分是講如何加深理解小平同志南巡談話，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加快改革開放步伐的問題，當時在高層引起不同反響。一天我去看望萬里，一見面他就說，你在黨校講話講得好，抓住了要害，有骨氣!給予我極大精神支持。
據我所知，在萬里的支持、幫助下成長起來的高層領導幹部不乏其人，他們來自五湖四海，與萬里毫無私人關係。
萬里的大公無私、光明磊落，胸懷坦蕩、勇於負責的品德和精神，對改革開放事業的無限忠誠和巨大貢獻，使我終生難忘，這也是使他成為廣大群眾最崇敬、愛戴的領導人之一的根本原因。
萬里對人生是樂觀的。1992年下半年，在萬里即將卸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前夕，我們一起吃飯，萬里哼了幾句順口溜，道出了他晚年的期盼。當時我用毛筆記錄下來：退休不發愁，橋牌加網球，一批好朋友，國泰民安久，晚年樂悠悠。（作者:田纪雲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