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法制晚報報道，近日，在位於北京懷柔區裝備學院的辦公室裡，劉建接受了記者採訪。與爺爺朱德生活在一起的許多年中，爺爺時時處處要求子女和晚輩不能有特殊化思想，自己首先以身作則，遵守黨紀國法。
朱德是中共歷史上第一任「中紀委」書記。在任5年多時間裡，處理了近30萬起案件。在辦理各類案件過程中，他一直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教育各級幹部。
劉建記得爺爺教育子孫時，常說的話「心裡對法紀沒有敬畏，這是最要命的」，除了敬畏，爺爺所強調的「對權力恪守的『公心』」也成為他謹記在心的家風。
家風嚴格
讓女兒搬出中南海平時不准回來
劉建的母親朱敏是朱德元帥唯一的女兒，身為朱敏長子的劉建從出生後就跟著爺爺朱德一起生活。在長達15年共同生活的經歷中，從生活細節、個性養成、職業選擇，劉建都深受爺爺的影響
因朱德忌諱「姥爺」與封建社會的「地主老爺」同音，晚輩們不分里外，都稱朱德為「爺爺」，這樣的叫法也延續至今。
1953年夏天，朱敏從莫斯科列寧師範學院畢業回國後，被分配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教。不久，劉建就出生了。為了讓女兒專心工作，朱德決定把劉建留在身邊撫養。令人想不到的是，朱德雖然幫助女兒照看孩子，但卻堅持讓朱敏搬出中南海的家，到北師大的集體宿舍住。後來，為進一步消除女兒平日回家看孩子的念頭，朱德做出了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決定：每週只允許朱敏星期日回一次家看孩子，平時不准回去。這是一條「硬規定」。當時朱敏夫婦不太理解，覺得這條規定有點太不近人情，普通百姓的女兒也可以隨時回家看孩子和父母。朱德教導女兒說：「國家現在非常需要建設人才，你所從事的正是培養人才的工作，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師，是爹爹對你的期望。」朱德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女兒不要因為特殊身份就總往家跑耽誤工作。
劉建稱爺爺朱德是佃農出身，當年能完成私塾教育，全靠兄弟姐妹們整日辛苦勞動、節衣縮食供他讀書。新中國成立後，爺爺就要求他們每家來一個孩子到北京讀書。當時就來了10多個孩子，大的十幾歲，小的才幾歲，雖說爺爺當時工資不低，但要撫養這麼多的孩子，學費、交通費、生活費，一個月下來就所剩無幾了。
從1959年開始，國家遇到連續三年的經濟困難。政府將每個國民的糧食定量縮減到最低限度。當時，中南海工作的機關幹部由個人報數重新定量。毛澤東主席自報每月糧食定量是26斤，周恩來總理報了24斤，劉少奇主席報得最低，只有18斤，朱德報了26斤。後來按照國家制定的定量標準，北京市規定男性幹部糧食定量為28斤。但這些領導們堅持說，既然已經自報，就不要變動了。有關部門只好按照他們自報的數量發給糧票。直到劉建參軍到部隊，每次回家看望爺爺奶奶走時，奶奶都要叮囑把糧票留下。
在劉建的印象中，生活中的朱德是非常慈祥的老人。「他平時跟孩子們說話都是慢言細語，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又對我們有一種『不管做什麼事情都有標準有要求』的態度。」
劉建回憶，家中要求孩子們從小要學會「艱苦樸素、自己動手」，三四歲的時候就必須自己洗襪子洗手絹。朱德制定要求，夫人康克清來貫徹，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
「那時我穿白襪子，怎麼搓也不乾淨，就挨了康奶奶的手板。」劉建回憶道，彼時年幼的他連叫帶喊，爺爺聽到後走過來，哄他說：「你奶奶打你，她的手也疼呀。」當時，劉建對這句話並沒在意，現在回想起來，才體會到這句話裡飽含的真情。
劉建稱爺爺朱德對於家風嚴謹樸素的要求，歸因於以下兩點：朱德幼時出生在佃農家庭，家中沒有一寸土地，生活清貧，在四川老家耕種的土地都是地主的，即使後來位居高職，也秉承一貫以來的簡樸作風;另外，那個時候國家剛剛建立起來，社會條件困難，作為黨和國家的幹部更得做榜樣。
「他當了一輩子軍人，辦什麼事情都要求利利索索的，講了就要辦要落實，反過來要檢查。」劉建說。
提及「嚴打」中朱德孫子被懲處：
「他們是被舊時代特權思想給害了」
作為幹部子弟，劉建和兄弟姐妹們從小被教育不能有「特權思想」。
「雖然我們小時候住在中南海，但是上學的時候都是走路去的，剛開始上一年級就不讓坐汽車，上小學時周圍的同學們都不知道我們是誰，也不會去故意顯擺。」劉建說。
劉建認為，幹部子弟和老百姓之間的區別就在於特殊化。「子弟們認為誰也管不了他，沒有約束，不敬畏什麼東西，這是最要命的。」
劉建說：「家裡的教育就是從小讓我們思想中始終有一種敬畏，知道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特別是康奶奶，她從各個細節抓，比爺爺還嚴厲。」
朱老總給人的印象是溫和敦厚，很少發脾氣。劉建說：「爺爺說話很溫和，很少有發火的時候。」
然而，在「文革」中，他第一次看到爺爺在家中對親屬發火。那時，「我表哥在學校裡參加『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的簡稱)。」「聯動」的參與者基本上都是幹部子弟。當時中央文革小組做了很多針對老一輩革命家的事情，對他們亂扣帽子，還進行了殘酷無情的批鬥，幹部子弟們對自己前輩遭到惡毒攻擊表示不滿，就成立了這個組織。「我的兩個表哥在社會上說了一些對文革不滿的話，引起了公安部門的注意，把他們抓起來了。公安部門審問他們：『你們講中央的事情，從哪兒聽來的?』他們隨口就說：『我爺爺告訴我的』。」
「這可就麻煩大了，馬上成了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反映到上面了。有關文件後來就放到了爺爺的辦公桌上。爺爺回家看到後，就發火了。因為那個時候那樣講很危險，容易授人以柄，後果很嚴重。爺爺雖然沒有怒氣沖沖，但表情非常嚴肅。」劉建說。
「文革」中，長大的孩子們陸續離開了中南海，脫離了管教，在外做出些不知輕重的事，爺爺奶奶知道了，經常會嚴厲批評，甚至禁止他們回家，以示懲罰。奶奶經常告誡兒孫要遵紀守法，特別指出不能有目無法紀的特權思想。
劉建回憶說：「奶奶身邊女工作人員多，她特別要求我們凡年長者要稱阿姨、大姐，年輕者稱同志。在家中，男孩子不允許穿內衣褲閒逛，要求孩子們在家中和單位都要始終如一。」
爺爺生前曾囑咐過奶奶：「如果孩子不爭氣，犯了錯誤，出了問題，你也不用生氣，黨有黨紀，國有國法。子孫不爭氣，你可以登報，與他們脫離關係。」
劉建說，爺爺的話不幸言中。1983年，適逢「嚴打」，爺爺的四個孫子因特權思想嚴重，不聽組織勸告，公開玩弄女性觸犯了法律，受到了懲處，其中最小的一個在天津被處決。奶奶康克清知道此事後，不護短，不袒護。當有人提出請奶奶找人幫忙給他們減輕罪行時，她態度明確地表示：「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當有人說他們給朱老總抹黑時，奶奶氣憤地說：「他們是他們，他們做的壞事自己負責，跟朱老總沒有關係。」劉建坦言，「他們是被舊時代的特權思想給害了。」
在家裡時常「唱紅臉」的朱德夫人康克清，也是位堅決反對特權的耿直奶奶。
1976年爺爺去世了，奶奶馬上向組織報告，交房子並提出來她該享受自己的待遇，該搬到什麼房子住就搬到什麼房子去;老總的車立即交，工作人員按照中央的規定，老總的文件該交的交，該退的退，然後回到自己的單位去。組織在工作上派給她誰就是誰，負責照顧朱老總的人員，現在朱老總不在了，就應該回到自己的原單位。1992年奶奶去世之後，劉建的母親朱敏也把這種做法繼承了下來。要求將奶奶的住房退給單位，交給組織，並向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寫信：
媽媽康克清病逝後，根據媽媽臨終前的遺囑「我什麼都不要」和爹爹後事處理的原則，我對爹爹和媽媽遺物的處理意見報告如下：
一、媽媽的存款：她老人家生前一直關心家鄉的建設，存款就捐給江西萬安縣，支援家鄉的教育事業;
二、爹爹和媽媽的手稿、書籍及有革命歷史和教育意義的文物、有保存價值的禮品全部交給組織。
媽媽病逝已近兩年，遺物暫時存放在她原來的辦公室、臥室以及庫房裡。因為我不住在那裡缺乏嚴密的組織管理，加之今年暖氣試水時漏水，物品部分受潮，造成了一點損失，因此，我建議：請組織上指定專人組成處理小組，作為親屬我們將遵照他們的遺願，配合組織，善始善終處理好有關他們的一切事宜。
被告誡不要當兵油子
給爺爺轉送部隊帶回的禮物被責問
朱德一生從軍，對部隊有著深厚感情，這樣濃烈的情感也自然而然地輸送到了後輩的血脈裡。
劉建1970年底入伍當兵。當時，他所在部隊的領導長征時是小紅軍，才9歲，十分敬重朱德，考慮到爺爺朱德的年齡大了，便有意給劉建找些出差的事項，派他回北京看望老人家。每次劉建回到家，爺爺都十分關心部隊的情況，問這問那。比如：戰士們在想什麼?農村戰士、城市的戰士想什麼?吃得怎麼樣?一個星期能吃幾頓細糧?一天可否保證一頓細糧?幹部們能不能與戰士們同甘共苦?一星期能否洗上一次澡?殺了豬，豬的下水、內臟戰士們能否吃到?連隊養了幾頭豬?多長時間殺豬吃肉?幹部有沒有占戰士的便宜……
爺爺同時告誡劉建不要當「兵油子」。所謂「兵油子」是指國民黨老兵，打起仗來槍口抬高一寸，領起賞來胳膊伸得最長。劉建提干後，爺爺常告誡他，幹部帶兵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則，知兵、愛兵，還要學會做思想轉化工作。爺爺說：「部隊打仗是靠著戰士衝鋒陷陣，戰鬥勝利要靠官兵一致。」「那時候很多農村來的戰士沒上過學，有些還是文盲。河北邯鄲的一個戰士問我：『班長，我聽說人民大會堂宴會桌是能轉的。』我說：『好像是。』他說：『聽說一分鐘能轉300多轉呢!』多可愛的戰士啊!」想起早年在部隊的往事，劉建哈哈一笑。
劉建回家探親時，師長特意買了兩瓶山西汾酒和兩瓶老陳醋，讓帶給爺爺，代表部隊表達對他老人家的敬意。這是劉建當兵後第一次回家。一見爺爺，立刻行了一個軍禮，高興地把師長帶的禮物拿出來。誰知，剛剛還滿臉喜氣的爺爺，馬上面帶慍色，嚴肅地說：「你不該收禮!你要遵守紀律，向農村來的戰士學習。」爺爺讓奶奶按市價給了劉建醋錢和酒錢，並囑咐回去後一定要開發票寄給他。
對於部隊中的作風問題，朱德的態度一貫明確。早在解放戰爭時期，1947年5月，朱德受毛澤東委託視察華北部隊。兩個月的時間裡，朱德整頓軍隊腐化，清理經商機構，一改彼時的華北軍區混亂局面。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由朱德兼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這也是中共歷史上第一任「中紀委」書記。 在擔任中央紀委書記的5年多時間裡，根據黨的紀律檢查工作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方針、政策和工作重點，朱德領導中央紀委和全國各級紀委會同有關部門做了大量工作，處理了近30萬起案件，在同壞人壞事作鬥爭，克服黨內紀律鬆弛現象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他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教育各級幹部保持對權力恪守的「公心」。
總參謀部情報部原部長、老紅軍戴鏡元曾向劉建講述過建國後朱德對他的教育和挽救。
戴部長是我軍第一代無線電偵聽人員。毛澤東主席曾為他題詞「步步前進，就是步步勝利!」;中央軍委將擊斃的日寇中將、「名將之花」阿部規秀的大衣獎勵給他;朱德曾將斯大林送的望遠鏡轉送給他……這都是為了表彰他在情報戰線上做出的成績和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軍委任命戴鏡元負責組建總參情報部，在營房建設中，他擅自挪用了進口的楠木材料為自己裝修住房。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有人揭發了他。材料上報後，有人建議，為嚴肅黨紀，警示他人，應嚴懲戴鏡元。按當時的懲辦條件可移送法院追究刑事責任。朱德調閱了案卷後，親自找他談話，認真核實情況。
鑒於他的貪污數額在違紀和判刑之間，且他屬初犯，認錯態度誠懇。按照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朱德與中紀委的同志們研究決定，對他實行紀律處分和組織處理。收回住房，改做公用，免去他的職務，留黨察看，同時取消了他1955年將軍授銜的參評資格，下放到北京崇文區一家工廠勞動改造。在多年勞動改造中，他遇事經常檢討自己，時時告誡自己要遵紀守法。「文革」結束後，中央軍委恢復了他的職務和工作。
談反腐敗
曾見到谷俊山唯唯諾諾 回答都是「我聽首長的」
十八大之後，國內軍隊系統的反腐敗工作得以迅猛推進，軍中一批「大老虎」紛紛落馬，中央政府在部隊經商、基礎設施等腐敗高發領域進行了嚴格整頓。
「軍隊講紀律，我們的紅軍從一開始建立起來的時候，首先就是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然後發展成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劉建認為，法治對每一個人是一種約束，心裡要有敬畏。「像以前總後的谷俊山，營房部一個小院裡頭全是他們家親戚，不僅有親戚，還有親套親的鄉親。」
作為一名幹部，特別是一名軍隊幹部，劉建一直謹記爺爺教導的「保持對權力恪守的『公心』」，這份「公心」不僅指不能濫用權力，更要做到「對自己要有標準有要求」，要「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
劉建回憶，在他擔任解放軍裝備學院副院長期間，有一年因為單位的土地使用問題，徐才厚帶著谷俊山來瞭解情況，到了情況匯報階段，徐才厚向谷俊山詢問意見，谷俊山表現得唯唯諾諾，回答幾乎都是「我聽首長的」、「首長說怎麼辦就按首長說的辦」。
近幾年，從上到下各級政府都在強調，為官，不能捂著烏紗帽為己做官，遵守規矩，不是無所作為，為官不為。
劉建稱今年全國兩會的時候，「兩高」報告中他最關注的是幹部預防犯罪的問題。
「那些犯罪的幹部，你要說從一開始就是腐敗的，我不承認。如果是這樣的話，根本不可能選他去當這個幹部，我們黨的要求、標準、規定是很嚴的，」劉建認為，「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執法監督者、糾正者對『拉袖子警告』預防制度的執行缺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劉建說：「我曾經和一個搞檢察工作的幹部說過，他說他們也有自己的難處，也受到一些制約和條件限制，我說我不研究你的工作程序，我只研究你的工作職責。」劉建說，「你的職責就應該表現在超前。你超前警告，被警告的人拒不執行，那你就一點兒別客氣了，那是明知故犯，和不知而為之是兩個概念的。拉拉袖子提醒提醒，就可能挽救一個人。」
劉建關注的話題並非僅限在部隊內，視野很開闊，從軍中反腐、到社會熱點以及空氣污染、扶貧、城市治堵、留守兒童問題，他都有關注，這緣於他的另一個身份——全國政協委員。
劉建說，他參加全國政協雙周座談會，主題是討論秸稈焚燒污染問題，一名官員問他「您是軍隊的，怎麼對秸稈這麼重視?」
「我是這麼回答他的，我是在部隊，但我生活在真空中嗎?第一，焚燒秸稈造成的污染，我生活在周邊城市，同樣深受其害;第二，秸稈的綜合利用牽扯到環境保護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作為政協委員就是要關心所有的人的意見和想法。」劉建表示。
在談及大城市的通病——車輛擁堵問題上，劉建給出了自己的建議：「車輛可以資源共享，就是不要來回這麼跑。比如北京到天津，你就不要開車去，坐高鐵很方便啊，到那兒要想開車就在當地租車，資源共享。」
劉建建議，就像北京現在遍佈全城的自行車租賃一樣，汽車也可以以同樣的形式效仿，「你拿著身份證就可以租用車，用完你就把車停在原來的地方。如果你還想到別的地方去，另外一個地方也可以停車，停那兒完了會有人再開回來嘛。」
責任編輯：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