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首先說明兩點：一是民意不等於民意調查結果，後者總是或多或少受調查者的主觀意識(即所謂「有色眼鏡」)影響，不可能完全客觀地反映民意;二是隨著互聯網為基礎的各種社交媒體興起，越來越多的民意通過這些社交媒體來表達，但是，這些社交媒體或多或少都有「回音壁」效應，彷彿「哈哈鏡」照人，在不同程度上扭曲了民意。
儘管如此，各類民意調查的結果，各種社交媒體的動向，的確都反映一個現象─當前，相當一部分香港居民對香港的前途和命運、對他們自己和家庭的前途和命運，的確存在著深深的憂慮，有些感到彷徨，有些感覺無助，有些打算向外移民。
對香港和個人前途的憂慮
本文不討論這一類香港居民佔香港人口的比重，也不討論其中感到彷徨或無助或打算移民的又各佔多大的百分率，而是討論一個屬於「定性」的問題，即：他們究竟為什麼對這個城市、他們個人和家庭的前途與命運深深憂慮?
對所居住的城市或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產生深深的憂慮，因而，對自己和家庭繼續在這個城市或國家居住感到深深憂慮，這一群人採取向外(其他城市或國家)移民，是一種最顯著的反應。
曾俊華在1月19日宣佈競選第五任行政長官的演說中提及，上世紀80年代香港向外移民潮和當前一部分香港居民打算向外移民。
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香港持續出現向外移民潮，是由於這些移居外國的香港居民對於1997年7月1日後的香港前途和命運深感惶恐。而今，有一些香港居民打算向外移民，是否因為他們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
經過近20年的實踐，現在可以看清楚，「一國兩制」的實踐包含三方面：一是「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二是「一國兩制」的制度執行，三是「一國兩制」運作的環境。
「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是矛盾的結合。體現在《基本法》上，它是內地法律與香港法制相結合的產物，而其根本規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基本法》中，體現中國主權原則的條款與內地法律掛鉤，落實「港人治港」、維持香港原有制度不變的條款與普通法相承。為什麼《基本法》的一些條款的理解和執行引起爭議?為什麼全國人大常委會需要釋法?不僅因為人們的政治立場和利益關切不同，而且因為有關條款本身是矛盾的產物。
「一國兩制」是沒有成功先例可資借鑒的。特區政府、香港社會各界和中央各部門、內地地方政府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執行上需要積累經驗。今天，一些香港居民包括若干建制派人士都留戀特區第一個五年，那是所謂「井水不犯河水」的階段，中央放手讓年輕的特區政府管治和實施，內地人士被嚴格限制訪問香港。然而，他們忘記或故意忽略了鐵一般的事實：是特區第一屆政府主動要求中央與香港簽署兩地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是CEPA如及時雨和東風，幫助香港擺脫經濟衰退，推動香港成為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
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是大勢所趨，不會也不可能因為當前經濟全球化暫時逆轉而逆轉。隨著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不斷深化，「一國兩制」內在矛盾必定愈益暴露，《基本法》有關條款內在的矛盾也必定愈益顯現，對於「一國兩制」執行者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的要求也必定愈益嚴苛。
環境轉變與新的信心支柱
《基本法》是在香港完全依靠西方建立了各種制度、形成了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環境而制定的。《基本法》所說的保持50年不變的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除了政治體制民主化外，就是「九七」前的一切。然而，「九七」後，尤其進入新世紀以來，人類展開近500年來空前全面深刻的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調整，香港內部政治經濟社會矛盾不斷深化和激化，「一國兩制」的運作環境發生了並繼續發生著重大改變。
今天，建制派不乏茫然不知所措者，除了因為「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面對實際情況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考驗、呈現前所未見的嚴重張力，還因為他們自己在急劇轉變的環境裡執行「一國兩制」愈益力不從心。
今天，普通香港居民不乏深感彷徨、無助者，則是因為他們長期建立起來的，對於這座城市、進而對於自己和家庭的前途和命運的信心支柱斷裂了。他們以為「九七」前建立的制度足以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他們以為倫敦於1984年設定的「還政於民」民主路暢通，能夠達至在香港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目標。這兩點都未能如願，他們需要新的信心支柱。
在如斯背景下展開第五任行政長官競選，對參選者最大的挑戰和考驗，不是在各個具體公共政策範疇制定各項具體的政策建議，而是深入細緻分析「一國兩制」與時俱進需要在制度設計和執行上如何改善，以及香港必須如何因應全球政經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調整。香港居民盼望下任行政長官清晰地說明香港的明天在那裡。 (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博士)
責任編輯：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