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 雄安橫空出世，至今已近滿月，輿論熱度不減，期待與疑問並存：面對此前一些新區遭遇的「空城」之虞，雄安如何避免重蹈覆轍?當地的生態環境能否承載起「千年大計」的重任?雄安新區有沒有可能成為新一輪制度創新的高地?在雄安發展過程中，香港又將擁有哪些機遇?目前，中央大政已定，新區規劃正在編製，啟動區的詳規設計正面向全球徵集方案，諸多政策尚在留白階段。適值新區「滿月」的特殊時點，本網特推出「四問雄安」專題報道，通過採訪權威專家，嘗試對上述社會關切做出回應。
一問：雄安如何避免重蹈「空城」覆轍?
(香港文匯網記者 楊帆 張寶峰 北京報道)作為改革開放後中國新一輪城市建設的試驗田，國家級新區自上世紀90年代初誕生以來便備受矚目。特別是上海浦東新區成功打響頭炮之後，中國各地更是競相爭取國家級新區的政策紅利，與此同時，各地的省級新區也蓬勃興起。
不過凡事欲速則不達。在各類新區如雨後春筍崛起之後，其中一些新區卻因為各種原因而遭遇發展瓶頸。比如被質疑後續發展乏力的曹妃甸新區，再如被扣上「鬼城」帽子的鄂爾多斯康巴什……不論是規劃存在瑕疵，還是發展步伐過速，這些新區所面臨的問題無疑值得雄安鏡鑒。
放慢腳步 重視樂業
中國城市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朱彼得告訴本網，在頂層設計中，雄安比肩深圳、浦東。其中，深圳是改革開放排頭兵，浦東是全面推進市場化，而雄安則應是中國經濟社會生態可持續發展的新樣板，換言之，它絕不單是經濟領域的先行區。「因此，雄安新區建設一定不要著急，相反應放慢腳步，在搭建好生態基礎後，再高標準、慢節奏地開展園區建設與產業遷入，這樣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樣板的綜合效果。」
中國城市發展研究院總規劃師林紀也表示，雄安新區作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未來建設的「規格和檔次」將比肩深圳、浦東，但它並不是新版的深圳和浦東，更不是以建設GDP高地為目標。林紀說，縱觀京津冀大區域，天津濱海新區、唐山曹妃甸新區以及滄州渤海新區等，主要以大型製造、重化、鋼鐵、煤炭及港口運輸為主，明顯是以經濟發展為主要導向的，而天津作為北方經濟中心的定位也不會改變。因此，雄安的使命是以疏解北京部分功能和人口，建設新時期智能、創新、生態、宜居之城為主要目標的。
「一座城市要具備持續的發展動力，秘訣之一就在『樂業』二字。」林紀進一步解釋說，正所謂「樂業方能安居」，城市只有提供和實現充分就業，才能具備強大的吸引力。「在雄安，將來還不僅僅只是滿足一般意義上的就業。它應成為國際一流的專業發展、管理實踐、辛福生活、以及人生夢想的實現地和樂園」。
打造磁極 避免虹吸
如果說康巴什、曹妃甸遇到的問題往往被歸因於發展過速的話，那麼天津濱海新區遇到的瓶頸則多被視作北京的「虹吸效應」作祟。相較其他新區，雄安亦在京津冀板塊之內，甚至與京津互為犄角。因此，如何避免「虹吸效應」傷及自身，無疑是雄安面臨的一項考驗。
「雄安未來的成敗並不會取決於其體量上的絕對大小。這一點，旁邊的天津就是現成的案例。也就是說它必須成為新的磁極，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反磁力中心，如此，才能與京津互為牽制，而不被虹吸。」林紀說，北京就是一塊超大磁鐵，其中具備強大磁力的是首都核心職能和國家部委、頂尖高校、優質中小學、高端醫療、央企國企外企總部以及優質的公共服務體系等。而類似官批、動批等大小賣場，只不過是附著在磁鐵上的釘子而已。甩掉這些釘子，短時間內可能有點兒作用，但只要磁鐵還在北京城區，這些釘子遲早還會被吸回來，這對於解決北京的「大城市病」而言，效果甚微。
林紀說，除了疏解部分非首都功能以外，只有將部分具備磁鐵性質的首都核心功能外遷，如一些國家級的會議會展中心和文化設施、中央和國家部委的一些機關部門、重點高校與綜合醫院、央企國企外企總部、以及國家科研單位等遷入雄安，並輔以各項優惠政策和條件，才能形成獨立且持續的磁極，也才能擁有穩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如此，不僅雄安的可持續發展再無後顧之憂，北京的大城市病也將一朝得解。
雙三角黃金架 雄安制勝有底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英對本網說，雄安新區之所以十分獨特、與眾不同，重要原因便是其在天然地理與人員配備兩方面，都擁有「金三角」的穩固優勢，因而可以確保其受惠京津、比肩深滬，遠離個別地方新區所遇之「空城」困境。
「在地理層面，雄安新區身處三重三角之中。」劉英說，首先，雄安距離北京、天津、石家莊各100多公里，位於京津冀大三角的核心腹地;其次，雄縣、容城、安新三縣又自成保定市內的黃金小三角，而保定歷史上就是拱衛首都的行政中心;最後，北京、雄安、通州又構成首都圈「新三角」，分別承擔首都核心功能區、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承載地、北京行政副中心的職能。
劉英續稱，雄安新區的人員配備亦頗具深意。「目前，河北代省長為曾任深圳市長的許勤，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組長為曾任上海市長的徐匡迪，雄安新區臨時黨委書記則是曾任天津濱海新區區委書記的袁桐利。如此，便可確保雄安新區建設彙集深圳、上海、天津的成功經驗，同時汲取三地在探索過程中發現的不足。」
二問：雄安生態能否擔起「千年大計」重任?
(香港文匯網記者 顧大鵬 北京報道)隨著中央宣佈設立雄安新區，白洋澱流域脆弱的生態環境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專家學者表示，從生態環境承載力上看，依照傳統模式興建新區，則當地生態環境必然崩潰。雄安新區必須打破常規探新途，打通白洋澱流域的上下關節，恢復其自然的生態系統，建立有「田園城市」質素的「智慧城市」。
新華網此前曾報道稱：「雄安新區生態環境優良，緊鄰華北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澱，河湖水系比較發達，森林、植被、濕地等生態系統較為完備;資源承載能力較強，地質條件整體穩定，水、地熱等資源非常豐富，適宜開展城市的規劃建設。」對此，河北大學跨學科研究課題組牽頭人賈慧獻副教授對記者說：「官方的看法，是相對於京津冀及其他城市群日趨惡化的生態環境而言。實際上，雄安新區所在的大清河流域包括白洋澱在內，生態環境十分脆弱。」
「復活」白洋澱是雄安舉棋第一招
白洋澱是雄安新區的重要生態支撐。這個被冠以「京津之腎」的華北最大內陸湖，上接九河，下通海河，直入渤海。然而，近幾十年來，白洋澱水量銳減，成為一個上無活水、下不通海的死湖。
早在幾年前，賈慧獻所主持的河北大學跨學科研究課題組，就開始對白洋澱流域的生態環境展開調查。他曾經呼籲，打通白洋澱流域的上下關節，恢復其自然的生態系統。賈慧獻對記者說：「借雄安新區建設東風，恢復白洋澱水文生態環境，使上游九河順，下游海河通，是保證『國家大事，千年大計』宏偉構想安然著陸的第一招好棋。」
「雄安新區與深圳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一樣，定性很高，是國家級特區屬於第一級別。雄安新區不像其他特區處於沿海而是沿湖。」河北省社科院京津冀協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首席專家陳璐對記者說，「雄安新區建設目標，是綠色、智慧、低碳新城，不可以用傳統造城模式看待，也不能用傳統的耗能方式和標準來裁量雄安未來的耗能。」
賈慧獻指出，雄安新區建設遠期目標是2000平方公里，規模大過深圳市。如果按照傳統的思維模式，把一個深圳大小規模的城市拷貝到雄安，雄安的生態環境「必然要崩潰」。陳璐則稱，「新區的規劃，一定是一個打破常規的規劃。節能環保的城市運營模式和生活方式，將會給中國社會帶來一次革命性的啟蒙。」
專家吁雄安三縣勿連成「大餅」
疏解非首都功能，是雄安新區最直接功用。不過，賈慧獻認為，研製藥方根治中國大城市病進行臨床試驗，探索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新路徑，才是雄安新區真正的意義所在。「雄安新區最顯著的標籤是『智能城市』，『智慧城市』首先應具有『田園城市』的質素。未來的雄安新區，應該保留適當的農田，由農田通過人工園林向新城過渡，形成一個生態環境梯度。這個地方不會有高樓林立，在一片田園風光中，應該能夠欣賞到『長河落日圓』」。他覺得，雄安新區三縣(雄縣、容城、安新)功能應該區隔鮮明，城市模塊相對獨立，而不應該連接成一張大餅。
「雄安新區設立，是恢復白洋澱大區生態環境的一次機遇，也是一次挑戰。」陳璐說，「雄安新區的規劃從京津冀大生態系統著眼，要考慮到與北京、天津、保定以及周邊城市群的生態環境和諧一致，使其成為京津冀諧調發展交響曲中的一個樂章。」
三問：雄安能否成為新一輪制度創新高地?
(香港文匯網記者 胡海巖 張帥 北京報道)按照中央定位，雄安新區將集中承接非首都功能，但更重要的任務是成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區、示範區。沒有深圳灣和黃浦江對岸的繁華，身處河北腹地白洋澱方圓200-2000平方公里的雄安新區，靠什麼自我造血、自主創新，成為新一輪制度創新高地和改革試驗田，探索出中國創新驅動新型城市的建設模式?本網記者日前採訪多位權威專家，尋找雄安新區的改革之路。
中國的造城能力毋庸置疑，在三五年內短平快地建設一座漂亮的新城，再依靠行政指令讓央企、大學、科研機構等企事業單位搬遷入駐，並非難事。顯然，雄安新區的難點不在於建設。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的深圳特區充當了改革開放的窗口與試驗田，並有力帶動珠三角崛起;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浦東新區側重綜合改革和金融，帶動長三角成為中國經濟第二極。那麼，雄安新區更重要的意義是成為新一輪改革創新的先行者，通過不同領域的改革嘗試，不僅改變京津冀地區的發展格局，更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探索路徑，釋放新一波改革紅利。
新區改革將圍繞新型城鎮化等展開
「如果脫離改革這一法寶，只是簡單的資源轉移，雄安新區的想像空間將十分有限，甚至陷入曹妃甸式的困境。」在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看來，距離雄安新區200多公里的唐山曹妃甸，早在十多年前就被設立為新區，希望依靠鋼鐵、煤炭等大型工業拉動發展，結果反受其累，如今卻淪為空城，最大教訓就是重投資、輕改革。
劉勝軍表示，深圳和浦東奇跡的背後，是踏准了第一輪、第二輪改革浪潮的節奏，他們引領改革，改革又成就經濟奇跡。以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標誌啟動的第三輪改革，核心是讓市場在資源分配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通過全面改革，讓創新、消費、新型城鎮化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取代過去的房地產、出口和投資，雄安新區所進行的改革探索也將圍繞此展開。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副研究員鄭聯盛則認為，深圳、浦東的發展更多體現「開放」導向，大部分改革圍繞「開放」進行，是過去改革開放近40年的縮影;雄安新區的設立，則體現了從開放主導轉向改革主導的探索，圍繞內部經濟發展新模式進行更加深入的改革，這可能比建設一座副中心更加重要。
住房制度創新是雄安成敗關鍵
長期關注土地財政和房地產問題的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趙燕菁認為，雄安新區與周邊城市相比，除了成本低，沒有任何優勢。因此，「住房制度是雄安新區成敗的關鍵。只有制度創新，才能徹底壓住住房成本，再輔之以高水平的公共服務，創造就業，大規模吸引高素質人口和資本進入雄安。」
趙燕菁認為，雄安首要戰略目標是用較低的成本提升首都功能的效率，並不須追求像深圳、浦東的經濟成就。可以把雄安新區建成專門化的首都區，財政由中央負擔，在中央層次實現財政平衡，就毋須依賴土地財政、招商引資，住房採用官邸制。
不過有專家提醒，深圳特區草創時期，沒有先例可循，過去計劃的規則在「改革」的口號下都能突破。而今天，各項法律已經健全，中國不是慣例法法系，突破現有規則成本極高，可能會是雄安新區推進改革面臨的更深層挑戰。
四問：雄安崛起 香港有何機遇?
(香港文匯網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央宣佈設立雄安新區，在相距兩千公里之外的香港各界密切關註：在雄安新區建設過程中，香港有沒有用武之地?本網記者採訪多位專家均認為，香港在雄安新區規劃和建設中大有可為，可發揮金融、專業服務、法治、國際化、公共事務治理五大優勢，參與雄安建設，現代化城市管理經驗亦可供新區借鑒。專家預見，雄安新區建設勢必會走高端路線，香港與內地的合作也可借此改變傳統合作模式，走向更高端的合作新模式。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張燕生接受本網專訪時表示，只強調雄安新區的疏解功能太過片面，雄安新區的發展核心是打造中國的改革開放新高地。因此，香港在雄安新區建設中大有可為，兩地合作前景廣闊。
國際化體現港價值
張燕生提出，「雄安新區最大的弱點就是經濟缺少活力，香港的經濟則充滿活力，有著極好的市場經濟和市場金融機制」。從全球範圍看，香港有現代服務優勢，內地有現代製造優勢，內地和香港互補性最強，合作空間前景無量。過去，內地與香港合作模式其實並不是很好，多是「三來一補」、「前店後廠」的傳統模式。「現在內地與香港合作應該邁向高端，這就需要用到香港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什麼是香港真正的價值所在?這位長期研究兩地合作的權威專家認為，金融、專業服務、法治、國際化、公共事務的治理，這五個方面都是香港最大優勢，也是內地的短板。這位專家指出，在雄安新區建設過程中，內地與香港合作機會很多。若香港與內地在上述五個方面開展有效合作，兩地合作有望從傳統路徑中擺脫出來，形成高端化的新模式。
在張燕生看來，「北京擁有全中國最好的資源、人才、要素。京港兩地在雄安新區的合作路徑就在於，通過優勢互補和要素合作，走向高端，走向規範，走向透明，走向法治，走向現代。」
政策引導不可或缺
張燕生指出，在前期規劃期間，更多的還是要發揮政府的作用，港企參與機會可能不會過多。「現在雄安還是一張白紙，目前尚屬於政府規劃設計的階段，企業入駐需要有足夠的政策引導，只有畫出藍圖，企業才會進駐。」
他說，「有人說現在的雄安相當於80年的深圳，92年的浦東，現在的深圳和浦東資產比當年升值了無數倍，雄安一定也會增值。現在雄安新區吸引的是能看到未來長期發展大勢的戰略家。在此展開的兩地合作也需要開創新思維。」
責任編輯：梁瀟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