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鄧一光；受訪者提供
【文匯網訊】（香港文匯網記者 張帥）一部以1941年香港保衞戰為背景的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自去年7月出版以來廣受好評。這部長篇小說由著名作家鄧一光歷時五年，多次進出香港，梳理上千萬字圖文史料創作而成。近日，鄧一光接受大公報專訪表示，《人，或所有的士兵》寫的是關於脆弱而需要珍惜的人性故事，「個人」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數字，而是具有溫柔、憂鬱、絕望與恐懼的活生生的人。
「我寫人的弱小，因為我自己就弱小。 鄧一光指出，在主流話語中，時代由精英創造和決定，對渺小的個體而言，他們基本上只是生活在「小而又小」的範疇里，大部分或許孤獨，分裂，沒有同類，完全不同的故事語境，決定了故事的講述對象。
人最可貴是有軟弱和恐懼之心
1941年12月8日，日本在偷襲珍珠港隨後數小時後，揮師三萬餘人撲向香港，歷時十八日，攻陷東方之珠。《人，或所有的士兵》再現了其中的戰爭場景，而且將關注點聚焦在一向被忽視的戰俘身上。
中華民國第7戰區兵站總監部中尉軍需官、D戰俘營戰俘郁漱石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被指控「於敵酋俘虜營中屈身事敵，充當傳譯，論落為日本軍國主義之工具」「自墮人格，典身賣命」。郁漱石在法庭陳述「我的確向抓住我的那兩個士兵舉起了雙手，做了他們的俘虜，但是，我沒有背叛」「戰俘比陣亡更加可怕」，自己「只想活着，不要被人蒙上腦袋，拉上絞刑架，脖頸套上發硬的繩索，啟動暗倉，像一枚風乾的果子墜落進長長的暗道」。
小說通過戰俘郁漱石本人的法庭陳述，以及庭審法官、辯護律師和多位證人的多重視角，將那些被戰爭變成「冰冷數字」的個人，重新變成了具有溫柔、憂鬱、絕望與恐懼的活生生的人，喊出「我應該活着！」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小說的封面在設計時將「人」與「士兵」分開，讀者既可以從右往左念成「人，或所有的士兵」，也可以從左往右念為「士兵，或所有的人」。
鄧一光通過小說表達，人最可貴的不是英雄品質，不是理性精神，而是具有軟弱和恐懼之心，這是上蒼給予人類阻止自我毀滅的最後法器，正是因為有了它，人類才有可能，或者說最終不會成為魔鬼。
「有個大家都知道的小故事。柏林牆倒塌前，四名警衞開槍將兩名逃亡者擊斃，柏林牆倒塌後，法庭審理這個案件，律師在法庭上為警衞辯護，聲稱他們是在執行命令，沒有別的選擇，是無罪的。法官認為，作為警衞，不執行上級的命令有罪，但作為心智健全的人，你有將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權力。」鄧一光在接受大公報採訪中強調，槍口抬高一厘米就是細節，它指認的不是警衞的罪與無罪，而是人之為人的那個奇點。
著名作家鄧一光(受訪者提供)
走進人性深處致微致極地帶
鄧一光對一個地方描繪之詳細周全，常讓讀者如身臨其境，印象深刻。為創作《人，或所有的士兵》，鄧一光多次進出香港，翻閱查證了上千萬字的歷史資料，具體到香港十八日保衞戰每天的天氣情況。《人，或所有的士兵》出版後，有讀者閱畢推薦稱：關於香港你想知道的一切，這裏都有。
不過鄧一光對大公報坦率表示：「即使閱讀了大量香港歷史和文化的書籍，在寫這個故事時，我的目的也並不是讓讀者了解香港，甚至不單純是某一段香港歷史，而是人性深處至微至極地帶。」
鄧一光出身於軍人家庭，家中除他之外，兄弟姐妹也都是軍人，戰爭、軍事是他一直鍾情的題材，其叱咤文壇的作品《父親是個兵》《我是太陽》《我是我的神》等均有剛勁硬朗之風。到2009年從武漢遷居到深圳，需要安頓家人、掙錢買房，需要換着法應對潮濕的「回南天」，鄧一光開始重新認識嚴肅的生存環境，建立自己的「城市書寫」方式。
到深圳以後，鄧一光創作了《你可以讓百合生長》《深圳藍》《深圳在北緯22°27′-22°52′》等一系列反映城市人生活的作品，其中既有擁有兩套房地鐵不用轉乘就能到家的「深二代」、加班只是想在老闆面前掙個好印象以後有機會做項目經理的上班族，也有不間斷去獻血站獻血為自己積分落戶的外來青年，和「年好聽，不好過」春節為省錢猶豫再三最後還是放棄回家的打工者。通過走進各色人物內心，鄧一光描寫出城市中不同個體的際遇生活。
警惕「城市書寫」成為沒有生命特質的符號
「城市是由城市人決定的，恐怕你得面對城市人的生命意識和意志這一類比較糾結的問題。我們知道，完全的生命意識和意志通常只存在於精神領域，在以文明規範為特徵的城市，它恰恰是現實與困境的博弈場域。」鄧一光說，城市的語言體系中只有複數，「你們」是什麼，「你們」屬於什麼，但真實的情況是，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分裂的，沒有同類。
鄧一光對大公報特別指出，發生在個體「身心分裂」的各種事情，呈現着十分複雜的現代城市生活狀態和面貌，小說家要警惕向群體認知妥協，小心翼翼地捕捉極具特徵性的個體生命認知，完成世界的「個體化」這樣一項審美工作，否則你所希望的「城市書寫」不過是一個沒有生命特質的符號，連稱呼它都不會得到任何有效的回聲。
具體到香港的「城市書寫」，鄧一光說，以香港七百五十萬居民這個數字看，香港的優秀寫作人張袂成陰。上世紀五十年代前，香港就有葉靈鳳和曹聚仁這樣的出色寫作人，以後像劉以鬯、西西、董啟章、也斯、葉輝、鍾曉陽、關麗珊、謝曉虹、陳慧、亦舒、李碧華、梁鳳儀、張小嫻、董橋，黃碧雲、小思、馬家輝、梁文道、鄧小樺等等優秀作家大量湧現，這份名單還可以往下開。而以大陸讀者熟悉香港的武俠文學為例，實際上，除了集大成者金庸，名士梁羽生，玄幻倪匡，他們的書在內地洛陽紙貴，所以大家熟悉，但還有一些清宮、俠情、靈異推理、新派作家也非常棒，內地知道得不多。
鄧一光說：「香港與內地的文學交流一直很冷，有明顯文化隔膜，除了不多幾個學者，內地對香港文學的情況不是很了解。我也是這幾年開始接觸香港文學，只是讀者，談不上經驗。」
著名作家鄧一光；受訪者提供
記錄個體生命「燃燒」是了不起的寫作
2009年南下深圳前，鄧一光在武漢生活了三十年，曾是湖北省作協副主席、武漢市文學院院長，不少湖北作家是他的朋友。今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武漢受到各界關注。鄧一光原打算清明節回湖北掃墓，因禁足令計劃取消，過段時間想回去看看。
「我有朋友和學生參與了抗擊病毒的工作，我和他們保持着聯繫，其中一位對我說，我很害怕，但我得去救人，救我的家園。」鄧一光說，楚人之祖是祝融，這在荊門包山二號楚墓出土的竹簡中有記載，而楚人的圖騰是鳳凰，武漢人是深知鳳凰涅槃和浴火重生這些詞彙的意義的，那就是武漢人性格的一部分。武漢人在疫情中不唯與病毒搏鬥和全體禁足，人們有勇敢、直面、堅忍、互助和奉獻的一面，也有恐懼、失措、失控、孤獨和絕望的一面，身心靈前所未有的複雜和交集，也正因為如此，人性的豐富和可資信賴才得以彰顯。疫後人們要回到日常生活中，面對的問題太多，如何正視災難和苦難，如何完成哀悼和療愈創傷，如何重拾信任和建立敬畏，這些內容，遠不是「英雄的人民」這個主觀概念角色就能概括。
在鄧一光看來，對災難的敘事極易粗暴化和簡單化，人們應該把宏大歷史思維拆分開，關注一個個的個體生命，因為這座城市真正的內涵，是奠基在無數個體生命之上的；同時，扁平化的「受害者」思維限制了對災難的反思，人們需要進入到災難根源與機理的思考當中，否則不足以告慰人類因災難所經歷的一切。鄧一光坦言，他讀過一些湖北同行在疫情期間的寫作，各種體裁都有，他選擇性看了一部分，有的文字不看也罷，有的文字非常有價值，「面對巨大的災難發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試圖理性和有效地講述是困難的，作者身處疫情中心，體驗和我完全不同，但我信任他們，準確地說，是敬佩他們的寫作和發聲」。
鄧一光強調，如果說個人的生命體驗中有什麼燃燒劑和黑洞存在，那麼，短短兩個月時間，它們被反覆點燃，在每一秒鐘時間裏不斷轟然爆炸，這實際上是一個心理創傷過程，你本身就是疫情的受害者，還要去傾聽、辨析、澄清、面質和解析，甚至反覆激活和暴露創傷，記錄下屬於人類共同的至暗時刻的驚慌、慘烈、絕望、勇敢、堅忍和捨身奉獻，記錄下個人對疫情的質問和追責，以及初始的理性思考。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寫作和思考行為。」他說。
作家簡介
鄧一光：曾任湖北省作協副主席、武漢市文學院院長，現居深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小說創作，出版長篇小說10部，中短篇小說百餘部，其中《父親是個兵》獲首屆魯迅文學獎，《我是太陽》獲第三屆人民文學獎，《我是我的神》獲第二屆國家圖書獎。2019年出版長篇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入選中國小說學會2019年度長篇小說排行榜。
責任編輯：I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