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世界各地的日常,包括香港原訂於下月舉行的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面對第三波嚴峻的疫情,社會不應冒險動員300多萬人出來投票。至於押後選舉衍生的一年「真空期」,梁振英指出,基本法並不容許立法會議員的任期由4年變5年,而解決問題的概念應是如何有一個臨時性的立法機關以行使其權利,令香港運作盡量正常化。他認為,早前報名參加立法會選舉並被取消資格者,已被裁定不能依法成為立法會議員,故無論「真空期」的議員問題如何解決,有關人等亦不應以任何方式擔任議員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聶曉輝
第三波疫情來勢洶洶,市民都認同宅家抗疫,減輕醫護負擔,偏偏攬炒派就稱押後選舉是「政治打壓」,要求如期選舉,以選舉和被選舉權蓋過廣大市民生命安危。梁振英直言,特區政府一有重大決定,從沒見過反對派不反對,「這是反對派的『市場定位』,大家要思考的是,在今日疫情形勢下,我們是否要動員300多萬人出來投票。」
疫情嚴峻不能冒險投票
早前疫情趨緩,社會一度以為見到曙光,梁振英坦言,第三波疫情對各行各業的打擊相當大,倘疫情持續,商戶放棄撐下去,就會有大批基層員工失業,「大家不要以為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很豐厚,『家有二千,每日二錢,全無生計,用得幾年』?」到特區政府不能再派錢,香港完全無任何天然資源,作為高度開放經濟體但全球未能如常往來,「我們可以撐多久?」
攬炒派還指稱特區政府抗疫不力才導致選舉押後,梁振英認為應用數字說話:不論是對比人口較少的新加坡,或西方國家如英國、美國、西班牙等,香港的確診、死亡的人數和比率都遠遠為低,「我們不應讓反對派無理打擊特區政府團隊的士氣,該批評的批評,該讚的就讚。」
他說,特區政府總的來說做得相當不錯,但香港確實出現連續12日每日過百宗確診個案,「我們不應冒這樣的風險,動員300多萬人出來投票。」
坊間對押後選舉一年的「真空期」,是否以現屆議員延任代替有不少討論。曾任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梁振英指出,基本法清楚寫明立法會議員任期是4年,並不會因為疫情而自動變成5年,「人大常委會是否開會修改基本法,這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但今天而言,任期就是4年,即是任期屆滿就會結束,沒有延期一說。」因此,他認為解決問題的概念,在於如何有一個臨時性的立法機關,以行使其權利,令香港運作能盡量正常化。
至於早前報名參選第七屆立法會選舉而被DQ的人,梁振英直言有關人等,包括4名現任立法會議員,「不應該在未來12個月的『真空期』裏,通過任何方式成為立法會議員。」
他解釋,有關人等被DQ,是因為他們不能依法成為立法會議員,即他們違反了基本法、不擁護基本法,或是要求外國「制裁」香港,不效忠香港特區,「DQ他們其實與選舉無關,而是這些人乾脆就不應該成為立法會議員。......不論接下來一年的議員是用選舉產生,或非選舉辦法產生,無資格就是無資格。」
乞外國「制裁」違法不忠
被DQ的現任議員中,還包括一些人聲稱「相對溫和」的會計界議員梁繼昌。梁振英說,其「溫和」體現於他無衝擊議會,「但他在美國要求美國政府『制裁』香港這一點是絕不溫和的,他自己亦欲辯無辭。」
可以預見,攬炒派將繼續炒作有關議題。梁振英指出,香港過去長時間習非成是,縱容出一班這樣的人,但強調全世界任何社會,不論什麼政治制度,無一個社會會容許自己立法機關的成員去外國議會、向外國政府要求「制裁」自己政府,「只是DQ不讓他們選立法會,已是相當輕微的懲罰。在很多社會,這是刑事罪行,可以被告,可以坐監。」
反對派須忠誠不能反對國家
過去兩三年,傳統反對派走向極端,變成攬炒派的一分子,並在法制檢驗下被排除於體系之外,甚至要負上刑責,政治前途暗淡。梁振英直言,反對派整個策略是錯誤的,低估了中央根據基本法解決香港問題的決心。未來,反對派前途如何,視乎他們是否按基本法辦事,並強調反對派應該是「忠誠的反對派」,「包括忠誠於這個地方,不能要求外國政府制裁我們這個地方;忠誠於國家,不能反對我們的國家。這些『ABC』,反對派要從頭學起。」
「他們不能自我催眠。」梁振英形容,反對派每一次搞政治議題都「鍊爆」,每一次都因加得減,由2014年的違法「佔中」,到去年的修例風波,「他們每一次做到了什麼?得到了什麼?」
強加「公民提名」反拉倒普選
他以2014年反對派聲稱要「真普選」為例指出,根據基本法落實的普選才是「真普選」,惟反對派當年高舉所謂「公民提名 必不可少」,但基本法中已清楚講明,行政長官選舉是經提名委員會提名後普選產生。當時,反對派還發起「佔中」以「爭取」他們口中的「真普選」,「他們到了後期還在自我麻醉,覺得中央可能在最後一刻答應讓大家有『公民提名』。」
時任行政長官的梁振英坦言,當年的政改,明明可以讓大家得到普選,但反對派偏偏不要,「(反對派)現在後不後悔呢?心裏一定後悔,但嘴巴不肯說。」
梁振英重申,香港行政長官的權力比倫敦、紐約或東京市長為大,不是只有他們的市政、衞生、交通等地方政府一般權力,還有高度自治的權力,因為有別於外國市長單純由選舉產生,香港行政長官還有中央加持,通過實質性任命將額外權力授予行政長官,是兩種權力來源。因此,行政長官的產生不能將中央「擺在一邊」,不能否定中央權力。
去年修例風波爆發,又出現一句「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梁振英批評反對派是在繼續荼毒年輕人、他們上街,誤導他們可透過暴動、燒、打、殺「爭取」,「我認為攬炒派,『勇武』也好,『和理非』也好,老謀深算、坐在家中度橋的大頭,或在街上跟着他們走的十多歲少年也好,都應該靜下來反省一下。他們整個策略是錯誤的,而且他對中央堅持根據基本法行事的判斷是錯誤的,他們低估了中央根據基本法解決香港問題的決心。下去他們的前途如何呢?必須按基本法辦事,包括普選的落實。」
應從頭學起做「忠誠反對派」
談到反對派應「何去何從」,他認為,反對派有反對派的模式,但反對派要是「忠誠的反對派」,就如英國的「Her Majesty's Loyal Opposition(女王陛下的忠誠反對派)」,「忠誠包括什麼?包括忠誠於這個地方,不能要求外國政府制裁我們這個地方;忠誠於國家,不能反對我們的國家。這些『ABC』,反對派要從頭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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