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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專訊】據多家日本媒體報道，福田康夫此訪的重頭戲，除了會見中國國家領導人，還有前往儒學創始人孔子的故鄉曲阜進行訪問。
儒家經典至今影響日本
日本媒體報道稱，福田康夫此次訪華是利用國會開會的間隙，因此各項行程都將安排得十分緊湊，但去曲阜參觀是福田的夙願，因此相信中國外交部門會見縫插針地盡量滿足福田的要求。
日本《朝日新聞》評論稱，曲阜是孔子的故鄉，也是儒教的聖地，孔廟更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儒教對日本文化產生過巨大的影響，福田首相希望通過訪問曲阜，表達今後加強日中文化交流的意願。
中國古代文化對日本影響很深，儒教等經典著作很早就傳到了日本，對日本特有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學校均教授四書五經，日本知識界更以對四書五經的瞭解程度作為判斷學者水平高低的標準。儒教的忠孝仁義之道、重視社會秩序等被日本社會吸收。即便是現在，日本社會也依然維持著等級森嚴的上下級體系。
今天，在每家稍有規模的日本書店裡隨意瀏覽，總能找到介紹中國古典文化的書籍。一些比較難理解的中國古籍，還會專門配有讀音和註釋，以便普通日本讀者閱讀。日本學者也很以他們在儒學界的研究成果自豪，有日本儒學家甚至很不謙虛地表示：儒教發源在中國，而研究則要看日本。
日本皇室小公主愛子
皇室公主用四書五經起名
《世界新聞報》特約記者兩年前曾與安倍內閣時期的副官房長官的場順三有過一面之交，的場表示，他對四書五經做過深入研究，日本皇室小公主愛子的名字就是他和其他幾位學者根據四書五經起的。的場說，在愛子出生以前，他和幾位中國專家就專門重新研讀了一些書籍，從中擬定了若干個名字供皇室選擇。「愛子」典出自《孟子》的「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最終皇室選擇「愛子」這一名字，就是希望小公主做一個「愛人者」。的場很驕傲地表示，自己對很多中國典籍都非常熟悉。當時在場有很多中國人，的場非常富於挑戰意味地說：「所有在場的中國人都不會比我讀的中國典籍更多，而且大家對於儒學的知識也一定沒我豐富。」
不光愛子小公主，所有日本皇室的名字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儒學經典的影子。1382年後，日本皇室男子名字中總帶有一個「仁」字。現在的天皇叫明仁，皇太子叫德仁，而去年新出生的小皇孫則叫悠仁。「仁」是儒學的核心價值，更是儒家認為君主治國的最重要的品性。作為天皇合法性象徵的三種神器——八咫鏡、草雉劍和八阪瓊曲玉，在儒學傳入日本後也有了新的解釋：八咫鏡代表智慧、草雉劍代表勇氣、八阪瓊曲玉則代表了「仁」。
評論日本學到儒學本質了嗎
公元283年，中國人王仁到日本，向鬼道稚郎子進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這是可考的儒學傳入日本的最早記錄。此後，儒學對日本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儒學在日本，一開始是貴族專利，後來慢慢走向民間，到17世紀的德川幕府時代，朱子學成為幕府的「國學」，盛極一時。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廢黜百家，獨尊國家神道，儒學在形式上趨於沒落。
在儒學五大要義「仁義禮智信」中，日本人學得最好的應該是「禮」：在東京地鐵，無論多擠，等車的乘客都會自動排成兩列，等待車內乘客下完車後再依次進入。在日本街頭，只要是紅燈，就算路上沒車，也絕少有人會闖……
不過，日本在接受儒學文化時，並非連貫整體攝入，而是支離破碎地吸收，日本的儒學與中國的儒學在形式上相似，但在具體內容方面則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人的思維特點是重感性、重經驗，而不擅長抽像思維。因此在吸收儒學思想時，往往不能接觸到儒學的精髓。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曾說，在中國儒學中，「仁」被視為凌駕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徹底地排斥於日本倫理體系之外；在中國儒學中，「忠」是有條件的，而在日本，對主君的「忠」則是對天皇無條件的遵從。
中國儒學講究「內聖外王」，認為「仁」是「禮」的內在基礎，而日本在接受中國儒學的時候，割裂了兩者的內在聯繫。在許多問題上，日本人停留於「禮」的表面。
日本國內極少有器官捐獻，器官移植幾乎只在親屬間進行。日本學者佐籐直樹在其著作中曾提到，一家日本化工廠爆炸後，在救援隊到來之前，親屬及時趕到的人都能得到及時救助，而親屬未能趕到的傷者則被扔在一旁。外國人很難理解，在日本社會彬彬有禮的背後，由於缺乏「仁」，人際關係會如此冷漠。
對於中日關係而言，其實需要的也是從「禮」到「仁」的這一步。互相之間相敬如賓固然重要，而在許多共同利益上，互相體諒，互相合作，實現真正的「仁」，或許這才是中日關係發展的正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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