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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專訊】2003年的7月，香港的氣溫很高，一直持續在30度以上，酪熱難當。與此同時，香港的政治氣溫也很向，政治事件接二連三地出現，整個政局明顯動盪。在7月的第一天，爆發了有50萬人參加的大遊行，反對有關國家安全的「23條立法」；7月9日又有5八人在立法會周圍舉行集會，要求「還歧十民」；7月13日，再有2萬多人舉行民主集會，要求普選特區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部議席。出現如此大規模和密集的遊行與集會，在香港特區的歷史上邊是第一次，這個僅震動了香港，也震動了中國内地，並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同時，也使特區政府面臨成立以來最為嚴峻的考驗。這場政治風潮不僅對香港的政治發展，而且對香港的歷史，都有著巨大而深刻的影響。有人甚至將這次風潮稱為「七月政潮」，認為這是香港政治發展的轉折點。
在這場「七月風潮」中，「七—」遊行是主要內容，構成了這次風潮的主體，其他兩次集會，不過是「七一」遊行的餘波而已。
這次大遊行，是由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整個遊行以港島東部的維多利亞公園為起點，沿著軒尼詩道往西走到位於中環的特區政府聯合總部，途經著名購物區銅鑼灣、灣仔、金鐘和中環。遊行隊伍構成了一條巨大的長龍，隊伍的「龍尾」直到晚19時才抵達政府總部。整個遊行活動前後長達6個小時，從白天走到黑夜，最終平和地結束。對於參加這次遊行的人數，各方說法不一。警方宣佈的遊行人數為35萬人，但也有人分析道，如果加上沿途加入的人數，整個遊行共有70萬至80萬人參與。社會上比較一致和媒體中比較集中的說法是有50萬人參加了遊行。參加這次遊行的，絕大多數是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
遊行隊伍最初高喊「反對二十三條」、「董建華下台」、「還政於民」等口導，入夜之後則加入要求財政司長梁錦松(涉施加稅前買車)和衛生福利及食物局長揚水強(被認為對SARS疫情反應遲緩)下台的口號。從總體亡看，市民在遊行中主要要求擱置23條立法，要求董建華為6年施政成績負責而下台、讓港人直接選舉行政長宮和立法會議員．以及要求涉及加稅前買車風波的財政司長梁錦松、對SARS疫情防疫遲緩的衛生福利及食物局長楊永強下台。
50萬人上街大遊行後，立法會內民主派的22名議員聯署要求擱置23條立法，而親政府的民建聯主席曾鑷成也向行政長官董建華建議作出一些「讓步」，以釋除公眾疑慮。原來一直支持特區政府進行23條立法的自由黨則明顯地改變了態度。7月4日，自由黨黨魁田北俊在香港召開緊急記者會宣佈說，該黨仍支持23條立法，不過，建議港府將二讀時間押至不遲於當年12月17日。在立法會中擁有8個席位的自由黨突然改變態度，使得政府已沒有把握在7月9日的立法會上取得足夠票數通過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雖然形勢驟然變化，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仍然堅持將《國家安全條例》如期提交定於7月9日舉行的立法會進行二讀和三讀，只表不要對這個條例草案進行修改。7月5日中午，行政長官董建華召開記者會，宣佈港府將對草案中最後的、最具爭議性的、最受關注的三項條文進行重大修改：(1)不追究香港組織是否從屬於受中央政府禁止的中國內地組織；(2)加入「公眾利益」，作為公眾人士（尤其傳媒界）對有關非法拉沼官方機密指控的抗辨理由，以加強保障公眾利益；(3)取消警方沒有事先取得法庭手令就可人屋調查的權力。董建華重申，港府依據《基本法》第23條規定制定《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充分吸納了市民的各種意見和建議，並作出了多項澄清及51項修訂。這項草案不單比其他普通法地區的類似法例寬鬆，在很多方面比現行法例更加宛松。他指出：「我們也了解到，當前社會上對條例草案的修訂仍有憂慮及有意見」，主要是集中在三項條文方面。他說，港府行政會議在過去兩天召開了三次特別會議，決定作出以上修改。
對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所作的三點讓步，香港媒體紛紛表示歡迎，但卻仍然認為當局庇延遲立法，讓民眾有時間冷靜下來。然而，形勢並沒有因此而有所轉變。吏加嚴峻的考驗又接因而至。發起這次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繼續號召市民於7月9日立法會開會辯論時舉行集會，反對國家安全立法。7月6日晚，自由黨開會決定要求立法會押後二讀《國安條例草案》；作為行政會議成員、特區立法會議員的自由黨主席田北俊，突然宣布立即辭去行政會議成員的職務，並要求把立法工作延展到12月。自由黨在發表的聲明中說，基於維護國家安全的理由，它重申文持草案的立法工作，但應該將立法的時間推後。自由黨態度的這一突
然轉變，對堅持要在7月9日如期立法的董建華來說，無疑是當財政司長梁錦松和保安局長葉劉淑儀的辭職。不過，這兩項決定是分別宣佈的：7時7分，董建華發表書面聲明，宣佈接受直接負責這次園家安全立法工作的葉劉淑儀辭職；接著在9時30分發表另一項書面聲明，宣市接受有「偷步買車」之嫌的梁錦松辭職。這是董建華自zo02年引進主要官員「問責制」以來，首次接受政府高官下台。當晚，特區政府同時宣佈，董建華將於7月19日前往北京述職，並向中央政府領導人報告最新發展情況。至此，「七月風潮」告一段落。
從「七一」遊行和隨後的兩次集會來看，香港市民表達的訴求有相當一部分都是政治性的：一是反對23條立法；二是表達對特區政府施政的不滿；三是要求2007／2008年直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但是，參與遊行和集會的多數市民，未必全然是針對爭議件很大的23條文法條款，更多的是一種對持續疲軟是看不到轉型前景的經濟形勢感到失望，以及對政府施政無力無能的不滿情緒的宣洩。
促成這次風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絕不止於政治的方面。這次遊行足內多種因素促成的，或者說，是在一個持定背景下由多種原因導致的一次大規模的利益表達。導致這次風潮的原因，首先在經濟介面。經濟方面的因素．小是導致這次風潮的最深刻的原出，也就是說，政治問題是由經濟問題引起的。香港的經濟，在回歸前便存在嚴重的結構件缺陷，存在大量的經濟泡沫。香港回歸后，在多重外圍因素的作用下，經濟轉型步履維艱，經濟形勢每況愈下，市民收入急速下降，財富縮水，失業率持續攀升，「非典」的過程中又出現疏漏，未能及時有效地控制疫情。市民「負資產階級」與日俱增，不期而遇的「非典」更使香港的經濟形勢雪上加霜，從而在市民中形成了經濟恐慌心理，對政府的怨憤不斷增加。其次特區政府在施政的過程中、也存在著問題，不僅面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一籌莫展，而且失誤頗多，在抗擊對政府的失望情緒在不斷增加。特區政府在這樣的形勢下出台國家安全立法，加劇了市民的心理壓力。在這樣的條件下，一些組織在各種內外因素的影響下發起遊行的號召，便迅速引用了市民的怨氣，導致了「七月風潮」。（文匯網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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