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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專訊】港英政府的代議制改革的提出，與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有著不對分割的聯繫。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在1983年八九月間陷入僵局。經過雙方的努力，談判在中斷了50天後再度恢復。此時，英國已經同意中國在1997年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因此，中英談判進入具體討論英國如何歸還香港以及中國準備在1997年後在香港實施什麼政策的問題了。在這樣的形勢下，英國一方面利用當時嚴重的經濟危機的形勢，打「民意牌」、「經濟牌」，向中國施壓；另一方面則加快了對香港政制進行改造的步伐。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傑佛裡·豪(Geoffrey Howe)1984年4月20日在香港發表的一番關於「香港政府將會繼續朝著代議政制的路向發展」的談話，表明了英國政府將在1997年以前改變香港政制的決心。隨後，港府民政司黎敦義(Dennis Bray)在5月l6日於立法局會議上發表的《政府進一步發展地方行政制度的計劃》中就明確提出：「現在我們既然已擬定進行區域性及地區性改革的辦法，便可以進一步研究如何去推行一個更具代議性質的政府制度。」至此，港英政府將在香港政府層面進行代議制改革的態度已經昭然若揭了。
1983年底，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的恢復是以英國政府放棄以「主權換治權」的主張為前提的。談判恢復以後，英國政府對1997年後繼續統治香港已不抱任何希望。在1997年從香港撤退已成定局的情況下，英國在香港實行非殖民他的態度也變得更加堅決了。現在，對於英國政府來說，對香港實行非殖民化已經不再是一種設想而是一種堅定不移的政策了，並且希望通過這樣的非殖民化實現從香港的「光榮撤退」。對香港政制實行代議制改造，無疑是這種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香港市民的政治熱情隨著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的進展而不斷升溫。如果說，在香港問題剛剛出現的時候，香港市民對此還没有清楚的認識的話，那麼，1982年英國首相撤切爾夫人到北京與中國就香港問題進行會談以後，香港市民對香港問題的嚴肅性已經有了清楚的認識。此後，隨著談判進程而出現的經濟波動則將香港人的切身利益與香港問題必然地聯繫起來了。于是乎香港市民的政治熱情迅速高漲，並與由地方行政改革進一步推動的政治參勺緊密相連。在此過程中，部分市民對英國的留戀和對香港回歸後前途的懷疑態度，以及對加快推進民主政治的要求同時存在並相互影響。在港英政府看來，這無疑是推行代議政制的最好時機。
在港英政府看來，當時的經濟形勢也是可資利用的。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陷入僵局的時候，香港的經濟形勢也變得相當嚴峻。美元和黃金價格暴升，港元大跌。1983年9月24日，港幣兑美元的匯率下跌8％，出現市場搶購風潮，外商則拒收港幣。事實上，當時的經濟危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當時匯豐銀行的一份月報表明：當時的香港經濟之所以衰退得這樣嚴重，港元下跌那麼多，其中世界經濟危機因素占30％以上，香港經濟不協調、不健全，需要調整，占40％以上；至於受1997年信心危機的影響僅佔16％。但是，在港英政府看來，這樣的形勢是可以利用的。因此，便訂「經濟牌」和「民意牌」來壓中國。推行代議政制，便是其「民意牌」的重要內容。
再者，雖然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尚在進行當中，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中英聯合聲明》中的一些觀點，已經開始流傳。不過，當時對香港回歸後和《中英聯合聲明》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等重要命題，還缺乏准確的界定，這就為從不向立場出發進行各取所需的解釋提供了可能。港英政府也充分利用了這一點、把直接選舉立法局議員解釋為是與香港問歸後特區政制接軌的一種做法。
密爾說過：「一個完善政府的理想類型一定是代議制政府」，「代議制政體就是，全體人民或一部分人民通過由他們定期選舉出的代表行使最後的控制權」。代議制的基本特徵便是，由通過普選產生的議員組成議會，由議會代表民意行使國家權力。港英政府推行的所謂代議制，無論是早先在地方行政模式中搞的區議會選舉，還是後來實行的立法局宜選，都不是真不意義上的代議制，而只是具有某些代議制色彩的政制改革。事實上，在殖民地政治中，是不可能有真正意義的代議制的。港英政府的所謂代議制改革，其目的並不是真正要讓人民掌握權力，而是為了實現其在對香港的殖民統治結束後繼續控制香港的目的，甚至是將其作為與中國博奕過程中所打的「民意牌」的一種方式而已。
不論是從代議制的本原意義來看，還是從港英政府推行的代議制來看，代議政制都是對港英傳統政制的基本架構的督定，至少是與傳統政制相互矛盾的。只有通過對原有政治架構的重大改造，才有可能使代議制在香港的政治生活中變成直接的現實。也就是說，推行代議制，不論是涉及的工程量還是可能遇到的政治風險，都是相當大的。（文匯網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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