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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南海爭端的主要當事方及受害方，中國已無法用「擱置爭議」這樣的道德寬厚迴避主權及領土不斷受到侵蝕的事實。 【文匯網訊】瞭望新聞周刊近日載文：突破構建地區新秩序的觀念陷阱，作者吳白乙，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文章談到，作為南海爭端的主要當事方及受害方，中國已無法用「擱置爭議」這樣的道德寬厚迴避主權及領土不斷受到侵蝕的事實，也無法再以中越北部灣劃界談判那樣的忍讓繼續尋求消極的周邊安寧。
當今南海問題的複雜性、危險性以及對中國安全全局的關聯性陡然上升，這是冷戰結束近20年來前所未有的一大變化。
首先，從大國關係的歷史規律來看，守成的一方總是用消極的、晦暗的心態對待新興的一方，總要利用後者崛起過程中自身的和環境的矛盾來盡量「對沖」它所帶來的挑戰。
其次，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來看，面對複雜的東亞地區安全趨勢，自由主義、建構主義關於經濟上相互依存、制度上相互磨合的解釋力顯然是不足的，倒是現實主義所關注的權力之爭成為常談常新的話題。2010年1月1日起，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啟動。隨著零關稅時代的到來，人們曾樂觀地預見，隨著貿易最惠國待遇、投資國民待遇所帶來的便利，一個涵蓋19億人口、6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4.5萬億美元貿易額的次區域共同市場將最終形成，從而有助於推動新的身份認同和舊的地緣政治矛盾的化解。而今，現實再一次教育人們，經濟的相互依存並不一定直接推動和改善國家間政治、安全上的互信，「經熱政冷」可以成為一種不正常的國際關係常態。
再者，從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國內學術界一度對「和平崛起」可行性的熱議是否缺少當代學理基礎，大可借此來反思和商榷。未來中國要實現再度復興的時間和空間，畢竟是在西方主導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發展觀念、現代化標準以及法律基礎數百年之後，並且還將處於信息化和草根政治大有超越傳統國家管理能量之勢的空前不確定的新時代，因而要以完整的儒家文明(即超民族國家和泛文化的「義理」)來不斷回應源自歐洲科學主義的國家「叢林法則」的現實拷問，終究有「水土不服」、「海市蜃樓」之虞。在南海問題上，中國一直遵循鄧小平所倡導的「擱置爭議，維護現狀」的原則，與東盟和有關鄰國達成過多項正式共識乃至具有一定國際法約束力的共同行為準則，講「義理」的工作可謂做到了極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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