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作家托爾斯泰曾說，「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也可以套用成「穩定的國家都是穩定的，不穩的國家各有各的亂法」。在經濟繁榮的時候，政府的工作比較輕鬆，各國的區別也不大。但在經濟衰退、社會問題頻發的時候，如何讓國家有節奏有秩序地衰落，並為將來的復興留下餘地，會對政府提出真正的考驗。對美國來說，現在就是這樣一個悲觀時期。長達十年的反恐戰爭、至今也未過去的經濟危機、新興市場國家的擠壓、下一個增長點的遲遲不出現，都讓美國面臨危機邊緣的窘境。
對於危機，美國人有行之有效的最好維穩辦法，那就是民主。在危機面前，民主的優點不在於選賢與能，也不在於監督和制衡，而在於可以以最低的代價重組，讓有強烈求穩意願的實力派上台搞改革。在台上的實力派可以得到更多權力，但同時也承擔更多義務，最終自然要去恢復整個社會的秩序，而他們掌握的經濟和政治資源就自動為國家所用。
歷史上，美國經濟和政治曾多次崩潰，但成熟有效的民主制度卻可以迅速重建一切，快得讓人甚至察覺不到崩潰已經發生。因為崩潰的成本太低，在缺乏外部挑戰者的時候，美國甚至可以習慣性地崩潰，借崩潰來重組債務，改革金融，輕裝上陣。
儘管中國在古代也以超穩定的、被推翻後能自動重建的社會結構著稱於世，但現政府的維穩思路卻完全不同。中國擁有世界上很少見的純粹由公務員組成的政府，他們在危機中會不遺餘力地加強自身的力量，直面和試圖解決所有問題。由於特殊的歷史和組織原因，政府權力的擴充留有極大的餘地。如果經濟危機繼續加劇，而決策者又相信這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現象，那麼他們甚至可以實施全方位的「國進民退」，短時間內壓制一切資本。這將讓整個國家穿越時空，回到計劃經濟為主的20世紀90年代、甚至80年代去。
在「冷戰」結束之後，世界上已經極少有人相信計劃經濟能與市場經濟抗衡，中國人更不信。生產的低效、科技進步的緩慢，甚至生活的無聊，都是計劃經濟的死穴，就連最左的左派也很少有人情願過那樣的日子。如果現在中國實行全方位的國進民退，結果必然是企業家紛紛移民國外，產業升級陷入停滯，經濟增速放緩到零。最終的結果，將是中國像蘇聯一樣，投入殺雞取卵的惡性軍備競賽，然後毫無懸念地被美國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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