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總理溫家寶首次提出香港要解決好「深層次矛盾」，6年過去，香港「深層次矛盾」仍然存在，下一屆特首可以怎樣化解這些矛盾呢？梁振英認為，香港最大的「深層次矛盾」就是貧窮問題，貧窮問題是香港很多其他問題的根源。
「香港的貧窮問題比較特殊，我們的問題不僅是差距拉大，更加重要的是收入最低的30%市民的收入下跌。並非廣東人說的那句『人比人、比死人』， 而是自己比自己一年不如一年」，梁振英分析說。
他指出，香港的貧窮問題是喇叭形的：上層的收入增加得很快，下層的不是追不上，而是下跌，而且不是少數人的收入下跌。1996年和2006年香港分別進行了兩次中期人口普查，比較兩次的統計數字，發現在370萬工作人口當中，高收入的人收入增加得相當快，而下面30%的人（110萬工作人口）收入下跌。如果算上這110萬人口的家人，就是二、三百萬人，是一個相當大的社群。然而，這10年裏，香港的人均GDP實質增長34%。也就是說，香港整體社會發展起來了，但是後面留下了很多人，造成經濟發展利益不一致。
他說，「我認為，一個社會經濟發展利益一致，是很重要的。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不一定、也不應該平均分配，但也不應做到分配不一致，這種不一致造成很大矛盾，所以說這是香港社會一切矛盾的根源。」
他相信，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反對社會繼續發展，包括一些大型基建項目的發展，是因為他們從社會發展當中，看不到自己得到好處。去年特區政府向立法會申請要求撥款建設高鐵，很多年輕人包圍立法會表示反對。他發現部分年輕人有這樣的想法：他們知道高鐵對香港經濟有好處，但是他們認為社會基層（包括他們的父母）是不會受益的。在他們眼中，高鐵的建設讓建築商、地產商、工程師得益，而不是讓整體市民受益。因此，他認為，一定要做到發展的利益一致。
對於市民紛紛挑戰香港大型基建項目，用環保議題來提出司法復核，梁振英認為，其實司法復核還不僅僅是環保，可以把這個問題的層次提高到整個司法復核在整個社會決策過程（政府決策和民間的反應）之中的作用來看。他指出，香港的司法復核問題比較多，不知道是與香港的政治制度有關還是與法律制度有關。其實，法院也不太想去審理。大法官李國能在連續兩屆法律年度開幕禮上，也有提到法院不想扮演政治角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