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風險
岳經綸提醒說，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勞資雙方的協商談判，單純依靠政府勞動部門的強力介入，然後由資方單方面向政府部門同時也向工人作出承諾，作為主角的工人往往缺席集體協商，本該在勞資雙方之間擺上桌面的協商談判變成了企業與官方之間「討價還價」，如此一來，既給工人造成企業與政府部門「暗箱操作」的不良印象，也易在具體訴求上給資方「扯皮」的機會。
東莞冠利精密鐘錶廠廠方表示，廠方十分希望能和工人坐下來好好談一談，但工人不願意派代表，或者高喊「不要被代表」。
有工人對本刊記者解釋，工人之所以不願意派代表，還是擔心作為代表會遭到「報復」。參與停工的工人說，在停工的十多天裡，工人們除了步行去了一趟鎮政府，其他時間不是在廠區，就是在宿舍，除了不開工，什麼也沒幹。
近年不少案例表明，由於工人訴求散亂，沒有談判代表，勞資雙方難以展開有效的協商、溝通，停工往往持續時間久。久拖不決也容易引發事態升級，工人可能因平靜訴求得不到及時回應和滿足，而轉向採取過激的行動尋求解決。
懷揣著融入城市的夢想，中國新一代農民工平等意識和維權意識逐漸增強。廣州市總工會的調查顯示，45%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同工不同酬」是不公正待遇，27%的人希望參加「維權培訓」。近一半的人希望政府為他們「改善社會處境，提高社會地位」。
「從更深層面看，為外來工建立起以工作崗位為基礎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諸如子女上學和養老保障，給個人以『持續穩定工作，未來有保障』的盼頭，工人面對勞資衝突才會更加理性、謹慎。」岳經綸說。
目前，廣東已啟動勞資關係集體協商立法進程，岳經綸認為，以此建立起一套正常的工資增長和勞資爭議集體協商機制是當務之急。
制度環境改變尚待時日，東莞冠利精密鐘錶廠停工事件的後續影響亦仍未消散。
6月28日，廠方通告，此前停工期間不給工人計工資。是日下午，不滿的工人再度短暫停工。
6月29日，在當地政府部門人士的參與下，廠方解聘領頭停工的8位班組長。7月1日，又解聘另外13名參與停工的工人。
迄今為止，21名被解聘工人還在維權當中，但未獲得有關方面積極回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