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至一半以上
「只有「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更高的積極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讓「勞有所得」這一保障共同富裕的基本要素，變得更加實在
解構重慶在促進共同富裕上的邏輯關係，並非排他結構，而是希望建立起兩手抓、兩促進的共融關係。
人們一直糾結於「做蛋糕」與「分蛋糕」的先後之分。「做大蛋糕」無疑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和基礎，而另一方面，薄熙來則認為，一邊要把蛋糕做大，一邊要把蛋糕分好，某種程度上，只有「分好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更高的積極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
重慶提出，到2015年要將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確保職工工資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並且規定每年按上年全市城鎮經濟單位職工月平均工資的30%動態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勞有所得」這一保障共同富裕的基本要素，變得更加實在。
重慶主動爭取納入到國家個人所得稅試點行列，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依法足額徵收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在個人所得稅抵扣制度方面，目前全國只有重慶在2009年推出了市民購房可抵扣個稅的優惠政策。
重慶去年開始進行房產稅試點工作。薄熙來的搭檔、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告知，到今年底將有4000多萬元進賬。專家評說，房產稅政策實施後，增加了高檔住房購買者的持有成本，政府通過對佔有公共資源多的高收入者進行徵稅，並將稅款全部用於住房保障建設，起到了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對改變地方政府稅收結構、完善財稅體系具有作用。
「分好蛋糕」、促進共同富裕，當然不是「劫富濟貧」或者「限制富裕」，也不是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而是一方面繼續讓更多的人富裕起來，一方面更加關注低收入群體，此種願景能夠激發出更大的社會活力。黃奇帆說，在有關促進共同富裕的文件中，重慶明確提出，「公民合法財產不容侵犯，依法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的物權，充分保護個人合法財產，有效保護廣大群眾投資創富的積極性。」
就實現共同富裕的完整政策來說，前半句是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激勵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先富帶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這一政策的後半句，「先富」、「後富」、「共富」不應當是對立的。促進共富，意味著在「帶」字上可做的文章很多：讓中低收入人群分享到更多的發展成果，從而找到生存發展的支撐；讓不斷發展的工業化帶動農民；讓迅速城市化帶動農村；等等。
在讓源源不斷的人群跨入到創富行動中來，政府是可以作為的。
提出「縮小三大差距、促進共同富裕」量化指標的重慶主政者，還算過三筆「心賬」：
一則，現在三大差距已不小，維護社會穩定的成本比較高，與其亡羊補牢，不如未雨綢繆，把工作做在前頭；
二則，不管以何種形式為中低收入群體花錢和扶持落後地區發展，最後都會轉入消費，拉動內需，這個錢花得絕對不冤枉；
三則，只有發展成果全民共享，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全民的積極性，這是最根本的發展動力。
「縮小三個差距中，最難的就是貧富差距，共同富裕不是『均貧富』，更不是『劫富濟貧』，我們決策層反覆琢磨研究……」黃奇帆向記者坦言，半年多來他與市委書記薄熙來一直在思考調研，不斷地理清思路，推敲方案，「今天討論半小時，明天議一會兒，有時間就碰，最後思考成熟。」
「熙來書記提出探路縮小三大差距、促進共同富裕，是對科學發展觀的真正落實。」黃奇帆對《瞭望》記者說：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科學發展觀，要求以人為本、統籌兼顧的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讓發展成果惠及廣大人民群眾。「這幾年時間下來，我們覺得落實科學發展觀不能光喊幾個口號，一定要在模式上、發展戰略上動腦筋。」
他分析，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方式有三個層次：
一是轉變生產力結構，落後生產力轉為先進生產力，能耗高的轉為能耗低的，投入產出比低的轉成投入產出比高的；
二是轉變經濟拉動模式，由出口、投資拉動為主轉為消費、內需為主的發展方式；
三是發展理念的轉變，也是最高層次的轉變，即用發展結果來檢驗是否真正踐行了科學發展觀，「如果今後隨著經濟的發展，三大差距不再擴大，而是逐步縮小，那才是落實了科學發展觀」。
「作為一個內陸省級單位，重慶與沿海發達省份相比，更像中國的縮影。因此，它的探索也會更具有普遍意義：重慶可以做的事，其他大多數省份也一定可以做。」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紹光說。
沒有充分就業，就難有富裕之機。抓住這個要素就抓住了縮小貧富差距的敏感點
就業是民生之本，失業是最大的窮困。
一個硬指標寫進了重慶的規劃：到2015年失業率下降到3%左右，要成為全國就業最充分的地區之一。而在全國和諸多地方的目標中，這一數字一般為4%。
「有了工作，就有收入，就是在縮小貧富差距。」黃奇帆說。為實現3%的目標，重慶將增加150萬個工業崗位、180萬個服務業崗位。
創造330萬個就業崗位的「底氣」從哪裡來？首先來自於重慶近年來由傳統老工業基地向內陸開放高地的轉型發展。
重慶的決策者認為，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區域佈局由沿海向內陸延伸，在定位、體制、政策、區位等綜合要素的作用下，重慶完全有可能成為新一輪產業的重要承接地、西部的開放高地。
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國家級開放開發新區兩江新區，內陸最大的兩個保稅區兩路寸灘保稅港區和西永綜合保稅區等，相繼鋪開，先後形成20個百億級園區、一大批百億級企業，新興的電子信息產業、金融業，連同重慶的傳統產業優勢，共同構築起新產業高地。
2010年，重慶利用外資總量居中西部第一，增幅全國第一，全市實現外貿進出口額超過「十五」期間的總和。
去年重慶工業銷售值突破1萬億元。「5年後將達到2.5萬億元，按照一個工人平均100萬元的產值，大約可增加150萬個工業崗位。」在黃奇帆的算盤中，內陸地區金融高地、長江上游商貿物流中心和科技文化信息中心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以及社區家政、養老娛樂、消費服務等傳統生活服務業，大約可增加180萬個崗位。
而一項「微型企業」創業計劃，從去年8月份計劃推出到目前，不滿一年，便帶動22萬人就業。
15萬微型企業：以創業推創富
扶一把民眾創業，搭一個創富台階。「微型企業」是中低收入者自我創造、自主創業、增加財產性收入、縮小貧富差距的渠道
一項創業來帶就業、推創富的計劃，正在重慶悄然推進。
有關研究表明，現在貧富差距不僅是工資性收入差距，而主要是財產性收入差距，比如，擁有多套房產的人所聚集的財富就是中低收入者的數倍。
因此，重慶明確地提出「普遍增加中低收入群體財產性收入」，拓寬中低收入群體財產性收入的渠道，逐步實現財產性收入的大眾化。
「全民創業」是重慶選擇的第一個突破口，不論身份、不拘形式、不限規模，放手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動。
重慶的目標是，到2015年，企業總數要由目前的20萬個增加到50萬個，個體戶要由目前的70萬戶增加到150萬戶，「使重慶成為西部地區企業發展最有活力的地方，老百姓民間創富、創業最有活力的地方。」
扶一把民眾創業，搭一個創富台階。2010年，重慶市委、市政府將發展微型企業納入「民生十條」，希望探索一條以創業來帶動就業、激發社會活力的新路。
這一計劃的重點支持對像為大中專畢業生、下崗失業人員、返鄉農民工、「農轉非」人員、三峽庫區移民、殘疾人、城鄉退役士兵、文化創意人員、信息技術人員等群體。
對創業者而言，這是一個頗為誘人的計劃。個人投入10萬元創業資本金，即可獲得政府5萬元以下的補貼，政策貸款10萬元，總共便有25萬元的啟動資金，且經營期間還能獲得與資本金等額的稅收返還；企業再投入，財政就再補助、稅收就再返還，直到發展成為中小企業。如此算下來，相當於零成本創業。
「創業慾望不光是要給予精神上的鼓勵，而且在財務上給予實打實的支持，這樣，重慶就形成了一個非常活躍的創業潮。大學生們一搞這個，其實就把微型企業變成了風險投資的創業。背著書包進去，背著錢包出來，不是幻想」，一位重慶的領導這樣評價。
從去年8月份計劃推出到目前，不滿一年，重慶登記的微型企業已達2.9萬個，帶動22萬人就業。
「80後」女生胡音便是一位幸運的創業者。她是四川美術學院的畢業生，和其他滿懷夢想的年輕人一樣，一直想創業卻缺乏資金。去年9月，她創辦了一家僅有3人的文化傳播公司，獲得了5萬元財政資本金的補貼，領到了微型企業工商執照，成為一名文化企業的小老闆。
「大企業強國，小企業富民。『微型企業』是中小企業的搖籃，是中低收入者自我創造、自主創業、增加財產性收入、縮小貧富差距的渠道。」扶持微型企業的錢花得值不值？黃奇帆為《瞭望》記者算了筆賬：如果不在扶持創業上做文章，可能到現在就多了20萬人失業在家，政府一年要給每人補助約5000元，20萬人一年就要掏出10億元，肯定不如把這10億元一次性拿出來辦2萬個微型企業，不需要每年都掏錢，以後還會產生稅收，會帶動更多人就業，「這個事情其實就是用治病的錢用來強身健體，投入、產出都非常划得來。」
今年，重慶還將拿出9億元專項資金，發展3萬微型企業，到2015年爭取培育起15萬個微型企業。
公租房：百姓不做「房奴」也是增加收入
讓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於保障性住房的覆蓋之下。「住有所居」點燃走向富裕的希望
「長安居，大不易」。當這則關於白居易的文壇軼聞，成為現實生活中的尷尬，高房價對城市低收入群體的排斥和拒絕，已無需筆墨描摹。
如果，生活在城市最底層的人們，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在本就不高的生活水準與安居夢想之間獲得平衡，會帶給社會什麼就不言而喻了。
「我們是人民的政府，當然要為人民群眾把基本住房解決好。」薄熙來說。
重慶解開「住有所居」的鑰匙是提出了「市場＋保障」的雙軌制住房供應模式，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場、高端有約束」原則，3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將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於保障性住房的覆蓋之下。去年春天，重慶拋出這項龐大的民生住房計劃。
「政府建公租房，本來的『房奴』變成了被解放的消費者，一戶居民一年住房省一萬元，就可多消費一萬元」，黃奇帆這樣解讀公租房的增收賬。
公租房計劃在重慶的出台，恰逢房價在全國成為眾矢之的。
中國城市住房制度以上世紀90年代為分水嶺，之前主要實行公房配置，出現住房供應嚴重短缺。之後通過商品化、市場化改革，部分居民住房條件明顯改善，但房價過快上漲，導致相當部分中低收入群眾無力購房。
黃奇帆說，房產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雙重屬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場供給的「單軌制」都存在制度設計上的不足。他認為，住房供給體系的合理結構，應該是30%為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70%是市場主導的商品房。
重慶的公租房，約一半配租給農民工，此舉打消了農民進城後的一大隱憂；一到兩成配租給畢業不久的大中專學生；剩下三成左右配租給城市中低收入原住民；五年後可自願購買。
「打開大門，堵死後門。」重慶市公租房管理局局長郭唐勇形象概括了公租房申請的原則。
「打開大門」即申請不設戶口門檻，打破城鄉和市內外差別，只要是無住房者和住房困難戶均可申請，讓農民工、大中專畢業生、住房困難戶、包括外省來渝工作人員都能安居。因數量充足，供需基本平衡。前不久的一次搖號有2萬人參與，可提供的房源達1.5萬套。這樣的高滿足率，令公租房的保障功能不再因「一房難求」而陷入「僅供觀賞」的尷尬。
「堵死後門」即公租房永遠姓「公」，封閉運行。租金僅為市場價的一半左右，承租人住滿5年後可以成本價購買自住，但不得上市交易，確需轉讓的由政府以原價加銀行利息回購，使公租房始終在保障性住房系統內循環，避免因利益輸送引發腐敗。
已建成的小區，也打消了此前對公租房會否成為「貧民窟」的懷疑。《瞭望》記者在探訪首個公租房小區民心佳園時看到，這裡有運動場地、超市、水體、小學、幼兒園及中心景觀綠地，配套設施較為齊全，在主城區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樓盤，並由專業物業公司實施現代化管理。小區位於重慶市北部新區鴛鴦組團，距輕軌500米左右，交通方便。
對中低收入群體來說，公租房帶給他們的不單單是「住有所居」，還有對社會的信任和對未來走向富裕的希望。
只要孩子能成才，就有了希望
「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就業的不平等，就業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活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造成下一代不平等」
教育是國家的基石，教育公平是衡量社會公平的重要指標。「學有所教」，保證人生的初始公平，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備要素。
一般說來，決定個人的職業道路、事業發展進而影響個人收入最重要的因素是個人稟賦，而培養後天稟賦主要就依靠教育。教育的缺失，最嚴重的後果，將是貧困的代際傳遞。機會的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失去受教育的機會，幾乎就意味著喪失了社會競爭力，喪失了獲得發展、改變命運的可能。
從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起，國家便多次在有關規劃中提出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達到4%，但這一目標遲遲未能達成，被一再延宕。而近幾年重慶用在教育上的財政支出均達到GDP的4%。
薄熙來到任重慶後，提出他當「教育書記」，後來又讓黃奇帆當「教育市長」。這位「教育書記」說：「科學發展觀的四大要義裡，以人為本是核心，面向未來，提高人的素質就要抓教育。」「教育扶貧是解決貧困一條十分重要、行之有效的路，一個家庭再困難，只要孩子能成才，就有了希望。」
「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就業的不平等，就業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活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造成下一代不平等。」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說。
2010年，重慶制定《重慶市教育系統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方案》，決定在全市實施教育領域內的「改善民生十大計劃」，包括教育經費投入增長計劃，並向農村傾斜。
重慶市教委副主任鍾燕介紹，2012年，重慶下轄的40區縣義務教育可達到初步均衡，2020年將做到基本均衡。
重中之重，在130萬農村留守兒童。重慶是農民工重要輸出地，為了不讓孩子們輸在起跑線上，並解除外出務工者的後顧之憂，重慶市政府、學校、家庭、社會多方聯動，以求切實解決好農民外出務工帶來的農村留守兒童問題。2010年即新增農村寄宿制學校400所，建立針對留守兒童特點的培養模式，採取代理家長、親情室、托管中心等措施，讓重慶留守兒童健康茁壯成長。還新建115所中小學，基本解決城鎮學校「大班額」和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
黃奇帆對《瞭望》記者表示，包括教育在內，人一生之中有八件大事：「衣食住行」的生存需求，「教育、衛生、就業、養老」的發展需求，這些方面的公共服務要做到大體均衡、公平，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條基本原則。
公平要從起點出發。
關注留守兒童，只是重慶戮力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務的一個指標性事件，但其指向的，卻是事關縮小貧富差距成敗的大課題。
「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產生的坐標轉換，將是重慶縮小城鄉差距的重要基礎」
今年6月舉行的一次內部研討會上，《瞭望》記者聽到了黃奇帆與一位研究收入分配問題知名專家面對面的交流討論。
按照重慶提出的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目標，實際上要求「十二五」期間農民人均收入要保持連續5年每年增長18%，比城市居民收入增速快一倍。這位專家對此可行性上有擔心、有保留。
黃奇帆則信心滿滿。他解釋說，這個目標的實現有賴兩大「制度創新妙手」，首先就是「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所產生的統計坐標轉換，將是重慶縮小城鄉差距的重要基礎，這絕不亞於承包制對農村經濟的釋放作用」。
直轄之初，重慶常被民間輿論調侃為「農民直轄市」、「超級大縣城」。即使在直轄14年後的今天，3200多萬重慶人中仍有2080萬農村人口。
去年年初，重慶市宣佈實施一項極具震撼性的戶籍改革計劃：到2012年，讓300萬農民擁有城市戶口，用10年時間將重慶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由現在的27%提升到60%，新增城市人口1000萬。這是城鄉人口結構上一個歷史性的大翻轉。
當前，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為做大城市空間，一些城市有超常之舉，其間不乏「大躍進」之譏。
怎樣才是穩妥的、合理的城市化？一個核心標準是農民的自願與受益程度。
對此，重慶市推出了一項前所未有的傾斜機制：在農民獲得城市戶口後有一個過渡期，不僅享有城市的福利，還可保留農村的土地財產。如此一來，避免淪為生活無著的失地農民，而成為「有地市民」。
在中國，以戶籍為憑依，城市居民享有就業、住房、養老、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優於農民的待遇，按黃奇帆的說法，是為進城的農民穿上城市的「五件衣服」。與此相應，農村戶口也綁有「三件衣服」，即宅基地、林地、承包地。
農民是先「脫」了「衣服」再進城，還是同時「穿」和「脫」，或是先「穿」再「脫」？為善待農民，保護弱勢群體，重慶選擇了最後一種，設計了三到五年的過渡期，過渡期後仍自願選擇「穿」或「脫」。
重慶市農村土地交易所執行總裁黃茂軍告訴《瞭望》記者，截至目前，全市轉戶210多萬人，僅退出60畝宅基地，且多為廢棄之地。
《瞭望》記者在重慶最先建成的公租房小區民心佳園內採訪時看到，一個專門辦理轉戶業務的警務工作站前，進城和擬進城的農民聚攏了不少。向弱者傾斜的轉戶計劃，讓大量已在城市生活多年，卻享受不了市民待遇的農民工轉戶熱情空前高漲，全市平均每天轉戶達7000多人。
據重慶相關人士介紹，由於轉戶主力軍是已在城裡務工數年的農民工，因此落戶後的就業、生計一般不成問題，何況還有農村的退路可保。
黃奇帆計算著這一「妙手」在縮小城鄉差距棋局中的效應：按目前進度，5年內重慶會有500萬農民轉戶進城，全市農村人口從2000萬降低到1500萬左右，同樣是3400萬畝耕地，農村人均佔有資源量增多，勞動生產率相應提高，分母變小了，農民人均收入必然會上升；另一方面，城市增加500萬人口，分母變大了，在統計上就會將城市平均收入縮小一點。這一增一減，加上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目標高出城鎮居民6個百分點，「達成到2015年將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到2.5:1左右的目標，幾乎是可以確定的。」
「作為中國的縮影，今天的重慶正在為中國，也許是為世界做一項最偉大的試驗——讓五億中國農民住進為他們新建的城市。」這是大洋彼岸美國《國家》雜誌2010年一篇文章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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