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成為有產階層
城鄉差距一個重要原因是物質資本差別大。「有時候一項制度的推動，便可促成財富的爆發性增長」
「讓農民也有更多條件擁有財產性收入，從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正是黃奇帆與專家討論時拋出的另一個「奇招」。
「中國農民的收入一般分三大塊，勞動性收入、政府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前兩者都相對固定，增速一般為百分之幾。創造更多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在十七大方正式提出。對先富起來的中國人而已，財產性收入其實並不陌生，如通過辦企業、炒股等手段獲得的投資收益，近幾年房價的暴漲，亦為諸多投資客帶來不菲收穫。」
黃奇帆說，「對大多數農民而言，賴以生存的土地其實也是財產，但由於集體所有性質及相關制度安排，這一財產長期處於沉睡之中。」
據重慶市農委統計，2010年，重慶農民人均財產性收入僅佔人均純收入的1.7%，低於全國3.4%的平均水平。
「城鄉差距一個重要原因是物質資本差別大，農民沒有財產，他的土地是承包的，土地集體所有，宅基地集體所有，宅基地上蓋的房子沒有產權證，而城市居民，無論是有祖傳的房子，還是後來購買的房子，都有房產證，可以用於抵押或轉讓，於是就轉化成物質資本了。」北京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這樣分析。他說，農村必須進行產權的界定，讓農民擁有「三權三證」(承包土地使用權證、宅基地使用權證、農民住房產權證)，可以抵押、轉讓，這樣農民擁有的物質資本就能從無到有。
2007年年中，重慶與成都一併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重慶市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直接入股，激發不小反響。但這只是小試牛刀，更大的舉措還在後面。
2008年底，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掛牌成立，是為全國首家，在確保耕地一畝不減的前提下，根據國家城市建設用地占補平衡的規定，引導農民對廢棄的宅基地和荒地進行復墾，形成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即「地票」，利用級差地租原理進行交易，重慶市政府的初衷就是：既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又有效保護耕地，也為城市化提供空間。
2010年，重慶第一個在省級行政區全面開展農村土地確權頒證，將農村土地、林地、宅基地、房產的使用權與所有權進行量化，按照農民使用權占85%，集體所有權占15%的比例進行分配，完全抽像的土地財產，變成實實在在可以流通、抵押和變現的活財產。
《瞭望》記者瞭解到，在確定收益比例過程中，曾有「三七開」、「對半開」的提議，最終確定為85%：15%，是基於最大程度增加農民個體收益的考慮。
在此設計之下，假如一塊土地價值為10萬元，農民可質押出8.5萬元。即使破產，銀行拍賣的也只是8.5萬元的使用權，所有權還是在集體手中，並不突破現有的法律框架。
重慶市發改委副主任徐強對《瞭望》記者說，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是縮小三大差距的一個很重要手段，類似土地確權的制度變革。「有時候一項制度的推動，便可促成財富的爆發性增長。」
按黃奇帆的說法，「有了這個創新舉措，農民的資產一下就變活升值了。理論上全市農民已擁有了1萬億元的財產權。全市3000萬畝承包地，一畝地算一萬元，就是3000億元；6000萬畝林地，一畝地算5000元，總計3000億元；近400萬畝宅基地，按照『地票』目前均價15.5萬元／畝計算，總價值為6000億元左右。三項相加，再去掉集體所有權的15%，算在農民頭上的使用權財產就是1萬億元。」
現在的重慶，農村這「三權」是可以用作地方銀行貸款質押的，給了農戶解決融資難問題一條通路。
去年6月，渝東南石柱土家族自治縣的農民陳玉梅以自己的農房作抵押，從縣農商行貸款16萬元，規模發展肉兔養殖，僅半年時間就收入2萬多元。在石柱縣像陳玉梅這樣把「沉睡」的房產資源轉化為「活」資本，靠農房抵押貸款的農民已有200餘戶，其中有一戶獲得的貸款達37萬元。縣委書記盛婭農說，過去，農戶申請的貸款主要是農戶小額信用貸款，授信額度較小，最高才3萬元，只能滿足零星的生產需要。農房抵押貸款推出後，不但解決了農戶「貸款難」問題，也解決了銀行「難貸款」問題。
到2011年上半年，重慶已發放農民「三權」貸款餘額43億多元。
打造「有太陽、有月亮、有星星的城市群」
要做到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區域差距，主城和邊遠地區的人均財力相差就不能太大，「病有所醫」、「老有所養」標準才可能相對統一
展開重慶地圖，8.24萬平方公里的巴渝大地如同一隻展翅騰飛的鳳凰——以主城區為核心的1小時城市經濟區這「一圈」是「鳳頭」，渝東北和渝東南是「兩翼」。
「鳳凰」的翅膀十分沉重，以三峽庫區、民族山區為主的「兩翼」地區基礎條件差，發展速度慢，貧困人口多。大巴山腹地的城口縣到重慶主城區，幾年前開車還需要兩天時間，縣幹部到重慶開會先要坐車到四川省境內，再輾轉奔往重慶主城區。
雖然幅員面積比一些省還大，但由於直轄市體制，重慶沒有地市這級中間管理層，直接管理40個區縣。是故，區縣興，則重慶興；區縣強，則重慶強。離開了「兩翼」，重慶這只「鳳凰」就飛不起來。為此，按照主體功能區定位，以構建縣域內發展機制為著力點，重慶大力發展區縣城經濟，提升小城鎮聯接城鄉的能力。
針對欠發達地區財力不足的現實，重慶調整市級對區縣稅收分成比例，確保財力向「兩翼」區縣和貧困區縣傾斜，將區縣最低人均財力提高到10萬元以上，以求逐步將「一圈」與「兩翼」人均一般預算收入差距縮小到2.5:1。
重慶市財政局副局長何志明告訴《瞭望》記者，要做到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區域差距，主城和邊遠地區的人均財力相差就不能太大。他介紹，重慶市級對區縣的轉移支付以前為300多億元，現在已達700多億元，翻了一番。
轉移支付中，包括對31個遠郊區縣城每年3000萬元專項支持，加快配齊學校、圖書館、影劇院、體育館、商業街等「幾大件」，以使其具備區域性小中心功能。
同時，「一圈」城市還開展對「兩翼」的對口幫扶，每年按不低於本級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1%安排資金，重點用於受助區縣特色園區基礎設施、教育衛生設施、貧困村建設等。據介紹，今年對口幫扶實物量額度將突破4億元，「十二五」期間可望達到25億元以上。
重慶市國資委主任崔堅說，縮小「三大差距」要實現政府主導與市場推動相結合，過去一般通過財政、稅收等「輸血式」路子，幫扶不發達地區、農村及低收入、困難群體，最終因為財力不足而效果欠佳。這些年，重慶國有企業在推動縮小「三大差距」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市場化的積極探索。
比如，通過八大國有投資公司創新運作，推動了高速公路、高等級公路、水利等基礎設施向「兩翼」區縣的強力延伸和大幅完善；分兩輪安排各50億元融資提振「兩翼」區縣工業園區建設，幫助「兩翼」區縣夯實發展平台，同步推進人才、技術、產業配套，推動了「兩翼」工業經濟的發展。
分層次推進城市群建設是重慶縮小區域差距的一個重要戰略。根據重慶「十二五」規劃，重慶主城的目標是建設成為千平方公里、千萬人口的國家中心，將三峽庫區的萬州建設成為百萬人口規模的大城市，提速發展黔江、涪陵、江津、合川、永川等區域中心城市。
黃奇帆認為，這種有太陽、有月亮、有星星的城市群，大中小均衡合理，能夠形成良好的互動——千萬級人口的主城與5個百萬級人口的城市互動，5個百萬級人口城市又與20來個幾十萬人口級的城市互動，形成網絡輻射效應。
對「兩翼」區縣的農民來說，還有更為切身的幫扶。
「改住房、修公路、建水廠，生活條件大變樣；種蔬菜、喂土雞、牧牛羊，三年增收一萬元。」這是三峽庫區雲陽縣農民鄒道樹寫的一副對聯，描述的是重慶「兩翼萬元增收」工程給農民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
這項旨在讓「兩翼」農民脫貧致富的工程，以林權改革為動力激活山區的生產力，即通過發展林果、林下養殖、林業種植、森林旅遊等特色產業，以爭取到2012年，「兩翼」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09年的3900元增加到6400元，年均增長18%；農戶收入由2009年的1.5萬元增加到2.5萬元，戶均增加1萬元。
《瞭望》記者瞭解到，通過「三權」抵押貸款，加強市場建設，培育產業等綜合措施，去年重慶「兩翼」農民人均純收入4823元，增長23%，比「一圈」高出5.6個百分點。差距縮小趨勢已比較明朗化。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認為，縮小貧富差距，不僅是縮小收入差距的問題，而是讓人民群眾享受更加公平的醫療、教育、出行、環境等權利，讓每個人都更加公平地成長，保障公民尊嚴的平等和機會的平等。
而這樣的權利，意味著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而在城鄉之間、不同區域之間，這樣的均等化，仰賴標準差距的逐步縮小，最終達到統一。而在鄉村和相對落後地區，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的問題。
在重慶，政府正在努力推動醫療衛生資源向基層傾斜，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全部實現標準化，實行基本藥物零利潤銷售，逐步提高醫療保險住院費用報銷比例和支付限額。
同時，調整城鎮職工社會保險費基數上下限，擴大養老保險資金來源並實現全覆蓋，穩步提高社會保險待遇標準，完善城鄉社會救助體系，將城鄉低保標準差距縮小至1.5倍以內，建立低保標準自然增長機制和困難群眾生活補貼與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聯動機制。
在重慶，對低於農民人均純收入30%的農村人口還進行動態扶貧開發。放眼全國，這也算得上是率先而為。而在這樣的地方，一些社會組織和志願者針對困難群體的幫扶，也漸成氣候。
公平正義底線需要守衛
基於安全感、信賴感而產生的公平和正義，是底線的要求。捨此，則一切努力和探索將失去基本的前提
梳理重慶探路縮小三大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諸多關鍵詞之後，可以發現，其設計和努力，有著同一個取向，即通過制度安排，為全體社會成員努力提供公平正義的生存和發展環境。
這樣的底線，包括受教育權、工作權、財富權，包括發展的機會、創富的機會，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重慶，一個特殊的要素，常常會闖入人們視野：基於安全感、信賴感而產生的公平和正義。捨此，則一切努力和探索將失去基本的前提。
專門機關「打黑除惡」的努力，令市民安全感普遍增加。自2009年以來的專項行動，使一批黑惡勢力被摧毀，彰顯的是社會的公平正義。當年調查顯示，78%的市民認為安全感得到大幅提升，89%的市民認為社會治安明顯好轉。2010年，群眾安全感達到95.89%，創十年最高。與此同時，通過完善交巡警、校園警務等新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提升公共安全水平，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提供底線保障。
由於始終堅持「打黑」與反腐敗、打保護傘相結合，兩項工作同時部署、兩條戰線同時展開，查辦了一批職務犯罪案件，上百黑惡犯罪勢力的保護傘被查處，淨化著重慶的政務環境、司法執法環境。公眾對社會公平正義的信心明顯提升。
讓人民安心、安定的民心工程，要始終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才是全體人民足可長期信賴的守護。
對於勞動權益迫切需要保障的的務工者，法治的力量也伴隨左右。從2008年開始，重慶在街鎮、社區普遍建立起勞動保障監察舉報投訴站，以提高維護農民工權益的效率。
更大範圍的安全感，則來自「平安重慶」建設的推進。民間調解成功率、困難群眾法律援助面、群眾對執法隊伍的滿意度，等等，都以指標形式明確寫入相關考核體系。漸趨完善的政府部門、工會組織、企業代表共同參與的三方協調機制，正以新的角色，發揮出越來越多的作用。
如何縮小三大差距，面廣量大，頗費思量。重慶將破題的邏輯起點放在消解痛點、難點之上，有大規模就業崗位的設計，有調整收入分配體系的考量，有促進城鄉之間基礎設施、公共設施、要素流通的政策，有加快完善基本型、普惠性、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舉措，還有拓寬中低收入群體財產性收入渠道的規劃。
對於鮮活的實踐而言，任何總結和梳理，都是蒼白的；對於一個設計要素繁多的系統而言，媒體能夠捕捉的，永遠只是片段。
所幸，探路不止，外界的跟蹤和聚焦也不會停止。因為，重慶的探索，不僅有益於當下，也關乎未來。
正如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所言，重慶正處在一個經濟和社會加速發展的黃金期，這裡的3000多萬人民已形成了強大的政治認知和社會認知，10年乃至20年後再來看，就可以看出重慶創新的歷史意義，「希望重慶可以為全國提供經驗，甚至可以是一些教訓——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它們都將成為全國的財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