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重考驗在於如何與美在東南亞共處,進行良性戰略競爭。
二戰後,美已在東南亞經營多年,通過協約與泰國、菲律賓和大洋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兩國建立安全同盟。奧巴馬上台後,美又與印度等國建立特殊夥伴關係,擴展其在亞洲盟友夥伴維度。南海也是美艦隊從太平洋向波斯灣調動的重要通道,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美國不僅是東南亞各國制衡中國的重要工具,也為地區提供航道安全和人道主義救援等公共服務。因此,中國在南海問題上不可能避開美國,東南亞各國短期內也不會棄美選中。一方面,美不希望南海糾紛升級使其迫於國內政治壓力介入干預,從而惡化對其經濟復甦更為重要的中美關係。另一方面,美也不希望任由中國繼續在該地區擴張勢力,掌握該地區安全領域主導權,尤其是在該地區經濟上已高度棄美抱中的情況下。
基於以上考慮,美介入南海問題直接針對目標並非中國而是東盟。在中國與東盟建立自貿區後,東盟對華經濟依存度不斷升高。美希望借助南海贏得籌碼,與東盟加速推進跨太平洋戰略夥伴協定建設,即便不能奪回該地區的經濟主導權,也能從東盟未來的高速成長中分得一杯羹。美還希望借此對東盟各國施加影響,促其繼續民主轉型,成為美未來太平洋戰略佈局重要棋子。因此,中美在這些問題上並無直接衝突,但存在利益競爭。
中國若能成功應對上述考驗,南海問題將成為中國和平崛起有力例證。但若情況相反,南海爭端將耗費大量國力,消蝕中國國際聲譽,增強周邊反華情緒,該問題可能成為「長期麻煩」甚至是「大國陷阱」。因此,中國應該對現實情況抱有清醒認識,謹慎權衡長短利弊得失。既然已成為大國,就應有大國的氣度和方式。(作者:李崢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