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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後，發展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文匯網訊】據人民日報報道，GDP接近40萬億元，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人均GDP約44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已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然而，經濟快增、國力變強的背後，一個現實正在逼近：轉型中凸顯的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使跳出「貧困陷阱」的中國在「十二五」面臨一個新挑戰——「中等收入陷阱」。
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階段，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機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過坎的敏感期。這一階段，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發展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會不會深陷其中？中國能不能越過這道坎？
經濟風險——
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邊際效益不斷遞減，比較優勢正在弱化，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縱觀全球，一國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於經濟風險誘因，即經濟高增長方式不可持續，原有的增長機制失靈，最終中斷經濟起飛甚至出現倒退。
中國站上中等收入國家台階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土地、資源、能源、勞動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邊際效益不斷遞減，發展的比較優勢正在弱化，這很可能成為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誘因。
經濟增長是「雙刃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動參與國際產業分工，以勞動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資源價格便宜等比較優勢，積極吸引外資，面向國際市場，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快速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但也帶來代價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嚴重等問題。
——製造業大而不強，缺少核心競爭力。
我國三產比重過低，產業結構亟須優化。許多行業都集中在加工組裝領域，處於全球產業鏈低端。一些規模很大的加工廠，其實只是「生產車間」，在研發、技術、專利、標準制定和品牌、銷售、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往往是「人家說了算」。由於產業缺「芯」，自主創新能力弱，關鍵技術靠國外，大量產業利潤只能拱手讓給外方，造成沿海眾多加工製造企業「工廠大了，員工多了，工資卻漲不上去」。美國《財富》發佈的2011年世界500強企業榜單中，中國內地占61席，但製造企業占比低。
——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減弱。
近兩年，「用工荒」頻現於東南沿海，並向中西部擴散，農民工中的青壯年比例明顯下降，勞動力供求關係開始朝著「劉易斯拐點」發生全面性、趨勢性變化。隨著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正在減少，並影響到中國經貿的國際競爭力。
——過於倚重投資驅動，環境壓力增大。
我國近30多年走了一條典型的高強度投入、外延式發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長，各方面繃得太緊，直接帶來了資源透支、產能過剩、排放過量、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2010年中國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達32.5億噸標準煤，能耗強度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5倍。電力、鋼鐵、有色等8個行業單位產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
——需求結構不平衡，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
任何一個高收入國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導的「消費型社會」。而我國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收入主體結構中，天平不斷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政府和企業在獲得高收入增長的條件下，將較多資金用於投資。分配失衡制約著消費能力，居民消費較難擴大。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2001至2010年，我國投資率從36.5%升到48.6%，消費率則從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費率從45.3%降到33.8%，遠低於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於「金磚國家」的巴西、印度。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紛紛調整戰略，鼓勵增加高技術產品出口；越南、孟加拉等發展中國家利用比我更低廉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加快向美歐等市場輸出勞動密集型產品。過度依賴外需的中國經濟結構正遭受美歐的「壓」和新興經濟體的「擠」，傳統發展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加大了我國走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社會風險——
社會事業與經濟建設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民生改善明顯滯後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誘因是社會風險，即沒有實現經濟社會同步發展，導致一系列民生問題和社會矛盾，進而影響經濟增長，使發展大跌跟頭。
一些國家的教訓值得深思：在邁進中等收入階段後，就業、住房、社保等問題凸顯，社會負面因子不斷累積，發展一步步掉進「陷阱」而不能自拔。需要注意的是，我國社會正碰到類似的挑戰。近年來，由於社會事業與經濟建設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民生改善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百姓普遍感覺「國強民不富」、「幸福指數不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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