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後，發展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分配失衡，貧富差距拉大。
從全世界看，收入差距過大雖不是用來判斷是否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標誌，但它加劇了不平衡，導致的社會問題很可能引發一國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國家到上世紀90年代末的基尼係數仍高達0.6以上，佔其人口1%的富人擁有全部社會財富的逾50%，而20%的貧困家庭僅擁有2.5%的社會財富，這正是有的國家遲遲未能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一個原因。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2000年起，我國基尼係數越過0.4的警戒線，2006年曾達到0.49，之後雖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間收入差距的鴻溝加寬，「馬太效應」愈加明顯。財富向資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傾斜，普通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錢包」鼓得很慢，這種差距在通脹狀況下更顯分明。為求經濟增速一高再高，各項投入仍傾向於「物」而不是「人」，對民生的支出有限。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緒出現，社會矛盾觸點密、燃點低，群體性事件增多。
——城市發展貴族化，形成城鄉「新二元結構」。
眼下，中國大城市華燈璀璨、高樓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來越嚴重，房價高、就業難、看病貴以及教育、養老、生活環境、食品安全等問題突出，面臨「城市化陷阱」。
資料顯示，在西歐、北歐一些國家，政府財政的50%用於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支出；美國用於社保的政府財政也約占30%。在我國，財政用於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標準低、覆蓋面小，跟不上城市化進程，廣大農村的社保領域存在「制度空白」。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認為，我國城鎮化率是「虛高」，實際上仍有10%—12%住在城鎮的農民工及其家屬並未充分享受到城鎮的公共服務和社保。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說，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全國城鎮人口比例達49.6%，但如果以戶籍為標準，起碼有1億多生活在城裡的人沒有真正城市化，而是「被城市化」了。許多進城打工者實現了職業轉換、地域轉移，卻未能實現身份的轉變。一些農民多年在城裡打工，舉家進城卻扎不下根，城市內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即戶籍市民與無戶籍農民工。
——階層固化苗頭顯現，向上流動的路變窄。
中國社科院社會所發佈的研究報告稱，我國中間層只佔人口的23%，遠低於發達國家70%左右的比重。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體制內、體制外，戶籍、出身……不同標準給人們貼上不同的標籤，不同人群「被進入」不同的發展通道，人群結構「代際分化」，底、中、上的階層分野正在加劇。
「知識改變命運」，在近年的就業壓力面前，這句話被打上問號。昂貴的學費、「畢業即失業」等因素使一部分學生放棄高考，知名高校的貧困家庭學生特別是農村學生比例持續下降。窮家、農家孩子考上大學、畢業後找到理想工作，需要比其他同齡人更大的付出，卻不一定能有同樣的機會。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說，社會結構固化、人員流動性不足，阻礙了資源要素特別是「人」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動態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發展，長此以往，將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甚至增長停滯。
不補上社會建設「短腿」，不還清民生欠賬，不實現「國強民更富」，中國就很容易掉進「陷阱」，很難走好現代化的「後半程」。
正視風險——
我國發展中的失衡風險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難度更大
「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社會等多種風險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那麼，該怎樣看待我國面臨的相關風險？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分析，長期以來，在「加快發展」大思路下，我國沿襲「過度工業化、過度重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模式，映射到社會、政治和生態領域，就產生收入分配不公、城鄉分化、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腐敗滋生等種種問題，一定程度上與有些國家落入「陷阱」前的狀況相似，這是中國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對的難關。
但是，也應看到，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綜合國力大大增強，抗風險能力不斷提高，發展中的失衡風險仍然可防、可控——
與拉美等一些掉進「陷阱」的國家不同，我國政治安定、金融穩定，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具有較強的抵禦外部衝擊能力，中國經濟迎戰金融風暴的漂亮答卷就是又一印證；人才總量巨大，資本充足，發展的迴旋餘地大；「制度紅利」還有較大空間，城鎮化推進會形成新的「人口紅利」；工業化中期的後發優勢尚未完全釋放。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發展不平衡、市場潛力大的發展中大國，中國仍具備持續增長的基礎和條件。
從居民收入看，雖然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但各社會群體的收入水平絕對值普遍增加。國家近年接連出台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組合拳」，消費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長，超過GDP增速。未來5年，國內市場「蛋糕」會繼續做大，消費潛力將被進一步激發。有機構預測，到2015年，中國消費額佔全球比重將從2006年的5.4%上升到14.1%，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消費市場。
從產業結構看，傳統工業的產業集中、改造升級、並購重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前景看好，現代服務業有很大拓展空間。特別是目前中國企業研發投入增速明顯提高，一批重大項目在技術上「從跟跑到領跑」，自主創新能力有所加強，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從城市化看，「十二五」期間，我國城市化率將以每年增加0.8個百分點的速度加快推進，一系列建設會帶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城市人口規模增加帶來新的消費需求。人力資源素質提升較快，全國每年新畢業的大學生超過600萬人，相當於歐洲一些中等規模國家的總人口。勞動者素質走高可以抵消勞動力數量增速放緩對經濟的不利影響。
從社會建設看，蓋保障房、擴大就業、推動醫改、扶貧開發、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改善民生被擺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多的真金白銀投向普通居民包括困難群眾，社會事業的「短腿」正在變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判斷，就中國的增長形態而言，落入拉美、東歐一些國家那種「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現重大挫折或反覆。不過，在中國經濟增長「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後轉入新增長期的過程中，將會面臨特殊的矛盾和問題。
北京大學教授劉方棫認為，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後，中國有落入「陷阱」的風險，但「十二五」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若能抓住機遇，發揮優勢，統籌應對，是可以有所作為並避開「陷阱」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指出，對於「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有別國經驗可循，但絕無模本可複製，不能以其他國家的軌跡來推斷中國的發展走向。
當然，邁過「陷阱」殊為不易。從全世界看，一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是轉型的關鍵期。在這一階段，經濟、社會結構深刻變化，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經濟增長要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社會發展要由追求效率轉向追求公平。一些國家就是因為沒有完成好增長動力的轉換，加上對社會公平性重視不夠，導致經濟增長停滯，引發社會動盪，最終掉進了「陷阱」。近幾十年來，僅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少數經濟體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了向高收入國家的轉身。與這些國家相比，擁有13億多人口的中國由「中」到「高」比先前的由「低」到「中」難度更大、挑戰更多。
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