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本宣科型：事先準備好台詞，不分場合不分對像照本宣科。比如前不久央視連線抗洪前線，面對主持人關於決口有多大、群眾轉移情況的詢問，江西防總辦副主任平其俊充耳不聞，先後介紹了國家防總副總指揮、水利部部長、國家防總秘書長、水利部副部長、江西省防總副總指揮的重要指示。其間主持人兩次打斷、再三詢問，平其俊依舊對著事先準備好的稿件大念特念，可謂以不變應萬變。
自我辯護型：譬如前段時間鬧得轟轟烈烈的霸王洗髮水的「二惡烷」事件，發言人一直強調二惡烷是整個行業都存在的現象，並非「霸王」獨有。而實際上公眾所關心的只是對消費者構成何種危害，他們並不關心行業裡的種種「潛規則」。「霸王」的這種表態，忽視了對消費者權益的考慮，只是一味地撇清干係，難怪會一波不平一波又起。
報喜不報憂型：這是大多數單位的習慣做法。碰到自己需要宣傳的好事就大書特書，而記者一問起負面新聞就面露難色，推三阻四，冷若冰霜，甚至視媒體為大敵，抱怨記者嗅覺敏銳，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惱羞成怒型：當一名記者問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某省政協主席怎麼看待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時，這位委員先是說：「很遺憾，我對這個問題沒有研究。」在記者的追問下，他竟反問記者：「為什麼不公佈老百姓的財產?那些企業老闆的利潤為什麼不向工人公佈?」類似這樣的惱羞成怒如「你是哪個單位的」、「你在替誰說話」，我們也經常聽到。
感情錯位型：有的新聞發言人本末倒置，不以人為本，在重大傷亡現場不首先發佈人員的傷亡，而是誇誇其談救援人員的英勇行為。還有的發言人面對火災、礦難等重大事故時，喜形於色，大談由於領導重視措施得利，局面已得到基本控制，沒有表現出起碼的悲天憫人。
總之，越來越多的新聞發言人在發佈新聞時也成為新聞的製造者，他們的雷人雷語也被廣泛傳播。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童兵認為，在中國從事新聞發言人是需要勇氣與智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於2008年5月1日實行，許多地方都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但由於缺乏系統的培訓與實踐，新聞發言人大多如履薄冰。很多地方新聞發佈也只是形象工程，發言人名單和電話是公佈了，但並無後續，甚至新聞發言人成為了某些政府官員拒絕媒體採訪的盾牌。
2.今天的新聞發言人比過去更難當嗎?
有專家認為，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新聞發言人知道的永遠不會比網民更多。面對持有廣角鏡、放大鏡和顯微鏡的網民，一些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反而成了「信息弱勢群體」、「知情有限公司」。
史安斌並不這樣認為，「在歐美國家的政治體制中，政府新聞發言人往往被允許列席最高級別的決策會議，對相關信息和決策過程有著清晰和準確的把握。他們一般都具有豐富的媒體從業經驗，瞭解如何與媒體和公眾進行有效溝通。但在我國，新聞發言人往往被定為某個特定的官階或職位，他不一定能夠瞭解全面的信息。如果新聞發言人成為『信息弱勢群體』，看起來『不比網民瞭解的多』，主要是體制的束縛」。
童兵說，「雖然網民有各種渠道搜集信息，但網民掌握的信息與新聞發言人掌握的第一手的信息還是有區別的，政府本身就是最權威的信息來源，新聞發言人掌握的是內情，網絡的信息還需要辨別真假，而新聞發言人的信息應該是權威的。從信息的質量上看，他們不是弱勢群體。」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王君超認為，網絡確實使新聞發言人面臨極大挑戰，而且微博用戶通過互相「關注」、「轉發」、「目標推送」，可以實現「所有人面向所有人」傳播模式下的「協作傳播」，從而挖掘或逼近事實真相。在這種情況下，發言人如果不告知真相就會漏洞百出。
也有專家認為，發言人代表某一國家、集團、部門、企業的利益，他們的「腦袋並不完全長在自己的肩上」。王君超認為，這並不是說，發言人完全沒有自我發揮的空間。恰恰相反，發言人如果在每一場發佈會前，都能明確這樣一個觀點，即召開發佈會的目的不僅是「救火」，更重要的是滿足公眾的知情權，那麼，在確立「口徑」、發佈信息時就會實事求是，使發佈會取得較為理想的傳播效果，受到公眾的歡迎，這其實也是最大程度地維護了其所代表的部門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