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雅：我的印象是，建國初期，中美關係先後有幾次可能出現緩和，但都「陰差陽錯」地失去了機會。
章百家：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美國的對華政策確實出現了搖擺，但當時美國承認新中國的可能性其實很小。一個基本原因是，美國不可能在歐洲實行反共的遏制政策，而在亞洲卻與一個新生的共產黨政權妥協。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中國革命的任務就是要取得徹底的民族獨立，肅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因此，中共也不會謀求同美國妥協。
朝鮮停戰後，中國領導人最初的估計是國際局勢將趨於緩和。為此，中國採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動。周恩來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萬隆會議上都明確地向美國作出了緩和的姿態。1956年8月，毛澤東在審閱中共八大政治報告時專門加了一段話：「為了和平和建設的利益，我們願意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友好關係。我們相信，這一點總有一天會做到。」中美大使級會談開始後不久，中國政府宣佈取消不讓美國記者進入中國的禁令，又在大使級會談中就消除兩國的貿易障礙、促進人民往來和開展文化交流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和草案。然而，中國政府的這些努力，沒能得到美國政府的回應。
瑪雅：這樣說來，「一邊倒」格局的形成，不僅是新中國根據形勢所做的政策選擇的結果，也是外部世界對中國革命所作反應的結果？
章百家：是的，這種格局的形成是一種互動的結果。不過，我想補充說明，作為具有全局意義的大戰略，「一邊倒」的提出有著複雜而深刻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中共建政前後，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是，選擇什麼樣的對外戰略才能有利於新生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在這方面，民國初年中國外交所遭受的兩個重大挫折，給了中共領導人深刻的歷史鏡鑒。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在對外政策方面有兩個目標：一是爭取世界各主要國家對中華民國的承認；二是使各國逐步免除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這兩個努力都遭到了失敗。孫中山於1912年2月清帝宣佈退位後的第二天，辭去了大總統職位，讓位於被列強看中的袁世凱；中國在收回國家權利、廢除不平等條約方面遭受的挫折更為慘重，最突出的事件是1919年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
這些失敗給中國對外關係帶來兩個結果：一是經過十月革命建立的蘇聯日益成為對中國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二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逐步演化成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革命運動。中國革命者把自己的期望轉向俄國是毫不奇怪的。1919年，正當中國人為在巴黎和會上遭到的屈辱義憤填膺而又感到孤立無援之時，列寧領導的蘇維埃俄國表示，願意放棄沙皇政府同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儘管這些允諾後來並沒有兌現，但強烈的對比使中國人相信，蘇俄是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摯友。
新中國成立之時採取「一邊倒」方針，一方面，強烈地反映出中共要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告別百年屈辱歷史的決心。中共領導人認為，新中國要建立起新型的對外關係，就必須迅速割斷同舊中國屈辱外交的聯繫，肅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
從「一邊倒」到「反兩霸」
瑪雅：進入60年代，隨著中蘇矛盾不斷激化，中國外交從「一邊倒」進入「反兩霸」時期。這也是一種因應時局變化的戰略選擇？
章百家：與「一邊倒」不同，「反兩霸」並不是在對形勢作出冷靜清晰的判斷後作出的戰略選擇，而是在中美關係僵持、中蘇關係不斷惡化的過程中形成的，多少有些即興之作的成分。
瑪雅：為什麼這麼說？
章百家：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提出：「當前正處在世界革命的一個新時代」，世界形勢的總趨勢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10月，中國報刊公開呼籲：「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世界，一定要建立起來。」這種對形勢的分析以及據此提出的任務，今天看來幾近荒誕。
這個時期，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出現了重大偏差，主要是高估了美蘇合作的可能性，低估了美蘇之間的矛盾；高估了戰爭和革命的可能性，低估了世界和平發展的可能性。這種偏差致使中國的對外政策日趨激進，試圖在推進世界革命的進程中發揮主要作用，使中國完全以現存國際秩序挑戰者的恣態出現在世界舞台上。結果，作為中國外交政策基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削弱了，「革命不能輸出」的信條不再被認真遵守，對外援助也不再量力而行，國家在對外交往中的許多實際利益被棄之不顧。
然而，無論如何，中國領導人在這一時期為堅持獨立自主、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做的鬥爭都是必須加以肯定的。正是因為中國敢於同時與美蘇兩個大國對抗，才得以在冷戰的大環境下逐步成為世界舞台上一支完全獨立的力量。
瑪雅：從積極的方面看，可不可以說，這種獨立自主、不畏強權的國際形象和地位，為後來的外交和戰略調整奠定了基礎？
章百家：的確。70年代初期的外交和戰略調整，是中國第一次作為一支主要的國際力量積極參與調整，而不是被動地捲入其中。調整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緊迫的安全問題。經過50年代後期以來十餘年的發展，中、美、蘇三方的關係發生了變化，蘇聯取代美國，成為對中國最大的和直接的威脅。1969年的中蘇邊界衝突促使毛澤東、周恩來不得不重新思考外交和戰略問題。按照他們的佈置，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建議：利用美蘇矛盾，緩解中美矛盾，力圖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在尋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礎上，聯合美國，抗禦蘇聯霸權主義。
瑪雅：美國人說，是尼克松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很多中國人大概也這麼認為。事實上，打破中美關係僵局，中國並不是被動的。這是一個雙向選擇，雙方都有各自的利益需求。
章百家：1973年，毛澤東提出聯美抗蘇的「一條線」戰略；次年，又提出「三個世界」的思想。這是毛澤東生前提出的最後一個大戰略。這一外交政策的轉變具有廣泛而深遠的意義，中國外交活動的範圍從此擴展到整個國際舞台，而此前基本被局限在半個舞台上。這一轉變也具有深刻的國內政治意義，它與當時「左」的意識形態嚴重背離，是此後一系列國內政策轉變的先導。更重要的是，當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啟動之時，中國融入現代世界體系的進程也同時啟動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