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所以是不是可以說,那位後來成為俄羅斯總統並且把您從總統位子上「趕下來」的葉利欽——您對他的瞭解也是不夠的?
答:說到葉利欽,實際上早在他擔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現葉卡捷琳堡)書記的時候我就對他多少有所瞭解了……。他看上去是一位非常自信的人。當時我們想邀請他進入蘇共中央委員會,很多人勸我不要這樣做。後來他被選為莫斯科第一市委書記。我對此是表示支持的。他在工作中是一位精力充沛又果斷的人。但後來我才發現自己錯了。他極其熱愛權力,脾氣暴躁又愛慕虛榮——貪權的人。他常抱怨說自己被低估了,沒有受到重用。當初就應該把他送到某個拉丁美洲國家作大使,然後就讓他在那裡安靜的抽他的水煙!
問:對您的第三點指責是,您似乎低估了「民族問題」的嚴重性,這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答:這麼說是不對的。在我生活的國家,人們講225種不同的語言和方言,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我在高加索長大,但我從來沒有感覺到你所說的「民族問題」。
問:但是在第比利斯和維爾紐斯發生的軍事流血衝突,的確加速了這些國家的獨立進程——這些徵兆您一點都沒有發現嗎?答:是的,是的,我知道,我會聽完這些指責,這些話我大概已經聽過百萬次了。但是這一切的確都是背著我操作的。當然還有這樣的問題:你這個總書記是怎麼當的,竟然能對此一無所知?說到維爾紐斯——1991年的1月12日,當時的共和國進入了敏感時期,蘇共召開了會議。最後決定派代表團前往維爾紐斯。他們的任務就是找到政治解決途徑。但是在代表團到達維爾紐斯的前夜,那裡已經開始發生衝突,並且有人員傷亡。今天已經明瞭的是,那時在克格勃的領導層中有一股勢力,他們想要趕在代表團之前快速解決一切。而發生在第比利斯的情況和這相似。
問:當時您的政府在是否要採取強制措施上猶豫不決。
答:我當時始終堅持:應該嘗試通過對話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