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韓國《亞洲經濟》報道，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年均經濟增長率高達9.6%。同時，中國也出現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按世界銀行用國家統計局農村和城市的調查樣本所作的估計，中國的基尼係數1981年在0.36，1982年是0.28，但到了2001年則接近0.45。此後沒有比較權威的估計結果。目前這一係數被估計已經接近0.5，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中國確實已經成為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
其實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情況又複雜的國家，在市場經濟中人與人之間存在收入差距是必然的。按照庫茲涅茨的倒U形假說，一個國家在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經濟增長早期階段，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是不可避免的。但問題在於，是否這種差距的存在違背了市場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原則，從而阻礙經濟和社會的和諧發展。
中國的收入差距是多層次、結構性的問題。在一個典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下，中國收入差距的結構性問題可以分解為城鄉內部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是中國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體現和第一原因。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統計分析，上世紀80年代，城鄉收入差距在全國收入差距中所佔的比重大概是30%，到90年代上升至40%，2008年該比重仍保持42.4%。
作為衡量城鄉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指標，城鄉收入比在80年代中期為1.86，而2002年以來，中國城鄉收入比一直在3以上，並在2007~2009年期間擴大到3.3以上。2010年，農民收入增速13年來首次超過城鎮，城鄉收入比也從2009年的3.33下降到了3.23，但專家們預計今年該比例將擴大為3.26。在世界大部分國家，城鄉收入比一般在1.6以下，發達國家則在1.5左右，而中國的這一比例高達3以上，西部一些地區甚至超過了4，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堪稱世界之最。
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在很大層面上是由於中國過去實行的一系列不公平的政策和制度所造成的，包括城鄉分割制度，市場化改革以前的剪刀差價格政策等等。中國的戶籍制度讓農民無法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福利，包括醫療、教育、養老等等。農民即使進城打工，與城市居民還會形成兩個階層，收入差距仍然存在。公共投資也是將資源向城市傾斜，固定資產投資的87%集中在城市，導致了機會的不平等。
導致中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核心原因不僅在於懸殊的城鄉差距，更為重要的在於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有所拉大，並超過傳統的城鄉差距，成為拉動中國收入差距的第一主導力量。過去幾年，城鎮內部收入差距一直不斷擴大，其擴大幅度超過了農村，現在的基尼係數也已超過農村。
據測算，農村基尼係數在2003年達到高點之後開始回落，到2008年僅為0.305，比1996年的0.319降低了0.014。農村收入差距對中國整體收入差距的貢獻率也從1996年的32.3%下降到2008年的12.3%。這表明2003年採取的支持三農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然而，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卻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的進程加快而提速。2002年，城鎮內部收入差距對全國基尼係數的貢獻率為41.2%，開始超過城鄉收入差距對全國基尼係數的貢獻率，2008年該參數又攀升到45.3%，成為基尼係數不斷擴大的首要因素。同時，2004年起，城鎮基尼係數超過農村基尼係數，達到0.344，2008年仍為0.343。城鎮貧富差距已經大大超過了城鄉貧富差距和農村貧富差距。2010年，城鄉收入比達到3.23，而城鎮最高收入家庭（最高10%）與最低收入家庭（最低10%）的收入比高達8.6。
城鎮內部收入差距又可以分解為不同行業之間、不同性質企業之間、不同學歷之間、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之間的收入差距等等。在中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還未完全形成。現在勞動力市場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分割，存在著工資的扭曲、存在對農民工的歧視、存在對女性勞動力的歧視、存在著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存在著同工不同酬的現象。資本市場也不夠完善，還缺乏競爭性，從而使得很多中小企業難以得到相應的貸款。此外，某些特殊的行業（包括電力、通信、銀行、金融等行業）和特殊的企業掌握著壟斷性的權利和壟斷性的資源，從中獲得壟斷高額利潤，導致了資源價格的扭曲。而一些掌握著行政權力和稀缺資源的單位和個人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權力為自己謀私利，尋求在行政定價與市場價格之間巨額的政策租金，從而導致腐敗現象的蔓延。
總而言之，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的問題。要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不可能通過一項簡單的政策就能解決，需要比較完善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政策體系以及配套政策。相關政策可以涉及到幾個方面。
首先，完善初次分配政策，包括提高居民收入的增長率、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建立工資談判機制、提高農產品價格等等。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居民收入的增長率一直低於經濟增長速度，使得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越來越小。談到最低工資，按照國際標準，一般最低工資在社會平均工資的40%左右，而在中國，最低工資只佔社會平均工資的三分之一。此外，提高農產品價格不僅可以減小城鄉間差距，還可以減小農村內部差距。在過去30多年中，收入差距縮小時，往往是農產品價格上升時。
其次，完善收入再分配政策，包括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障體系。在其他很多國家，稅收基本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特別是個人所得稅，但中國的稅負並沒有起到很大作用，窮人負擔的稅率比富人還要高。因此，要改革個人所得稅，並增設財產稅和遺產稅，增加對低收入人群轉移支付的力度，特別是扶助農村貧困人口。要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設，加大扶貧力度，提高教育投入。
再其次，完善市場機制，打破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狀態，消除行業壟斷也將是縮小收入差距的關鍵所在。要增加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消除歧視，要提高市場競爭性，盡可能地縮小國家壟斷性行業的範圍，進而縮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
最後，根據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加快城市化進程和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在轉移農村人口的同時，要積極實行戶籍制度改革，並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力度。
另外，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才是硬道理，是縮減收入差距的最可行的辦法。當然，庫茲涅茨曲線轉折點的到來並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視。近年來，政府在調整最低工資、建設社會保障體系、支農等方面也做出了不少努力。
劉易斯轉折點和庫茲涅茨轉折點究竟離中國有多遠？5年？10年？ | 
